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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旭：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征时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秉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2022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全面、准确、系统、深入地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以平实精练的语言、严谨科学的结构、生动朴实的文风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展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实践、浸润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是我们系统学习、准确理解、深入研究和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思辨，渊源深厚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出发，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
以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为例，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些重要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虚拟经济的理论。《资本论》主张，金融脱离生产过程并不能创造价值，生产是金融的基础，金融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体经济的需要；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商业资本都是为产业资本服务的，借贷资本只有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痼疾，并认为应该从资本价值虚拟化的程度和资本的运动偏离生产过程的程度来考察。近年来，面对一度较为明显的“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现象，基于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不能就金融谈金融，更不能搞脱实向虚的过度衍生交易，要始终如一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摆正金融工作位置，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金融资产脱实向虚势头很快得到扭转，乱加杠杆、以钱炒钱活动得到有效遏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明显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要论断，直指西方资本主义的积弊。当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和金融霸权化的新转型时期，发展为“由金融股市的游戏规则占据绝对霸权、完全去人性化的无穷逐利体系”，“是一个越来越高度杠杆化、虚拟化的金融资本（股票）市场，是一个对扩增股值无限追求的超巨型体系”。股东至上（shareholder supremacy）的普遍管理规则，意味着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的股市来左右产业公司的行为和决策，后者作为历次金融危机之肇因已成为各国各界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就明确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波谲云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论断可谓振聋发聩、识卓见远。
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与金融共生共荣，呼应了亚当•斯密对于一国工商业过度金融化的警示：“当他们这样或者如以前一样‘依赖纸币做成的代达罗斯翅膀’（Daedalian wings of paper money）的时候，是不能做到完全的安全无忧的。” 1890年10月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当金融贸易发展到证券贸易后，金融就不仅受生产所支配，金融市场也会产生自己的危机，工业危机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作用。“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播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资金脱实向虚、实体经济金融化均不利于金融安全。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论断的另一方面，是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部署。一是完善金融体系制度建设，“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适应创新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逐步由目前的间接融资为主转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二是完善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特别是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为有效减少金融摩擦，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奠定基础。三是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制度，“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以良性竞争促进金融产品体系优化及金融服务质量提升。四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促进金融机构良性竞争，不断增强金融供给对金融需求的响应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所作的基于金融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生动凝练和高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丰富与发展，展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厚理论渊源、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特色。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追求真理的光辉智慧结晶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实践生成于特定的历史、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情境与视域，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回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经济并没有遵循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一种既有的经济理论，或是按照某一种既有的经济实践模式来设计改革路径，而是基于中国自身改革实践要求，突破诸如“华盛顿共识”“亨廷顿悖论”等迷雾，不断建构、优化、夯实能够切实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为依托，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拘泥于往往由源自西方的形式演绎所主导的理论框架，“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经济建设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能够更好地总结中国经济运行特征与运行逻辑，更好地阐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内在动力，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与诸如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交织重叠。即便仅就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展开讨论，技术进步这一重要变量也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因而，要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仅从纯粹的经济学视角出发，无异于管中窥豹。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观察，习近平经济思想从更为完整、更为宏阔的社会系统的视角观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在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两大方面展现了其体系严整、谋划全局的鲜明特征。
在理论体系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秉持交叉融合发展理念，按照研究对象的发展逻辑和研究问题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建构，基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快速结构转型、反贫困、长期稳定等经济现实，突破了纯粹经济学的藩篱，开辟了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领域。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方位，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一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鲜明主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基础，融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于一体的战略举措，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这一第一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这一主要着力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这一重要法宝，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要保障，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这一方法论，全方位、立体式地构筑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为出发点，以追求学术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为旨归，融合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内建构经济学学术思想体系，特别是根据“两个大局”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系列思想和理论，全面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时期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体系，全面创新和发展了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核心思想，建构了融合生动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系统性、学理性的理论体系架构。
