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熙 吴晓霞：“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民生改善：理论意蕴与实施路径

内容提要 

民生改善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表明，“人工智能+”服务业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性、生活性及公共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发展形态，已成为新时代赋能民生改善的关键支撑，有效推动我国民生改善从普惠覆盖的基础阶段向品质提升阶段转型，助力实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为进一步释放“人工智能+”服务业的民生赋能效能，破解技术垄断与数字鸿沟难题，本文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重构服务供需匹配模式、优化人机协同效率，推动民生服务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精准转型；同时，依托技术创新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优质服务资源普惠化，充分发挥其在就业市场、消费场景、公共服务及城乡融合等民生领域的深远带动作用。 

关键词：“人工智能+” 服务业 民生改善 投资于人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为新时代民生建设锚定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互支撑、辩证统一的内在关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 

新时代民生改善并非单一维度的水平提升，而是物质基础持续夯实与精神文明协同丰盈的整体性进阶，覆盖收入分配、医疗健康、教育公平、住房保障、养老托育等关键领域，呈现全方位、多层次、高品质的发展特征。同时，民生改善具有鲜明的持续性与动态性：随着居民基本物质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自主发展空间、自我价值实现、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追求更有尊严、更高质量、更具个性的生活。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运行范式。 

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简称《意见》），标志着“人工智能+”由技术应用概念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意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生产力革命性跃迁与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性、基础性技术，具备跨领域、多场景、广渗透的应用潜力，是驱动产业升级与融合发展的关键引擎（杜传忠、张榕，2025）。人工智能有助于提升服务业生产效率，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及服务业内部业态迭代，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与质量提升，从供给侧为民生改善提供多元化、精细化、高品质支撑（潘珊等，2025）。“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民生改善的核心在于打破技术垄断和数字鸿沟，将优质服务资源以数字化、智能化方式普惠于民，推动民生服务从“政府认为需要”向“群众实际需要”精准转变，深刻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当前，我国民生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差异化、个性化的趋势特点，民生改善涵盖民生保障均等化、民生服务品质化、民生发展个性化。在此背景下，如何以“人工智能+”服务业为抓手，赋能民生改善，精准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向往，有效破解民生领域供需错位、服务不均、效率不高等堵点难点，成为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在系统阐释新时代民生改善内涵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践与国家政策导向，深入剖析“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民生改善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以期为推动服务业智能化转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供理论参考与对策建议。 

一、民生改善的时代内涵 

民生改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核心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生建设历经持续改善、制度集中建设、质量提升三个递进发展阶段。经过40余年的不懈推进，人民生活条件实现历史性跨越，民生保障建设正在从“有没有”的普惠覆盖阶段，迈入“好不好”的品质提升新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重心、任务要求也随之发生深刻转变，亟须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刻把握民生改善的新时代内涵，为民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一）民生改善的直接目标：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一部署精准锚定了新时代民生改善的直接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历史性转变，集中体现为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从“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深刻转型。与传统的物质生活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鲜明的全面性与高层次性特征。它体现在生活品质的多重维度，涵盖经济生活富足、政治生活参与、文化生活丰富、社会生活安定、环境生活宜居等多个领域，是客观生活条件与主观幸福体验的有机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这种需求升级对我国民生建设提出了更全面、更高标准的要求。它要求政府在推进公共服务扩容提质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基本”范畴的辩证内涵：一方面，“基本”意味着政府需优先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筑牢民生底线，为人民生存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基本”的标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进步的推进不断升级，实现民生保障与发展水平同频共振。 

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再局限于“有没有”，更聚焦于“好不好”“优不优”。例如，在教育领域，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要求教育资源更加均衡配置，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持续扩大，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在医疗健康领域，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升级，推动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向更加注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向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得到加强，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完善；在养老服务领域，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的跨越，促使养老服务供给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社区居家养老、智慧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不断涌现，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可及性要求也日益提高，“互联网+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现实，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体验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此外，在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呈现出精细化、品质化的特征。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发力，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民生改善的根本目标：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与价值核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经典理论，又结合中国实践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新时代民生改善工作指明了方向。 

从学术内涵来看，“人的全面发展”本质上是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个体自由选择得到尊重、内在潜能得到充分激发，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持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蕴含着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个体而言，是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从整体来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全面性直接决定着人的特性，人的全面发展必然以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核心在于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作为经济社会内生增长的核心要素，推动“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深度融合、协同推进，纠正以往发展中过度关注“物的积累”而忽视“人的发展”的认知与实践偏差。这种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本质上对应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即从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范式向效率驱动型增长范式转变，而人力资本提升则是这一转型的关键支撑。 

从实践路径来看，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长期性、间接性特征，其成效无法及时显现，需要通过劳动力素质提升、消费市场扩容、产业结构升级等中介环节逐步释放价值，这也决定了民生改善工作必须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因此，在产业发展中，要聚焦知识资本密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软化”升级，通过产业发展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就业支撑。 

