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57年写作《巴师夏和凯里》手稿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基本观点已经形成。从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经济学方法“两条道路”的阐释，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双重结构”的呈现，再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历史的评论”的提出，马克思形成了经济思想史的“自行批判”和“历史路标”的两种形式。《剩余价值理论》和“《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这两种形式探索的重要成果。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史形式的探索，对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对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思想史；马克思经济学
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马克思无疑是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史的主题、方法和形式等系列观点的总和，构成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两种形式及其探索，不仅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理解，对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1843年底，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就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经济思想的历史探索结合在一起。《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是借助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来理解经济学理论的，包含马克思首次阅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以及那一时代在法国和英国有影响的一些经济学家，主要如萨伊、西斯蒙第、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吉约姆·普雷沃(Guillaume Prevost)、安·路·德斯杜特·德·特拉西(A.L.Destutt de Tracy)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著作的摘录。在《巴黎笔记》的第四笔记本和第五笔记本中，马克思留下了阅读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又译作《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摘要笔记，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学原理研究、也是对经济思想史探索的最初记录。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著述。这部手稿的显著特点就是，马克思以其娴熟掌握的哲学话语来阐述他刚开始接触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也是以经济思想史的探索为开端的。在这部手稿的“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在稿纸上分作三栏，对斯密《国富论》中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经济学范畴并列地进行摘录和评价。除了主要对《国富论》的经济思想史探索外，还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关于地租问题的论述、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关于资本对他人劳动产品私有权基础问题的论述、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有关论述作了探索。
在大约写于1845年3月的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评论中，马克思在对李斯特经济学无视“现实的历史”的批判中认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①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起始于斯密的经济思想历史，无非是“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演进过程，“斯密学派”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学观念。
大约在1845年-1846年期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为他经济学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在1847年公开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就必然“自问”，“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②。基于唯物史观的这些观点表明，马克思已经明确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根本原则。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对经济思想史的“各种学派”作出探讨。他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两重的”，其突出表现：一是“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资产者的财富增长和无产者的贫困产生“两重的”结果；二是“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作为生产力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力量；三是“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资产阶级整个财富的增长既是无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过程，同时也是单个资产者不断被消灭、财富不断被集中的过程。这三个方面的“两重的”冲突，“一天比一天明显了”。面对社会“对抗性质”的冲突，“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③。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学“学派”产生的根源及“各种学派”区分的依据的观点。这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把“各种学派”分为三类。一是“宿命论”学派，这一学派可以分为“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是指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浪漫派”面对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这时“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④。二是“人道学派”，其特点主要在于，“对于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⑤。三是归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经济学家，这一学派可以分作“革新的科学”到“革命的科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后一阶段，“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⑥。马克思已经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分辨和认识经济学学派和思潮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方法。
自1850年8月到1853年底(其中主要是1851年)，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更显示了经济学理论原理和经济思想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显著特点，马克思甚至自认为“已经多年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这两个方面的研究⑦。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写于1857年7月的《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应该是对19世纪50年代前半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总结，同时也是1857年-1859年间，连续三年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开端。
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历史的整体过程作了概括，提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概念，认为这一“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同样，它在17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⑧。在《伦敦笔记》写作期间，马克思曾在“现代政治经济学……结束”的意义上提出过，“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⑨。马克思后来把经济思想这一“历史”过程，定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
《巴师夏和凯里》手稿接续《哲学的贫困》对经济学“学派”最初划分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的内涵，特别是对李嘉图在古典经济学发展中的特殊贡献作了中肯的评价。古典经济学在具有“同样的意向”的同时，也会由于“民族对比的起源性”差异而出现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差异。显然，对经济思想史上不同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注重于所在国家的“社会对立”状况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的分析，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因素，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发现，也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方法论规定。其实，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学所作的就是“民族对比的起源性”的分析。