在思想内涵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凸显政治经济学的本真价值理性及通向“美好生活”这一终极目的，将经济适用性、道德可取性和政治合理性贯通协调起来。
在经济适用性上，明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新发展阶段要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原则，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路径选择，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网络和信息、生态环境、疫情防控等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根本上回答了新时代、新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完整地勾勒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路线图。
在道德可取性上，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诺奖演说第VI节“良好经济：创新与包容”中提道：“一个道德上可接受的经济必须有足够的动力使工作广泛地吸引劳动者并有足够的回报；而且要有足够的正义，如果这种动力不足以产生这样的效果，那么，至少要确保上述过程惠及最广泛的人群。”这一“超越宏观经济理论家通常预期的严肃哲学探究”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目标，正是立足中国实践贯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伟大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并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时俱进地夯实了制度的道德可取性。
道德可取性的另一个鲜明例证体现在“环境”这样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习近平经济思想兼蓄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强调要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要解决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科技支撑不足问题，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等科技攻关，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近年来陆续设立的各类碳金融中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正是以经济手段为主，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形成对接市场，但又加入政策性因素的超越一般市场运行规律的投融资机制。
在政治合理性上，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因为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表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过多次重大风险考验，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经济金融安全，社会政治稳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发达经济体大肆推行财政金融刺激政策，引发了全球高通胀。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坚持“以我为主”，强调稳中求进，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精准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防止“大水漫灌”固化结构扭曲，不断强化经济持续增长动能，为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和良性循环赢得了先机主动和政策空间。正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这一“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才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在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坚持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有利于处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关系，在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同时，有效应对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的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和局部过度市场化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更加健全的公平竞争制度、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确保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行稳致远。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浸润于中华文化，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根本价值取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尚书•尧典》有云：“克俊明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习近平经济思想浸润传统文化，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智慧文明。
第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为最广大人民求发展、谋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我们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基本立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在民生方面，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在金融领域，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这不仅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又突出了其传承中华文明治国理念精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鲜明特征。
第二，习近平经济思想主张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与其说经济学是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不如说经济学是关于怎样化解利益冲突的科学”，面对不断加剧的经济全球化逆流，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历程一再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强调要“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大义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急刹车’或‘急转弯’，将产生严重负面外溢效应，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面对美联储较快收紧货币政策以及全球进入货币紧缩周期，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既展现了我国经济韧性强、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自信，更体现了以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维系经济平稳运行，避免全球同涨同跌，规避系统性风险，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更大贡献的责任担当。
第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致力于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持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多边机制平台为重点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诸如《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创新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和平台建设的同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甲乙双方不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下，双方的平等互利交易会对双方都有利，并且能够推进双方经济的分工，由此可显著提高生产率，以实实在在惠及各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平等互利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拒绝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征服与占领，以及剥削、支配和霸权，而将主要依赖自愿、平等、互利来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因而迥异于霸权资本所追逐的单一营利最大化、股值最大化，以及占据/拥有供资本逐利的自然资源的目标。这一全新的思路，以一种更为自信的姿态、更为宽广的、综合中西的视野，形成一种“具有超越中西对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化对立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开启了超越性、远瞻性的愿景”，更可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消退后，有效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经济结构、国家与区域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脱钩”困境指明了方向。