综上，深刻把握民生改善的时代内涵，既要明确其直接目标是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也要坚守其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立足人的主体地位，通过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健全民生保障制度、优化发展环境，实现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新时代民生建设的发展方向，推动民生改善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以“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民生改善的理论意蕴 

“人工智能+”服务业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通过与生产服务、生活服务、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实现服务流程优化、服务模式创新、服务质量提升的新型发展形态。其本质是通过数据、算法与算力的协同作用，重构服务业价值创造链条，打破传统服务业的时空限制与资源约束，推动服务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从“标准化供给”向“个性化适配”升级，最终将技术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成为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力量，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生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这一逻辑为“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民生改善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二者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作为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先进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其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对传统服务业生产方式的重构与革新。 

从生产力发展的维度来看，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实现了服务业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传统服务业受人力、时间、空间等要素约束，存在效率偏低、资源配置不均、服务覆盖面有限等突出问题，难以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算法与算力的协同发力，能够突破传统要素的桎梏：一方面，通过自动化处理重复性、流程化的服务环节，大幅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扩大存量产业的范围经济，让有限的服务资源覆盖更多民生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催生新的服务业态、新的服务模式（如数字员工、远程智能服务、个性化定制服务等），加速新产业、新动能的创造，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服务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跃升直接为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高效、更便捷、更普惠的服务供给，着力补齐民生领域的短板弱项，让人民群众获得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从生产关系调整的维度来看，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推动生产关系发生深层次变革，进而为民生改善提供制度性支撑。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人工智能+”服务业对这三个方面的调整，均与民生改善密切相关。首先，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数据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其可共享、可复制、低成本的特性，打破了传统服务业中少数主体对服务资源的垄断，推动服务资源向薄弱地区、困难群体倾斜，助力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民生改善的重要前提。其次，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方面，人工智能替代了部分重复性、低技能的服务岗位，同时催生了大量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岗位（如人工智能训练师、算法优化师等），推动就业结构从低技能劳动向高技能劳动转型，而这种转型必然要求通过技能培训、岗位升级等方式提升劳动者素质，让劳动者更好适应数字时代的就业需求，实现更加稳定、更高质量的就业，这是民生改善的核心内容。最后，在产品分配方面，人工智能通过优化服务流程、降低服务成本，让更多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享受优质服务；同时，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分配的模式，也为劳动者拓宽了收入渠道，推动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这是民生改善的重要保障。此外，人工智能还推动服务业组织结构从科层制向“平台化+生态化”转型，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让民生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是“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民生改善的核心理论指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是个体潜能充分激发、需求充分满足的动态过程，其实现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实践载体。“人工智能+”服务业通过技术赋能，打破了传统产业对人的束缚，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本质要求。一方面，“人工智能+”服务业通过技能培训与岗位升级，助力劳动者素质提升，为个体潜能激发提供保障。人工智能与服务业的融合，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倒逼劳动者主动提升数字素养和专业技能。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界围绕人工智能应用开展的各类技能培训，不仅帮助劳动者适应岗位转型、实现稳定就业，更让劳动者能够在学习和实践中提升自身能力，激发个体潜能。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服务业通过个性化服务供给，满足人的多元需求，为个体全面发展提供实践载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生需求已从“基本保障型”向“品质提升型”“多元个性型”转变，传统标准化的服务供给已难以适应这种需求变化，而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构建等技术，能够精准捕捉不同个体的服务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供给。 

三、“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民生改善的实施路径 

在数字经济迭代升级的背景下，服务业正经历从互联网时代的“连接赋能”向人工智能时代的“生成与决策赋能”跨越式转型。人工智能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通过重构服务供需匹配模式、优化人机协同效率，对就业市场、消费场景、公共服务、城乡融合等民生领域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见图1）。 

（一）就业收入赋能：构建弹性包容的就业增收体系 

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就业的本质，是实现从“互联网+”时代的流量撮合模式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驱动模式转型，核心在于通过“重构供需匹配”与“人机协同增效”双轮驱动，打破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壁垒，降低劳动力就业技能门槛，引导劳动力资源向情感密集型、高复杂度的人机协作岗位有序转移，最终构建起覆盖范围广、灵活性强、增收潜力大的就业体系。传统服务业以人力密集投入为核心发展模式，劳动生产率偏低、收入增长空间有限，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正推动服务业加速向知识密集型转型。其中，智能体的崛起成为关键突破口，使人工智能不再局限于辅助性工具的角色，而是演进为能够独立处理复杂决策任务的智能主体。在软件服务、金融咨询、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领域，智能体可高效完成数据处理、方案生成、风险研判等复杂工作，推动服务业从“劳动要素驱动”向“智能要素驱动”深度演进。 

