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分解与协同机制
1979-2011的32年中，我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9%；也恰恰在2010年，我国以人均总收入4260美元跻身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对此亮丽的高增长成绩，我们首先以动态视角来审视其关键动力及作用机制。
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贡献约6%，人力资本贡献约15%，资本存量贡献约5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约20%。分阶段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最近十年的三个时段中，劳动力数量贡献率逐阶下降，人力资本贡献率在后两个时段低于第一时段，资本存量贡献率逐阶上升；而最近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相比于90年代水平有较大程度下降，与80年代水平相当。
1、资本存量的高速积累是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速高达11%，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978年的30%上升至2011年的51.5%；高速积累的资本贡献了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的59%。资本的快速增长与积累是中国过去三十余年间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在转型经济体制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又体现出政府投资主导来源与房地产、基建投资主导去向的两个主要特征。
2、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于劳动力数量
从数量与质量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依全社会就业人数测算出的劳动力数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但分时间段来看，劳动力数量贡献率有逐步下降的态势，这与就业人口数增速放缓呈现出的人口红利弱化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业人数增长平均拉动经济增长约0.7个百分点；最近十年间，就业人数增速下降，仅拉动0.2个百分点左右。另一方面，相对于劳动力数量而言，以收入回报加权的受教育水平为代理变量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约为1.5个百分点。
3、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经济的低波动提供辅助动力
转型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认为是制度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整体体现。过去三十年余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经济增速约1/5，是仅次于资本的第二动力要素；其中1984-1988年间、1991-1994年间以及2005-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度很高，而这些又恰恰是我国体制改革力度较大的时段。在从计划经济过度至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正是由于在每一次体制改革效果趋弱时及时推动了新一轮改革，才使得中国经济在连续三十年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仅出现2.7%的低波动率。
4、体制改革是诸要素动力释放与协同机制的根本源泉
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点是所有生产要素均被束缚的状态，因此，我国在追赶过程中持续推进的“要素松绑式”制度改革以及自发形成的要素间协同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
具体来看，将全民从大锅饭中解放出来驱动了社会经济活动意愿，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将资本从“万恶之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实体经济货币化、资本化进程；对外开放则在将消费能力从国内市场引导至国际市场的同时，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世界工厂”的迅速崛起。
现有约束条件下潜在经济增速面临下行风险
与制度改革进程相应，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1979-1990年、1991-2001年以及2002-2011年。这三个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分别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推动，而下降阶段基本可认为是前期改革正效应减弱与外部冲击的叠加所致。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三个周期的下行通道当中。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我们来讨论各动力要素及其协同机制的未来可能演变趋势。
1、资本回报率下降抬高投资拉动增长的成本
直到最近十年，我国经济增长依然由资本要素主导，其贡献率达67%，高出前二十年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然而，资本产出率自2000年来已持续下降，年均降幅达3.3%；一些学者测算的资本回报率也有所下降。从目前趋势上看，未来以资本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将继续升高，粗放式投资主导的增长难以为继。
未来我国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将主要受制于能源资源环境约束、中低端工业产能过剩、基建步伐减缓以及政府主导型投资效率的低下。
首先，凭借着低廉的能源资源价格，长期以高能耗换取高增长使得我国已耗费大量国内能源，直至近年来也未能有效突破粗放式生产瓶颈。1980年，我国1000美元GDP需要消耗近1200千克能源，分别是我国香港的17.8倍、巴西的9.4倍、日本的7.4倍和韩国的6倍。1995年以来，国内能源生产量已无法满足消费量，净进口量持续攀升，2011年原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均达到56%左右；目前，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而2009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与其他国家在1980年的水平相比，高于日本、韩国、德国和巴西等国，仅略低于美国。
从微观层面的逻辑来看能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技术水平一定、能源利用率不变时，能源约束将使得能源价格上升，则生产过程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导致单位资本产出减少、资本回报率降低；而当能源约束过高，使得资本回报率下降程度低于市场预期水平，则企业生产意愿降低，导致社会总产出下降、经济增速降低。2011年，我国万元GDP能耗仅下降2.01%，低于目标值3.5%，生产能耗的降低阻力重重。