传承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实践、浸润中华文化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经济课题，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气磅礴，清晰地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屋建瓴的认识和既广且深的观察，清晰地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理论创造力。习近平经济思想时代背景广阔、理想信念坚定、人民立场鲜明、理论渊源深厚、实践基础坚实、全球视野宏大，必将以参天大树的姿态进入世界学术之林，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宝库，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泽被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9期 ；作者何德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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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诚 夏杰长：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重构———基于公平竞争的一般分析框架
作者：刘 诚 夏杰长
作者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出版物：《经济学动态》
年卷期：2023 年第4期
摘要：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营商环境建设应从线下转到线上。本文基于公平竞争的研究视角,把线上和线下市场及其竞争关系统一纳入营商环境的一般分析框架,重点关注线上市场的规范发展、线上市场与线下市场的公平竞争、线上市场对整体市场营商环境的影响三个方面。研究发现:第一,线上市场形成新的营商生态,平台改变了政府、市场、企业三者间的关系,获取了平台准入权和线上规则制定权,能够实施垄断和反竞争行为,其税务营商环境与传统经济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第二,线上市场冲击线下市场的营商环境,数字企业跨业经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较低的合规性要求,其中存在不公平性。一方面,线上产品和服务的产权界定模糊,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线下市场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线上评分和线上声誉的兴起,打破了口碑、连锁店、老字号等线下声誉机制。第三,数字经济本身已成为整体市场营商环境的一部分,这主要包括通用和关键基础设施、交易成本、安全等方面。本文相关结论对构建和优化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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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重构———基于公平竞争的一般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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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杰长：扎根实体经济，实现现代化新征程高质量发展
作者：夏杰长
作者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出版物：《中国发展观察》
年卷期：2023 年3月
摘要：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全文阅读：
扎根实体经济，实现现代化新征程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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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旭：“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提供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金融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关于金融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其中，金融信念引导金融政策、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指导金融机构确立存在和发展的使命、建构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指导金融从业人员明确职业定位和行为操守；金融价值观则涉及人们在金融活动中对“是非”“优劣”“好坏”“对错”等的基础认识和判断标准；金融行为规范是金融活动参与者普遍接受的具有一般约束力的行为标准，是金融信念与金融价值观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为塑造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特色的金融理念强调经济金融共生共荣
马克思对金融的分析建立在对资本运动分析的基础之上，认为金融脱离生产过程便不能创造价值，生产是金融的基础，金融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体经济的需要；借贷资本只有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资本的作用。无独有偶，探寻中国货币的起源，“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管子·国蓄》），亦蕴含了金融因繁荣经济而生之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作出了高度凝练与概括。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为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另一方面，当资本无法克服和超越这些限制时，资本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导致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文化性的原因，文化性的原因非常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来倡导“重义轻利”“礼以行义，义以生利”，主张教导人们“义在利先”，教化人不要变成利欲熏心、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人，宋代大儒程颐提出“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是利”。这些理念有助于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引导金融企业以实体经济为基，以社会福祉为重，削弱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建设，应当坚持“经济金融共生共荣”的理念，推动金融行业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勇于担当使命，自觉开拓创新，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金融资源稀缺程度、金融生态成本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形成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着眼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推动数字绿色金融服务创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中国特色的金融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方向。“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进一步阐发，也与“民为邦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民者，万世之本也”“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民为邦本”的思想强调政策措施应惠及人民。
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人民意志和人民心声作为金融发展的价值取向。金融企业主动以金融服务化解社会痛点和百姓难点，履行好社会责任，引导从业人员积极践行金融为民、利民、惠民、安民的理念，在深度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完善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制度体系、助力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着力发展普惠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为实现共同富裕添砖加瓦。
以党建引领中国特色的金融行为规范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党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建设实践的统一。百年来我们党的建设也深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比如强调道德修养、推崇清正廉洁等。以党建引领中国特色的金融行为规范建设，必须深刻认识到坚持党对金融文化建设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厚植“金融报国”情怀。坚持全面覆盖抓党建、以上率下抓党建、创新思路抓党建，推动金融机构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与“以人民为中心”映射于金融行业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与伦理观、行业规范、管理理念之中，与业务工作同频共振、相融互促，树立中国特色金融诚信文化、清廉文化、服务文化、效率文化、发展文化，以磅礴的文化力量助力金融业行稳致远。
各国之间的金融竞争，不只是金融组织、金融业务和金融技术等有形的博弈，更有建立在金融信念、金融价值观和金融行为规范基础上的无形的比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挹注并灌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指导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将金融与经济共生共荣的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正确的行为规范，强化金融文化自觉与自信，提升国家金融软实力，必将更好地服务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事业。
来源：光明日报202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