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暂停了所有内陆核电站建设，核电发展陷入停滞。不过随着核电厂安全改进任务的逐步推进，2014年初国家能源局提出，要适时启动核电重点项目审批，稳步推进沿海地区核电建设，做好内陆地区核电厂址保护。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这是福岛核电事故之后，中国政府正式发出的重启核电信号。
应如何看待中国的核电重启呢？从战略角度而言可以概括为：发展核电既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又是能源转型的重要过渡阶段，当前重启核电适逢其时，必须抓住国内、国际形势的良好机遇，实现核电的跨域式发展。
根据2010-2011年的数据综合来看，我国核电发电量仅占总发电量2.1%，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2-13%，OECD国家平均水平是18%，即使非OECD国家平均水平也达到4.4%；在金砖四国中，中国与俄罗斯的差异自不必说，意外地是，甚至低于印度、南非和巴西，此外还低于巴基斯坦。从这几个数据的简单比较来看，中国的核电发展已经是严重滞后。
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环境和气候变化压力还将持续增大，因此中国的能源利用模式会面临多重难题。在能源消费总量难以压缩的条件下，改善能源结构已经成为中国的唯一选择。众所周知，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压缩煤炭的消费量，但代之以哪部分能源呢？石油和天然气均难堪重任，唯有水电和核电，以及可再生能源，但水电和可再生能源虽均有较大发展前景却因技术特性而无法承担满足基本负荷的重任，因此可靠稳定的替代能源只可能来自核电。而且，在当前大气污染已经十分严重的背景下，核电的优势更加突出，一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00多万吨。因而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生态角度，核电都已经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当然，核电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社会对其安全性的担忧。实事求是地讲，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消除以概率形式存在的风险，但有几个方面的论据有助于我们提高地对核电的接受度。首先，现有的核电技术已经能够确保较低的事故概率，这从中国和美欧的机组运行数据中可以反映出来。其次，目前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事故应对经验，美日俄的前车之覆，可为中国的后车之鉴。更重要的是，人们应认识到，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来看，大规模利用核电仅仅是阶段性的现象，这是向更经济、更安全、更可靠的以可再生资源为主的能源利用模式转型的过渡阶段。因此我们只需要保障核能在过渡阶段的安全性便足以，从风险控制角度，这无疑更容易实现。比如德国，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和欧盟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推进，德国已经停止兴建新的核电站，并将逐步淘汰现有核电站。这表明，至少就德国而言，它已经渡过了必须依赖核电的阶段，并实现了一种更清洁高效的能源利用模式。可贵的是，德国在利用核能的阶段中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核电事故，这无疑是一个成功过渡的案例。此外，瑞典等国家也宣布将淘汰核电，表明德国并非特殊的个案。
德国的发展路径或许可为中国借鉴，只不过中国还尚未真正进入这一依靠核电的过渡阶段。但中国的资源禀赋、现有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完善程度，以及面临的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等等都决定了，中国推动能源转型的任务已经刻不容缓。重启核电项目则是启动这一转型的关键一步，只是我们强调这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必需的过渡阶段。
当然国内一直有观点坚决反对重启核电项目，特别是内陆核电项目，认为除非使核能达到“已控制、已驯服、已安全”阶段，否则绝不能冒内陆核电之巨大风险。这个看似科学的论点，实际上带有极大的主观情绪，“控制、驯服、安全”由技术水平决定，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美国、法国绝大多数的核电站都位于内陆，表明技术是有保障的；中国核电技术近年来的技术进步也并非儿戏，毕竟涉及到核能安全。此外这种观点也罔顾中国面临的能源、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就核电论核电，而未考虑核电对我国调整能源结构、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作用。总之，这种观点基于纯技术论，缺乏科学系统的考量。
最后要强调的是，从国际核电发展形势来看，重启国内核电恰逢其时，如果错失这一战略时机，中国不但自身发展和转型受制，还将失去核电发展的巨大国际市场和技术至高点。从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奥巴马政府已明确重启核电的方针，尽管目前实际开建项目数远低于最初申请数，但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到核电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并非方针的改变，因为最初申请数达到了21家企业、34台机组；英国则通过国际合作来兴建新核电站；近邻韩国则预计2030年核电份额达到59%。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发展意愿，仅东盟就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印度尼西亚已计划在2021年前建成第一座核电站；此外亚洲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和土耳其等，以及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等国也都制订了核电规划。
尽管近两年来中国核电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面对美日韩欧的竞争及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国的核电事业仍有漫长道路要走。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若发展好自身的核电产业，那么在能源转型的过渡阶段，不但可以有效化解技术上的安全问题（国际竞争必然形成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而且可以有效带动国际合作，既为中国的资本和技术“走出去”提供广阔空间，又能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可谓一举多得。
总之，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重启核电建设的决策适逢其时，中国必须抓住此次机遇推动核电实现跨域式发展，有效助推中国的能源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
转载自：《中国能源报》，2014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