《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例外”——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倾向作了探讨。马克思强调，这种“例外”倾向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对立面”的：一方面他们看到，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所以，在理论倾向上，“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总之，是英国现代经济学家；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⑩。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揭示了他后来称作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本质。
二、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两条道路”与经济思想史的两种形式
接着1857年7月《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之后，马克思1857年8月下旬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一未完成的手稿，1857年10月到第二年5月撰写以“货币章”和“资本章”为主要内容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8年初，马克思决定以分册的方式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正式出版。在马克思长达40年的经济科学探索历程中，这三年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也是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历史探索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一开始，马克思就提出，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关系考察时，人们可能会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这样一些“实在和具体”的问题开始。这样做，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一被马克思称作“第一条道路”的错误主要在于，从人口着手，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在分析中会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即“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而结果只是实现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样的“道路”并不能理解和把握一国经济关系的总体。马克思认为，正确的方法在于，从最抽象、最简单的规定出发，直到“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就是思维中再现一国经济关系总体的“第二条道路”(11)。显然，《导言》所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专指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毫不含糊地认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第二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而“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第一条道路”，则是“错误的”(12)。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认为“第一条道路”作为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是“错误”的同时，对它作为“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还是肯定的。“第一条道路”刻画了17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的过程：“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13)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就是经济思想史本身的发展过程。这一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呈现的是经济思想历史本身的演进过程，突出体现的是这一过程中经济范畴、基本理论和规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这一过程中各经济学派、流派等的演化。因此，“第一条道路”可以看作对经济思想史特定形式的一种概述，呈现的是经济思想历史自身的演化过程。在《导言》中，马克思对这一意义的经济思想史没有作更多的说明，因为他这时关注的是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以及以这一方法为导引的经济学体系和结构的问题；相应的，在经济思想史形式上，关注的也是与此相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呈现形式问题。
从经济学的理论原理阐述上升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就是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所关注的经济思想史的形式。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与“第二条道路”方法相结合的经济思想史形式首次得到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开头部分。第一分册包括论述《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第1章“商品”和第2章“货币或简单流通”。在这里，马克思以“双重结构”的方式，呈现了与“第二条道路”相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形式。这一“双重结构”如下：
第一章商品
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
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
1.价值尺度
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
2.流通手段
4.贵金属
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
这一“双重结构”，一是以理论原理阐述为主题，如“第一章 商品”、“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第二章分作四节：“1.价值尺度”、“2.流通手段”、“3.货币”和“4.贵金属”；二是以思想历史阐述为主题，如“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马克思有时把后者简称为“历史附录”，例如，马克思在谈到金属货币相对价值同价格的思想史研究问题时就提到，“以后将作为货币同价格的关系这一章的历史附录来进行研究”(14)。
这一“双重结构”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坚持并实现了他先前提出的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如第一章关于商品理论阐述之后，就是“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思想历史的阐述；第二章“1.价值尺度”论述货币的价值尺度基本原理阐述之后，就是“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对价值尺度作为货币基本职能时货币计量单位的思想历史的阐述，等等。这一“双重结构”以章和节为基本论述单元，体现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和逻辑关系。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1400多页的卷帙浩繁的手稿，马克思对全部笔记本依次作了第Ⅰ至第XXⅢ的编号。在写作《手稿》第X笔记本时，马克思对他在“历史的评论”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探讨作出概括，认为“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15)。在这里，马克思区分“历史的评论”即经济思想史的两种形式：一是以“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形式，之前马克思对经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序列的理解就是这种经济思想史的基本逻辑，这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的逻辑；二是以“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这是以经济思想自身发展为主线的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和过程的逻辑，也就是经济思想史自身的逻辑。显然，“历史的评论”即经济思想史的两种形式，与《导言》中的“两条道路”方法论基础上的经济思想史的两种形式，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一是以“第二条道路”方法为基础的，接续理论原理阐述的经济思想史形式，就是以“自行批判”为特征的经济思想史形式；二是以“第二条道路”方法为基础的，对经济思想史自身演进阐述的独立形式，就是以“历史路标”为特征的经济思想史形式。
三、《剩余价值理论》与“自行批判”的经济思想史形式的呈现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提出并呈现的就是经济思想史“自行批判”形式。
