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等成绩的取得与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改革一度成为解密“中国奇迹”的一把金钥匙。当前，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新的改革任务摆在党和政府面前。在十八大报告中“改革”被提到了86次，其中两次提到“全面改革”，5次提到“深化改革”。
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在十八大刚刚闭幕的几天内，北京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首届金融街论坛三场高端论坛先后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分别在三个不同场合畅谈今后改革发展路径。
吴敬琏：重启改革步子已迈出 落实是关键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这种政策用各种各样的政策来保持出口大幅度增长。用进出口弥补国内需求不足，支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开始，东亚国家和地区陆续出现外汇结余大量增加的问题。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的低估，中央银行就要不断地借助外汇市场收购外汇，保持本国货币的低汇率。于是引起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和流动性的过分增长，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当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就出现了危机。
21世纪初，中国也感到了这种压力。所以，2005年中国开始外汇改革。现在看来，外汇改革比较平稳。我估计，我国现在的汇率水平是在均衡点附近。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增加流动性用短期政策来保持经济的稳定。但是，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中国的根本性问题是增长模式问题。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从苏联引进了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利用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率不断地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最终造成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现在的投资率接近50%。
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模式不能长期维持。早在1995年就提出来要改变增长模式，要从投资和出口为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为驱动的增长模式。
如果不能够在经济增长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那么，这个长期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出口增速放缓，高速度增长就不能维持了。当出口需求降低，怎样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呢？如果不能提高效率，惟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继续提高投资率，那么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不断提高投资率，消费率不断降低，需求变得更加不足。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结果是使得最终需求更加不足。
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亟须改变这种增长模式，要提高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增长水平。
经济增速是10%、8%，还是7%不是主要的问题，问题是增长中哪一种因素的贡献更大。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对增长的贡献，即使G D P增速低一些，也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从1995年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列入“九五”规划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这种模式的改变进展缓慢。
从“九五”规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九五”计划因为是在一个大改革的背景下实现的，所以，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效率有所提高。
在“十五”计划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十五”计划开头很好，城市化加速了。城市化加速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在城市化加速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手里都掌握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土地。各级政府从农民征购土地的时候按照农业生产的成果计价。而在城市出售土地的时候，则是按照城市的土地出售。各级政府利用土地这个资源抵押换来贷款。用这些钱去发展重化工业。所以“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
对于如何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有很大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要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管控；另一种方向是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个争论应该说作出了结论。就是我们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而且要进一步提高。
所谓坚持改革开放，它的方向是什么呢？大会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各项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加快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从十八大作出的判断和决定看，重启改革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接下来关键在落实。落实包括两方面：一是根据改革方向，形成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并汇成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二是坚决克服特殊利益群体的阻挠，使得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落实。
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够认真地、坚决地克服各种障碍，执行下去，我国经济的面貌很快会改观。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中国会从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出口大国变成一个世界上也许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所以，实现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宏伟目标，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
厉以宁：中国必须加快改革以创造新的制度优势
我今天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红利的消失。我们经常讲到红利的消失主要是指发展优势的消失，具体来讲，就是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消失了。红利的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殊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必须转型。转型成功就会出现新的发展路途。经济发展转型是否成功关系到一个国家将来发展前途。如果转型不成功，那就要停滞或者衰退，拉丁美洲国家可以作为一个教训。任何留恋原有的红利和原有优势的想法都会造成恶果，主要是三个恶果。第一，信心的丧失，认为自己失去了以往的优势。第二个恶果，实体经济领域投资纷纷迁到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结果对本国经济的前景造成不利影响。第三个恶果，本国实体经济的产业空心化，资金转移到虚拟经济领域，使资产泡沫扩大，经济陷入更深的陷阱，停滞不前，缺乏后劲。
第二个问题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一个国家在发展不同阶段都会有人力资源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会转变的。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不同时期在人力资源方面有着不同的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的转变使得经济能够发展下去。在发展前期，人口红利通常是指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依赖低成本而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是会消失的，换句话说旧优势只不过是人口旧红利的存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旧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形成新的人口优势。以中国为例，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人口红利将会出现，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意味着技工时代的开始。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尚未进入技工时代，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而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的技工工资仍然大大高于中国。因此技工时代将给中国以明显优势，而且技工时代还会再进入高级技工时代、专业人才时代，优势仍然是存在的。现在企业界有一种信心不足的现象，廉价劳动力优势没有了，还靠什么呢？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就是技工时代的开始。我们的技工比后发展的国家，柬埔寨、越南、印尼水平都要高，而且我们的工资和发达国家相比低，这就是优势，新人口红利不就来了吗？