其次，随着中低端工业出现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未来的传统投资空间狭小。一方面，包括钢铁、水泥、煤炭、造船等以及部分轻工业的产能已严重过剩，企业利润遭遇下滑；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公路、铁路通车总里程、电力装机容量等的全球排名已仅次于美国，电网规模居全球第一，港口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居世界首位，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减小。此外，持续近十年的房地产投资热潮引发市场浓厚投机情绪，挤占了实体经济产业升级的良机，不断攀升的房价也演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最后，长期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市场压抑了民间投资活力、限制了市场竞争创新，持续存在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计划性特征反映了市场缺乏投资敏锐度，“产业升级”的口号也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在近些年的全球经济动荡时期，由于前期未巩固实体经济基础而倒逼政府投资再次挺身而出，市场效率进一步受损。面对国际经济低迷和国内经济放缓的形势，倘若继续以政府主导投资，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夙愿距离实现将依然遥遥无期。
2、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用有限
参考联合国人口预测人口数与蔡昉的研究成果，2013年左右，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结束多年的下降趋势开始回升。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过去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增长模式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将面临“断基”之威胁。
联合国预测数据还表明，至2017年左右，我国15-64岁人口增长率将由正转负，从而就业人数也可能开始转向负增长。尽管近十年内劳动力数量拉动经济增长仅0.2个百分点左右，但倘若劳动力持续负增长，短期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技术、资本要素的补偿能力有限，我国经济增速将无法避免下行压力。
尽管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贡献了约13%的经济增长，但较80年代的贡献率有明显下降；其原因之一是按回报设置的高等教育加权权重较低。这也表明，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仍以自然要素禀赋为主要动力，而人力资本等知识型、创新型要素积累的用武之地仍然较小，这将导致人才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增长的持久性动力缺失；当初始自然要素的“硬约束”出现，增长必将下行。
3、加入WTO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开始趋弱
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的影响，我国出口的增长空间有限。截至2011年末，我国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10%，美国与德国所占份额在8%左右；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出口在全球占比达到10%-12%时，继续增长的空间相当有限。且目前来看，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可能将持续较长时间，受此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很难再保持前期的持续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我国“世界工厂”的竞争力持续下降。长期享受巨大国外消费市场、未及时积累自主核心技术与创新品牌的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大威胁。部分发达国家已开始发展“新兴制造业”以恢复国内经济动力，而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新增长点却尚不明显。随着我国国内劳动力、资金和环境成本的持续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世界工厂”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4、要素约束致协同机制钝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迅速下降
最近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90年代下降近8个百分点，略高于80年代水平；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直降至零甚至出现负值，拖累潜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近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迅速下降的原因：一方面，全球化红利趋弱等软约束与人口红利消失、能源资源环境恶化等硬约束显现，诸要素的初始协同机制有所钝化，后发优势减弱；另一方面，由于前期在产业升级、扩大内需等方面蓄能不足，一系列遗留问题束缚了市场自我修复能力，从而当外部环境恶化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唯有倒逼政府干预投资行为以保增长，从而大多数资源要素的配置流动仍然在政府体系内循环，社会生产效率未升反降。
在“十二五”的关键时期，倘若没有新的积极因素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恐怕将就此止步，未来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束缚。
5、目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正在累积
面临着增长动力要素及其协同机制的弱化，刚刚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我国正逐渐累积“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根据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等国的经验教训，当前的我国恰恰具备跌入“陷阱”的相关条件：
一是经济的外部依赖性较大，外向型增长模式一直未能有效改变。如果说2008金融危机期间还只是我国的贸易部门遭遇了重创，那么至今来看，外部经济持续疲弱的负面作用已渗入非贸易部门，整体经济都面临外部危机扩散作用的威胁。
二是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限，产业升级的目标并未实质性推动。在此前全球化机遇时期，我国未能抓住良好时机大力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创新，经济之基石——工业制造业未能扎实奠定，而廉价生产要素的优势逐步减弱；当外部危机降临，在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和新一批追赶国家的夹击之下，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将持续下降。
三是长期以投资拉动增长已遭遇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人口红利、丰富的资源要素禀赋与宽松的货币环境为“三高”投资提供了温床，只重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影响的超前式投资给国内资源环境带来了难以修复的威胁和破坏，未来投资的代价也必然是高昂的。