《手稿》最初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来写的，内容是接续第一分册第1章“商品”和第2章“货币或简单流通”之后的第3章“资本”。《手稿》开始论述的是资本生产过程的(1)“货币转化为资本”和(2)“绝对剩余价值”。在写作(3)“相对剩余价值”手稿时，马克思提到，“在相对剩余价值之后，应该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考察”(16)。这样，(3)“相对剩余价值”之后的(4)就调整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大约在1862年1月，马克思在第Ⅵ笔记本写作时，中断了对(3)“相对剩余价值”的论述，也没有接着撰写(4)“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而是直接撰写(5)“剩余价值理论”。显然，新提出的(5)“剩余价值理论”，是对之前阐述的剩余价值理论原理所作的剩余价值经济思想历史的考察，或如《手稿》提出的对经济思想史“自行批判”的经济思想史形式的考察，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双重结构”形式的。
在《手稿》中，(5)“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从第Ⅵ笔记本到第XV笔记本共10个笔记本、计730页，后来被统称为《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认为：“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17)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经济思想史探索，成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中最辉煌的内容。
在第Ⅵ笔记本第220页上，马克思写下了对剩余价值思想历史阐述的主线和核心思想，这就是：“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样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18)以剩余价值理论的“自行批判”为特征的经济思想史形式，是(5)“剩余价值理论”的主题。根据马克思在第Ⅵ笔记本到第XV笔记本这10个笔记本封页上编写的目录来看，马克思是以“自行批判”的形式，展开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演进探索的。
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经济思想史“自我批判”，按照马克思这10个笔记中探索的思想逻辑，大体分为以下九个问题。
一是对詹姆斯·斯图亚特区分“绝对利润”和“相对利润”意义的分析。马克思以斯图亚特的剩余价值理论为出发点，是因为在经济思想史上，斯图亚特实际上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的表达者”(19)。首先对斯图亚特作出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批判，更多地包含了马克思对重农主义之前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复制”的“批判”(20)。
二是对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的分析(21)。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22)
三是对斯密在剩余价值理论探索上得失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及剩余劳动……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然而，他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23)这样，“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上，因而在对资本的分析上，亚当·斯密比重农学派前进了一大步”(24)。这一“分析上”的“前进了一大步”，体现的正是经济学家以怎样的形式进行“自行批判”的过程，也正是作为“历史附录”的经济思想史形式的意蕴。
四是对斯密之后、李嘉图之前的经济学家奈克尔、兰盖等对剩余价值理论探讨意义的评价。这两位几乎被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思想史研究遗忘的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理论史的“自行批判”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如奈克尔“在考察剩余价值时，他注意到相对剩余价值，即不是从延长整个工作日而是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得出的剩余价值”(25)。
五是对洛贝尔图斯在“租”这一无酬劳动产品现象上对剩余价值一般的理解，马克思认为：“洛贝尔图斯先生模糊地猜到的，是剩余价值同它的特殊形式，但是他不得要领，因为在他那里，问题一开始就只是说明一定的现象(地租)，而不是要揭示普遍规律。”(26)
六是李嘉图在剩余价值理论上的探讨，这是《剩余价值理论》中论述得最为详尽的部分。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27)但李嘉图“只是从对可变资本即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关系来考察利润”(28)，李嘉图陷于这一窠臼，也在于他无法解决劳动与资本交换的问题，他只在工作长度既定的前提下，研究剩余价值量和工资量的相对的量的比率关系，“相对剩余价值——这实际上是李嘉图在利润名义下研究的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29)。
七是马尔萨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上，是以反对李嘉图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所以能够反对李嘉图……只是因为李嘉图有种种自相矛盾之处”(30)。马克思认为：“和李嘉图不同，马尔萨斯先生想一下子把‘利润’包括在价值规定之中，以便使利润直接从这个规定得出。”(31)马克思也没有忽视马尔萨斯著述中的“真正贡献”之处，如马尔萨斯“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32)。
八是对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的阐释，涉及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托伦斯、詹姆斯·穆勒、普雷沃、几部论战著作、麦克库洛赫、威克菲尔德、斯特林、约翰·穆勒等。“这个学派的解体是在这样两点上：(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33)
九是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对剩余价值的思想历史的探索。这里讲的“反对派”，就是“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马克思认为：“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社会主义还只是处在它的发展的最初阶段)。”(34)
《手稿》中(5)“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主要在第Ⅵ笔记本至第XV笔记本这10个笔记本中，在之后的几个笔记本中，如在《手稿》第XXⅡ笔记本上，马克思从“历史的评论”的角度对威廉·配第在剩余价值理论史上的地位作了评价，认为在英国配第较之斯图亚特更早对剩余价值问题作出探索。在第XVⅢ笔记本中，马克思续写了“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观点。如第XVⅢ笔记本中对拉姆赛、舍尔比利埃、理查·琼斯等人在剩余价值理论史的“自行批判”中的意义和地位作了分析。
1862年底，马克思改变了原来的写作计划，不再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标题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35)。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的写作计划的变化，没有改变“双重结构”的形式。1863年1月，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第XVⅢ笔记本时，提出了《资本论》计划写作的三篇结构，承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双重结构”。其中，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双重结构”如下(36)：
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
(1)导言：商品，货币。
(2)货币转化为资本。
(3)绝对剩余价值。
(4)相对剩余价值。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7)生产过程的结果。
(8)剩余价值理论。
(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在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构计划中，从(2)到(7)阐述剩余价值的基本理论，最后两部分即“(8)剩余价值理论”和“(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是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历史的阐述。马克思对《资本论》最初结构的这一构思，也为之后《资本论》四卷结构中前三卷理论原理阐述到第四卷思想历史阐述序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65年7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资本论》的结构时明确提出：“至于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实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37)关于“历史文献部分”，马克思后来进一步明确为“17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38)。《资本论》四卷(册)结构发生的变化在于，体现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由原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章和节为基本论述单元，转变为《资本论》以卷(册)为基本论述单元。这样，《资本论》四卷结构就表现为前三卷的理论原理阐述到最后第四卷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延续了“自行批判”的经济思想史形式。
四、“《批判史》论述”与“历史路标”的经济思想史形式的呈现