第三，新资源红利。资源红利原来是指经济发展前期，土地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比较便宜。除非是真正地大物博的国家资源会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会越来越紧张，优势也就没有了，应该看到这是旧的资源优势。新的资源优势，新的资源红利体现科学技术先进性。相对于旧资源红利而言，新的资源红利在于科学技术利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了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开发新能源，都是先进的成果。
某些方面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人口红利结合在一起，没有熟练技工和技术专家谈不到科技的突破，也就没有新的资源红利。新的资源红利同样需要创造，有了新资源优势，发展必定持续进行，新资源红利要靠科学技术的突破，一是有新的发明，二是把新的发明应用在经济领域，使这些成果在经济当中产生效率，新的科技突破靠发明家，市场开拓靠得更多的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需要更多的发明家、更多的企业家，需要调动更多发明家和企业家的积极性，让他们有用武之地，这就涉及到新的制度创新问题，没有合适的发明家和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新的资源红利依然是一句空话。乔布斯之所以能成功，不在于他个人的天才，而在于他的成长有适宜的制度环境，那里有产权激励体制，于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在乔布斯身边形成了。
第四，新的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或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经济的前进。旧改革红利是指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但它是逐渐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这是必然的。旧改革红利如果不进一步改革，那将是体制优势潜力耗尽之时。所以制度调整，改革必须及时推进，继续改革才能保证新改革红利的出现，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不继续调整制度是不可能形成改革的新动力，我们可以举80年代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兴起，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为什么1979年农业承包推行这么快？因为人民有吃饱肚子的愿望，所以改革措施刚在四川、安徽等几个省试点后，马上在全国学习推广，逐渐形成了农贸市场，各种商品都有了，又过一段时间，粮票、油票全取消了，这就是制度红利。
没有改革，经济就不可能有突破，有了新的制度优势，才能够保证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的出现。新制度的优势靠制度不断地调整而形成的，按制度改革优先才能够有技工时代，才会有科学技术的突破。
当前都在谈改革，最需要和最急迫的改革是什么呢？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要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取消所有制歧视，打破行业垄断，缩小审批范围，这是最重要的，把这些一改，其他就很容易推进了，比如财政体制怎么改，金融体制怎么改，资源价值怎么样改，最要紧的就是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者。
可以说，中国必须加快改革，以便创造新的制度优势，唱衰中国经济是没有根据的，今后中国经济会有持续增长时期和新的发展动力，总之，对发展优势问题，对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问题，不仅要有新的认识，更需要有行动，优势来自于创造。
林毅夫：改革收入分配 挖掘经济潜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取得了连续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成绩面前，社会上仍有不少不满和悲观情绪。这种情绪跟收入分配不断恶化有相当大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改善收入分配。
当初，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公平跟效率。他们之所以能够同时达到公平跟效率，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积累了资本以后再逐渐的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获得又好又快发展，为什么我国的收入分配没有像东亚经济体那样在快速发展中逐渐改善，反而逐渐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讲的“休克疗法”那样，把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扭曲一齐消除掉。如果那样做，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的改革。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时代的很多大型国有企业资本非常密集，这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它们是没有制胜能力的。在双轨制的改革之下，我们就继续保留了一些必要的保护跟补贴，让这些企业生存下去。同时，双轨制的另外一轨是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比较优势产业进入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正因为另外一轨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生命力。这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停滞，而是稳定和快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在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也在不断恶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保护原来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身能力的大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保留了一些扭曲。这些扭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结构高度集中，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二是资源的税费非常低，基本上等于免费把资源送给企业；三是在某些服务业上面保留着垄断。这三方面措施保证了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当中大多数是国有企业能够生存下来，不至于崩溃。以金融为例，由于我国的金融高度集中在大银行跟股票市场，而且实际上是有金融抑制的。在这种状况下，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还是大企业和富人拥有的企业。他们得到金融服务的时候，实际上是得到补贴的，谁补贴他们？是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但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普通居民或者是中小企业和农户。让穷人来补贴富人和大企业，当然收入分配会随着经济发展恶化。而且这种金融抑制过度集中，不仅影响到资金回报向大企业集中，因为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农户跟制造业和服务业当中中小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的支持，他们的发展是得到抑制的。而他们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他们的发展得到抑制代表了什么呢？劳动需求也是受到抑制的。因此，工资收入的增长比实际经济增长应有的速度偏低的。这是对于低收入，以及劳动所得比重不断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同样，在资源价格的税费非常低的状况下，国家财富逐渐转移到少数能拿到资源开发权的企业手中。另外，金融、交通、通信这些服务业的垄断也必然创造了垄断意义。这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调整两个比重。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深化改革，把现在的扭曲取消掉。只有把这种扭曲取消掉，才会同时达到实现公平跟效率。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要给予资本密集的大型的产业必要的保护和补贴，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然不具备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54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也就意味着，原来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身能力的企业，现在已经具备比较优势和能力。以汽车产业为例，过去需要补贴才能生存，现在我国的汽车产业，像民营的吉利、奇瑞都可以在国际上与国际企业展开竞争，这说明它们是有比较优势和自身能力。所以，双轨制当中的保护补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十八大提出很多目标，比如，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在这个过程当中收入分配要改善，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也就是说每年的经济增长应该达到7.6%。这样一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还有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当然如果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我们必须维持社会稳定。要实现社会稳定就要求我们改善收入分配，消除贪污腐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有自身能力，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这样的发展方式和收入分配是随着经济发展可以改善的，而且没有补贴，就没有行政创造的资金，寻租的行为、腐败的行为就能够得到抑制。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2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