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这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是一个伴随社会主义始终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找到了认识这一问题的科学路径，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只有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路径，坚持从实践出发，才能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而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中国共产党
标题注释：2014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研究”(2014BKS0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方法，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判断。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新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回答，为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向。
一、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判断
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历次重要讲话，可以发现，他在多个场合论述并强调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判断，并将这一新认识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动指南。
2014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之际，习近平提出这一新论断是基于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展历程的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休戚相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②。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新判断，也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离开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和成就的，就此而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根本体现。但是，党的领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③。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确保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总揽全局的领导地位。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为主题，提出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在这样一种场合，习近平提出这一命题，突出了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彰显了习近平对党的建设，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一次与时俱进。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又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④。在习近平看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权组织形式，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行使权力的制度安排和根本保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这一制度运作过程中，之所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有堕入西方议会政治的危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有机结合，使选举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强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就在于说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生活、政治发展道路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领导力量。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习近平上述思想做了更为准确的表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⑥，使得这一判断成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指导思想。依法治国是保障人民各项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⑦。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受侵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实现，并且自身也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强调依法治国，首要的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宪法的序言中首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坚持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在实践中是一致的，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互促进、交互作用，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从学理上讲，任何国家的法治都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都与国家政权的性质紧密相连，所谓中立的、普世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所要坚持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其根本属性上来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⑧，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法治道路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不可能真正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样一个新判断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内在关系的认识上达到了新的水平，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囊括了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机关，关涉国家政治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党组是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途径，是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组织制度保障。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机关和组织成立党组并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提高党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⑩。中共中央重视和规范党组工作，更加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有力之举。
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新判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认识，是当代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回答。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深刻认识到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邓小平将其称为我们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11)。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却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涉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这一界定是对社会主义的一般认识，但是这一认识显然是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提出的，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得以检验。邓小平这一论述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入手，不偏废任何一方。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往往更注重生产关系，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仅仅从生产关系上认识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诞生的前提条件——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兼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是在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现实社会主义作出的科学认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如果说邓小平更加注重从物质层面和社会整体发展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那么，江泽民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则将其提升到精神层面和个人发展方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讲话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3)。至此，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呈现的突出问题，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5)的社会。这样一来，胡锦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层面，把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在中国改革的现阶段，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判断，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基础上，把这一认识拓展到上层建筑和政治领域，科学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与政治领域的根本特征，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态的建构方向。这一论断既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发展和新贡献，也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问题上的与时俱进。
“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伴随社会主义发展始终的重大课题，人类在实践中总是不断地探索真理、认识真理，但不可能穷尽真理。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胆地探索、实践和创新，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
二、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新判断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习近平从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角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作出的科学回答，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将人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都是汲取了前人的优秀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理论创新，也同样如此，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判断不仅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深化，也是对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凝练和升华。
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创立者，《共产党宣言》是他们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第一个党纲，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他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尤其是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6)。其实，人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研读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就既不可能胜利地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也不可能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17)。列宁在俄国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思想。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对如何处理好政党与无产阶级、革命阶级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起到领导作用”(18)，并且要求“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19)。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已经一再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也将列宁关于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相关论述成功运用于革命实践，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党的领导不可分离。列宁在处理两者关系问题上有着深切的体会：“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20)。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领导不是体现在某一方面，而是体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即“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21)。之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还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保证无产阶级性质的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是与社会主义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能真正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就不能保证国家建设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邓小平也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2)。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要把亿万人民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离不开党的领导，共产党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正如江泽民所言：“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23)。
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仅能够保证革命和建设的性质，而且能够保证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和成功。社会主义事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体，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4)。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为了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共产党作为这个阶级的先锋队，是由该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从根本上代表了这一运动的利益和方向。缺少共产党的领导，运动就丧失了明确的方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正是基于此，自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所有优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并在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将党的领导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习近平根据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的新判断。这一论断不仅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进一步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更重要的是指明了社会主义政治生态乃至整个上层建筑最本质的特征。把党的领导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层面来认识，为正确理解和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这一论断，拓展了人们在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上的深度和广度，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个理论的形成不仅有其思想来源，而且还有其实践根据。因为，人的正确思想、科学认识并不是从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并且是在实践中发生的，即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同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世界上的客观事物种类万千，但并不是任何事物都能够成为认识的对象，进入认识的领域。因此，可以说人们所关注的对象、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由实践需要所决定的。中国改革在实践领域最大的突破是选择了市场经济。只有认清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才能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新判断提供合理性根据；只有说清实践新形态，才能形成理论新形态，这是研究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逻辑支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经历选择、坚持、完善等实践过程，其间，市场经济不仅主导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生成，还影响着上层建筑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2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在沿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客观走势向前推进。在中国改革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基本环节上实现了一定的制度规范，现在开始把关注点转向上层建筑领域，中共十八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建构出自身的完整框架。