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形式，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思想史。这种形式的经济思想史是依据经济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的，是随着经济思想历史的发展而接续延伸的。马克思在为《反杜林论》撰写的“《批判史》论述”中，对“历史路标”的经济思想史形式作了探索。
恩格斯在1876年-1878年间完成的《反杜林论》，是为回击杜林对马克思学说的攻击和清除杜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而撰写的著作。《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在批判杜林的经济学观点的同时，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作了系统阐释。这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撰写的。
为了写作“《批判史》论述”这一章，1877年1月，马克思开始阅读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版)一书，并写了对该书评论的草稿，1877年2月底和3月初写了《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的手稿。恩格斯对《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作了修改和删节后，定名为“《批判史》论述”，编作《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的第十章。1894年，在《反杜林论》新版(第三版)中，恩格斯提到：“《批判史》论述”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克思写的。在原定作为报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删掉的部分里，他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比起对杜林主张的批判要重要得多。这些阐述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马克思说明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的对魁奈的《经济表》所作的解释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相反，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39)。按照这些想法，恩格斯根据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对第十章作了增补。在恩格斯看来，经过增补的“《批判史》论述”这一章，包含了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而手稿本身则是马克思“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因此，对这一时期马克思阐释的“历史路标”形式的经济学说史的理解，所依据的文献应该包括“《批判史》论述”章和《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
在“《批判史》论述”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认识为基础，对经济思想史的形成作了说明。马克思提到，他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已经提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40)。与此相联系，在之前的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就已经得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的明确结论(41)。显然，马克思一开始就表明，这里将呈现的经济思想史形式是不同于先前《剩余价值理论》呈现的经济思想史形式的。
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经济思想史形式不同，“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的经济思想史形式，以古代的经济思想为“出发点”。马克思认为：“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42)古代社会所有的对经济学“原则”“定理”现象的“见解”，实际地成为“历史路标”的经济思想史形式的“出发点”，这与《剩余价值理论》呈现的“自行批判”的经济思想史形式的出发点不同。
作为这一形式经济思想史“出发点”的，包含古代的一些重要著述者的“天才和创见”，如亚里士多德“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货币学说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问题”(43)。而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的见解，“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44)。
在对重商主义所作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马克思提到，杜林沿袭李斯特认为安东尼奥·塞拉1613年发表的《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是“意大利第一部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讹误。马克思认为，“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实“早在1609年，即在《略论》出现前四年，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和东印度的贸易》”，这是“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马克思认为：“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的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主义，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那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45)。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的这一探索，不仅澄清了经济思想史的一些史实，而且也非常清晰地表达了经济思想史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对配第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从“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意义上来看，配第在《赋税论》(1662年第1版)中，已经“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除此“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本书在他的《爱尔兰解剖》一书出版十年之后，即1682年出版”。进而在《货币略论》中，配第“在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46)。在《政治算术》中对统计方法的创造和运用，成为配第创作的一部“真正经济学的著作”(47)。
马克思对配第到斯密这一期间，即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路标”作了概要论述。在对作为“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在经济思想史上地位的评价中，马克思认为，“洛克的《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但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48)。马克思指出：“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比较这一时期重要的经济学著述，可以看到“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配第，总是从配第出发的。因此这个充满有创建的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49)。马克思这里对配第所作的经济思想史的探索，较之前在《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更为广泛和深入。对配第在经济思想史中地位的轻视或忽视，是马克思同时代的流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显著局限。
马克思对重农学派和魁奈的《经济表》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为解开这个谜，经济学的以前的批评家和历史编纂学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表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世的经济学家仍然是一团模糊。”(50)马克思解开了《经济表》之谜。他指出：“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51)因此，“经济表这种对于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度再生产过程所作的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了什么这一问题”(52)。马克思对魁奈《经济表》的分析，后来成为经济思想史科学研究的范例。
马克思还对杜林认为的“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的观点作了反驳，明确地认为：“米拉波按其经济学观点来说实质上是重农学派，他在1789年的制宪议会上是第一个经济学权威，这次制宪议会在其经济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农学派原理从理论变成了实际。”马克思还提到，对于经济思想史，杜林在“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销”时，“也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勾销了”，杜林继而“又大笔一挥，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勾销了”。对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这部“经久地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的著作，在杜林那里甚至“没有看到片言只字”的评价；而对斯图亚特本人，杜林“把自己的字典中最恶毒的谩骂的言辞都搬出来了”(53)。