四是国内消费市场偏弱，经济增长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型面临尴尬境地。尽管刚刚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城镇化也仅仅落于评价指标的上升而没有实质性地发挥提升居民消费、生活水平的作用，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老龄化时代提前到来，经济增长动力向内需拉动转型面临极大困境。
五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及寻租现象日趋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重塑内涵式增长将开启下一轮增长周期
尽管从目前的一些现象来看，我国经济确实存在风险隐患，但相比于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而言，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面还是政策调整的空间方面，目前我国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未来只要政策把握正确的方向，通过继续推动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成功转换，不但能有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还可以成功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1、未来投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仍有较大空间
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中等偏上收入时期的固定资本形成实际增速均较低，如我国香港年增长约4%、日本约3%、韩国和新加坡约7%，IMF预计中国的投资额占GDP比重将自2013年开始缓慢下行；资本积累的适度放缓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朝着质量提升的方向平稳过渡。
具体而言，未来我国投资质量与效率的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结构优化中：
一是工业结构的优化，即中低端工业产业向能源资源节约型、提升附加值以及自主创新的方向升级。尽管我国轻重工业产值比自1997年就已降至0.4左右，基本上完成了1890-1920年的美国所经历的工业化阶段，但在经济实力的提升方面仍较美国有很大差距。未来应大力度、实质性推进符合市场要求的产业升级投资方向。
二是区域结构优化。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然存在，中西部地区的建设开发投资有较大潜力，但同时也应警惕走重复建设与粗放式路径。
三是城市化结构的优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城市建设及其功能优化方面的投资需求仍然较大。
2、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积累空间不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力资本积累远远不足。我国现阶段的大学入学率基本相当于美国60年代、日本70年代以及韩国80年代的水平；从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我国约为8.2年，美德日韩则在12年左右。
鉴于我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唯有加大与未来经济结构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才能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OECD数据显示，2009年美、法、英国教育投资占GDP比重约6%，日本约3.4%，我国仅2.4%，距离4%的目标尚远；未来我国在加大教育投入、扩大教育范围与层次、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及提升教育质量与回报等方面的空间潜力巨大。
3、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恢复增长的潜力
尽管目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接近零值，但从以下四方面来看，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第一，当前我国仍有部分资源要素与市场受到限制管制，基础设施、能源、金融等行业的国家垄断程度较高，对资源品价格、利率和汇率等资金价格等的市场化改革仍可推进，未来通过解除以上束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释放整体经济效率的空间尚存。
第二，技术进步与创新方面我国已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但国际比较来看仍有巨大发展空间。2011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数突破50万项，同比增速高达34.6%，国内专利申请、授权和有效量已超越国外在华量。不过从R&D在GDP中的占比来看，2008年中国约为1.5%，德国、美国和新加坡在2.7%左右，而日本和韩国高达约3.5%，研究经费投入有待扩大。2008年，我国每百万人中的R&D研究人员约为1200人，而新加坡接近6000人，日本和韩国约5000人；尽管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研究人员队伍已初具规模，但从国民整体研究水平来看，仍有待提高。
第三，通过调整与国际对接方式，仍可继续享受全球化红利。虽然我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较高，但主要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则持续数年逆差，未来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通过中资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等渠道仍可实现对全球资源的利用和受益，继续享受全球化红利。
第四，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挤出城镇化泡沫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居民消费，完善多层次内部需求市场，形成经济体内部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环。数据显示，城镇化进程中的居民消费率反而降低：2001年至今，中国消费率持续回落约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回落程度明显高于政府消费率。
有学者测算，倘若剔除农民工、以真正能享受城镇各方面待遇的人口进行测算，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即真实的城市化率）可能只有约30%；即便以官方数据51%计，根据日本、韩国等国际经验，未来仍有20%左右的提升空间。因此，国内消费水平实质性上升的潜力较大，稳定的内部需求也将促进生产投资活动与产业逐步升级。
4、产业升级是未来诸要素增长与新协同机制的核心