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不运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达至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目标；但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就不可能完成共同富裕的任务。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正确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使得权力介入经济发展过程，成为消解其贫富分化自发倾向、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主导力量，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权力没有溢出市场运行的界限，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通过宏观干预方式有限介入市场。由此来看，政治权力发挥作用的不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区别，前者是引航者，后者是消防队。那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就必须让市场与政府这两大要素长期联动、交互作用。其生产关系形成既来自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来自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习近平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26)。这表明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和功能作用的准确定位和科学判断。
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最重要条件。因为，“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27)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28)。在中国改革的现阶段，习近平之所以多次强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多次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是在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作出的新的科学判断。这一重大论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概括，深化了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新认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党是整个国家政治和上层建筑的核心，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在“五位一体”建设之外强调党的建设，其目的即在于此。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必将有力地促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各方面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将为党的建设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社会实践及其需要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面上。实践的发展必然提出许多新的问题，迫使人们去研究、去解决，进而形成新的认识，以满足人们的实践需要。就此而言，实践的发展就成为认识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直接动力。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9)。他还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0)。其实，列宁这些理论观点的意义决不仅仅局限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而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就必然要求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而深化。邓小平根据实践的新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31)，他还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32)。实践在发展，改革在深化，社会在前进，后人深化前人认识，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创造出符合实践发展的新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所在。根据中国当前实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33)。他进一步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34)。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必将不断开出绚丽的创新之花，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
三、习近平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思想方法和路径
认真研读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历次重要讲话，不难发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命题是他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35)，“自觉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36)。这些论断充分地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的恪守与遵循。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37)，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方法。坚持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思想方法，首要的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必须根据客观实际积极丰富和发展这一认识。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判断，正是在全面分析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科学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演进态势的基础上而作出的科学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矛盾的分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在人们把握事物根本性质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就要求对特定阶段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正确把握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且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实现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原则并不能自觉地与社会主义原则相一致，这就要求作为执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须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学会驾驭市场经济，掌握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不让市场经济偏离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当前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因所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在最终取向上是要增强人们的辩证思维能力，正确处理认识事物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上，必须辩证地看待一般和个别、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从其根本属性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归属于社会主义，但它又具有中国特色，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上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性，又要坚持那些反映中国客观实际的特殊规定性。习近平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恰恰体现了一般与个别的有机结合。辩证地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最主要的就是要正确把握好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不能丢掉，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不能忽视，在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过程中两者不可偏废其一，“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38)。
在习近平看来，“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39)。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是人们分析历史、认识社会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样一种方法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对社会的认识和把握被简化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从生产力、经济基础两个方面就能对社会现实作出科学的理解。这诚然不错，却也不能谓之全对，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40)。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判断，表面看来并不太符合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的一般方法。一个社会的本质属性何以能够从社会上层建筑中的领导力量来判定呢？这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太一致。其实，这样一种认识正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基础上提出来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确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在认识和把握社会面貌中的关键性作用，但是，他们也并没有把它们绝对化，而是要求把这一矛盾运动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观察社会现实。习近平将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拒绝单线式地认识决定与被决定的作用，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作出了新的进一步回答，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充分借助市场经济这一有效手段，但是作为孕育于资本主义土壤的经济发展方式，市场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何消弭两者之间的裂痕，使得既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来快速发展生产力，又不至于与社会主义目标原则渐行渐远，无疑成为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市场经济，并且经过30多年的实践，逐渐找到了解决上述难题的有效方式——政治权力介入市场，即通过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逐渐调整市场经济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方向发展。不过，这种反作用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通过经济基础的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多次互动才能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将其所秉承的党性原则贯穿到上层建筑的整个领域，进而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才能保证这样一个过程始终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航道上前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是在认识到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当代体现。
如果说，“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42)，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基于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作出判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将会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始终。细梳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这一问题认识上其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其一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现成的答案，其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的发展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前一种路径的存在也有自身可靠的根据和自洽的逻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既为社会主义者，当然应信奉马克思主义；既然信奉马克思主义，当然应遵从其理论原理。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这一问题上，人们更多的选择是回到马克思，而不应该去“随意”发展马克思。其实，后一种路径又何尝是“随意”发展呢？而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科学路径。这里牵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截然对立的两种答案：一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遇到问题时就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仿佛那里就有现成的答案，凡是经典作家说过的话都是对的、都必须坚持；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当成行动指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前提的基础上解决实践所遇到的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已充分证明后者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我们同样不应该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而应该是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不容置疑的，正如邓小平所言：“老祖宗不能丢啊!”(43)但是这种坚持不是盲目接受，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其作为我们深化这一问题认识的指南，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这一认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出的回答，运用的正是后一种科学路径。他强调：“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44)。同时他又要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5)。可以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是“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46)。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判断，正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改革现阶段的具体实际，按照科学的认识路径，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将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其实，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说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解决了，否则，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历时一个半世纪，吸引了亿万人民参加，居然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确定的方向，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什么是社会主义之所以变得悬而未决，并不是最终目的那里出了麻烦，而是在如何实现最终目的这里出了问题。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在落后国家率先建设的，这客观上拉长了达到最终目标的时间，使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性质和意义的不同阶段。换而言之，“什么是社会主义”除了有最终答案之外，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与不同策略模式相联系时，还应有各个阶段的具体答案。只有坚持科学的思想方法和路径，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才能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答案作出准确的判断，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地把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
注释：
①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01日。
③(22)(31)(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266、181、312页。
④⑤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⑦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四个全面”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
⑧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人民日报》，2015年1月17日。
⑩《审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人民日报》，2015年5月30日。
(11)(12)(43)(44)(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373、369、173、291页。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14)(1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17)[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侯焕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39页。
(18)《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19)(2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624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23)《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24)(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26)(33)(3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7、23、26-27页。
(27)(2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8日。
(2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1页。
(30)《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3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36)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37)(3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39)(40)(4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46)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2016年06月12日 10:20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林志友 何白鸥 关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