对杜林关于亚当·斯密及其之后的经济思想的评价，马克思没有再作出批判，其中的原因马克思在他的《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中作了如下说明：“正像杜林先生不了解重农学派一样，他也同样不了解亚当·斯密——更不用说他的后继者。因此，如果再去听他妄谈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人，纯粹是浪费时间。”(54)尽管如此，“《批判史》论述”以批判杜林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讹误和谬论为主要线索，还是在总体上呈现了马克思的“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形式的探索，体现了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这一形式的深刻理解。
五、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史两种形式的内涵及其意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自行批判”和“历史路标”两种形式作出以下概述。
第一，经济思想史的“自行批判”和“历史路标”这两种形式，是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在经济思想史探索上的运用。以“自行批判”为特征的经济思想史形式，是遵循“第二条道路”的方法，与理论原理阐述的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相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形式，呈现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原理阐述的“历史附论”的形式；而以“历史路标”为特征的经济思想史形式，依据的是“第一条道路”所体现的经济思想自身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是以经济学范畴、重要理论和规律以及经济学派的思想史研究为主题的。
第二，马克思在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关注的是以“自行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形式，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中，经济思想史这一形式的特点主要在于：其一，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自行批判”的经济思想史是对经济学理论逻辑所作的思想历史逻辑的阐述。其二，“自行批判”的经济思想史形式是按照理论原理阐述的逻辑，对与此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为主题的，其逻辑是以经济学理论原理的逻辑为依据、为根据的。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对“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的思想历史的逻辑，就是以“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理论原理的逻辑为依据、为根据的；在《资本论》体系中，《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对《资本论》前三卷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原理阐述的经济思想史的“自行批判”形式的呈现。其三，“自行批判”的经济思想史不是独立的经济思想史形式，而是以经济学体系为主线的，也是以其为基础和根据的，以“历史附论”的形式呈现的。
第三，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形式，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思想史形式。“历史路标”的经济思想史形式，一是以对经济思想历史中范畴、理论和规律及各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为主题的；二是注重对经济思想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研究，特别是以经济学形式和流派形成和发展及其比较的研究为主题的，注重对经济学演进具有“历史路标”意义的经济范畴、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和经济学派的研究；三是“历史路标”的经济思想史形式是独立形态的经济思想史，旨在呈现“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
对“历史路标”形式的经济思想史和“自行批判”形式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解，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学的当代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这些见解，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得到全面实现，出现了某些误读和误解。最严重的就是把马克思关于“自行批判”形式的经济思想史误读和误解成唯一的经济思想史形式。这一误读和误解在理论上的消极后果，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把马克思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或《资本论》理论原理阐述到理论历史阐述序列的体系分离开来，即把这一体系中体现的“自行批判”的经济思想史与这一理论体系分离，直接地当作经济思想史的全部内容和形式。一直以来，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的探索，就是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和结构为“蓝本”的，把经济思想史直接当作对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等范畴为主要线索的经济思想历史形式。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与“自行批判”的经济思想史相对应的“历史路标”的经济思想史，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或者说没有能够完全地建立起来。流行的一些经济思想史不是因袭《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就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基础上延续，把马克思经济学以前的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以后的经济思想史，都当作价值、资本、剩余价值为主要线索的经济思想史，或者是以马克思关于价值、资本、剩余价值的理论为圭臬的经济思想批判史。
经济思想史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如果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还是因袭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唯一式样的经济思想史的路子，就无益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当代发展，更易于堵塞“历史路标”的经济思想史形式的发展。加强和完善“历史路标”形式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对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观的发展，还是对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7-6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1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5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7页。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这一段论述，在最新的中文译本中译作：“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7页)在这里，“历史的评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的“自行批判”改译为“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的“历史路标的形式”改译为“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以下论述还沿用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的中文译文。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6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9页。
(3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3-244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8、250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8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8页。
参考文献：
[1]汤在新主编：《〈资本论〉续编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
[2]黄晓武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5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3]刘英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6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4]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5][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6]Roman Rosdosky,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Vol.1,London:Pluto Press,1977.
[7]Karl Kühne,Economics and Marxism,Vol.1,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Shaw,Macmillan Press Ltd.1979.
2016年06月13日 08:47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