可以看到，未来我国各要素动力的释放空间与新的协同机制均指向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是技术进步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国内外多层次的消费市场，充分条件是未来投资结构的优化；其中，技术进步与创新又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积累。因此，产业升级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由粗放式增长过渡到内涵式增长才能重启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周期。
深入市场化体制改革是经济向内涵增长转变的关键
内涵式增长的顺利过渡与实现必须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资本积累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制度效率与技术进步两方面：市场化经济改革与政府工作效率提升将促进制度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与社会重视教育、科研、创新的结果。并且，当前中国经济症结即是旧的动力机制渐失、新的潜在动力仍处于束缚状态；因此，继续深入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朝着内涵式增长转变的关键。基于此，我们从中长期供给和与之协调的需求角度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建议如下。
1、供给方面以松绑要素价格、发挥市场作用为主
第一，继续深化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劳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同时逐步开放多渠道资本自由进出要素市场，有效减少甚至消除寻租成本，形成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
第二，市场投资主体由政府向民间转移。政府投资范围收缩至与民生密切相关、投资回报期较长的公共部门项目，清晰界定公共部门项目，在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招标、建设的过程中广纳民意；
第三，通过收缩政府投资范围与减少“三公经费”等行政运行管理费用来缩减财政支出、减轻财政收入压力，从而扩大企业税收体系可调整空间，以结构性地减少企业税赋负担来缓解劳动力、资源等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压力，激发市场活力；
第四，鼓励民间资本主导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保护国产技术与品牌；
第五，扩大、平衡各地区的基础教育资源投入，开放以提升技能为主的继续教育市场，大力培养科研创新型人才；以市场化方式形成不同教育与技能水平的差别回报，释放人力资本效用。
2、需求方面以扩大内需、提升外需层次为主
第一，通过调整收入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国家财富向民间转移，释放国内居民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以弥补可能长期持续的外部需求不足。在社保面临巨大缺口的历史遗留问题上，可尝试以减持国有股权来充实，尽量避免以延迟退休等方法来解决。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制度改革，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创造居民消费可持续增长的良好环境；
第二，随着农民工与其他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创造财富，消费市场却未能同步打开，未来的城镇化需要以外来人口的市民化为推进方向，通过保证劳动者的正常回报、建立常住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让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自然创造消费，形成国内梯次消费升级空间；
第三，加快发展服务贸易，调整出口结构，发掘国际市场的新的消费潜力。全球化红利远远不止于商品贸易，包括咨询、会计、律师、医疗、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服务贸易空间巨大；这一方面对国内制度环境的要求更高，如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等，另一方面也需要以灵活的民间资本力量为主挖掘全球化红利的潜力。
3、供需结合点在于产业升级方向与消费需求相匹配
在市场供需结合方面，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的方向应该是通过市场化力量提供与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相匹配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而民间资本能够相对精准地把握市场变化。
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继续以技术实力的提升夯实工业制造业基础，以市场需求主导产业升级的方向，加大科研、创新力度，突破“模仿”的桎梏，通过精细化、个性化、差别化的供给与经营挖掘中国更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但忌盲目、跨越式发展超出居民实际需求的消费服务业，警惕实体经济空心化风险。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企业资源要素的全球配置与消费市场的再扩大，提升全球竞争力。
同时，需要正视中国经济二元特征明显、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等经济问题向社会问题蔓延的可能，应清晰认识到，专于基础扎实、质量提升、居民福利提高的内涵式经济增长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隐患。
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情景预测
综上所述，唯有成功的体制改革才能释放要素新动力与机制，实现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的持续增长；倘若维持现状或改革方向偏误，我国经济将陷入数量与质量皆失的境地。我们设计好、中、差三种情景对2012-202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方向进行讨论，估算各情景下未来潜在经济增速。
在小幅改革的情景下（一般情景），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与资本回报率的降低将使得我国未来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产出弹性提高，由于资本存量适度增长的支撑，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保持在6%左右，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未得到有效的大幅改善，资本效率将逐渐走低，难言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在大力改革且成功情景下（好的情景），维持一般情景下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产出弹性，设置更低的资本增速，但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潜在经济增速可达7.6%左右，资本效率较为稳定，经济增长质量得以持续提升。
在改革方向错误或不改革的情景下（差的情景），资本相对劳动的产出弹性下降程度更大，盲目扩大的资本存量导致资本效率迅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未得以恢复，使得潜在经济增速下降至4.8%，甚至更低。
作者：连平 周昆平 王宇雯 唐建伟
来源：《上海证券报》 时间：2012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