“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就业的具体路径包括：一是通过技能赋能与门槛降低，提升就业包容性。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赋能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拉平”劳动力技能差异，增强就业市场的包容性与弹性。人工智能工具作为“智能副驾驶”“智能学伴”，可有效辅助普通劳动者完成原本需要具备较高专业技能的工作，如文案创作、代码编写、数据分析等，使原本不具备相关专业技能的群体能够突破技能壁垒，进入更高价值的就业领域，拓宽了就业群体的覆盖范围。 

二是通过业态创新与结构优化，拓宽就业渠道。人工智能与服务业的融合，不仅催生了智能客服、数据标注、算法运维、直播电商等新型就业形态，还推动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传统服务行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转型，创造了大量技能型、专业化就业岗位。其中，数据智能服务产业兼具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双重特征，尤其是数据标注环节，技术门槛适中、操作流程标准化，能够适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需求和中西部劳动力就业特点，通过“家门口就业”模式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化，可显著提升就业的地域包容性。此外，平台经济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高效资源配置体系，大幅降低灵活就业的门槛，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提供多元化、灵活性的就业选择，有效缓解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 

三是通过供需匹配与成本降低，提升就业增收效能。人工智能通过精准捕捉就业市场的供需信息，优化供需匹配效率，节约中间环节的投入成本，直接提升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例如，某“人工智能直聘”模式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挖掘用户隐性就业需求，该模式构建的去中心化撮合机制，可实现劳动者与用工方的直接对接，大幅降低中介服务费用，使劳动者的收入得到直接提升。此外，人工智能平台通过构建“平台的平台”模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劳动者可迁移的职业信用档案，有效降低用工企业的招聘试错成本和制度性摩擦，使灵活用工更加规范、高效，进一步提升就业市场的运行效率，为劳动者实现稳定增收提供保障。 

（二）服务消费赋能：打造品质多元的服务消费生态 

促消费与惠民生协同发展，不仅能够激发内需潜力、稳定经济增长，更有助于提升社会福祉，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2013—202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由39.7%提升至46.2%，①服务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意见》明确将“人工智能+”消费提质列为六大重点行动之一，确立了“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培育产品消费新业态”两大核心方向。这一顶层设计标志着政策重心从投资端扩张转向消费侧提质增效，重在激活内需市场形成新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主要从供给、体验、价值三个维度重塑服务消费生态，推动服务消费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从标准化供给向多元化满足转型。 

“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服务消费的具体路径包括：一是通过供需精准匹配，实现个性化服务供给。人工智能依托用户画像、需求预测、智能推荐等技术，深度挖掘消费行为数据与偏好特征，精准捕捉不同群体、不同场景下的差异化需求，破解传统服务供给同质化、供需错配等问题，推动服务供给由“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升级。例如，在教育领域，智能教育系统通过学情分析、知识图谱与自适应学习算法，为学生动态匹配学习内容、调整学习节奏，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与精准辅导；在文旅领域，人工智能结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场景交互技术，催生沉浸式文旅、智慧导览、定制行程等新业态，满足游客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多元需求；在康养领域，依托健康监测、风险评估与智能干预技术，为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群体定制膳食、运动、护理与慢病管理方案，推动健康管理由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精准服务转变。 

二是通过重构服务流程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人工智能通过流程再造、场景融合与智能交互，对服务消费的前端搜寻、中间交付、后端保障全链条进行智能化重构，显著提升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打破时空限制，让优质服务更可及、更便捷、更普惠。一方面，自助终端、智能应答、无人配送、无感支付等技术广泛应用，简化服务环节、缩短等待时间，实现服务即时响应与高效交付；另一方面，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居、智慧商圈等载体不断成熟，推动出行、居住、购物、娱乐等场景互联互通，将单一服务空间拓展为多功能集成的生活终端，形成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此外，虚拟试穿、人工智能导购、数字孪生体验等技术消除线上消费体验壁垒，提升消费决策效率与体验感，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标准化、高品质的民生服务，有效缩小城乡、区域间服务消费差距。 

三是丰富精神情感内涵，拓展消费价值。人工智能以情感计算、多模态交互、拟人化服务等技术为支撑，超越传统服务的功能满足属性，赋予服务消费更丰富的情感价值、社会价值与发展价值，推动消费需求由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向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跃升。例如，情感陪伴型机器人、智能陪护系统为老人、儿童等群体提供温情陪伴与心理慰藉，弥补传统服务的情感供给不足；智能社交平台、沉浸式互动场景拓宽人际连接渠道，增强消费者的社会参与感与归属感；认知增强、技能提升、素养培育类智能服务助力居民终身学习与自我提升，推动服务消费从物质享受向精神富足、全面发展延伸。通过价值维度的拓展，人工智能不断激活潜在消费意愿、释放内需潜力，助力构建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的现代服务消费生态，为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提供持久动力。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公共服务赋能：实现普惠高效的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底线工程与基础支撑，直接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传统公共服务普遍面临城乡与区域供给不均衡、供需匹配度不高、服务流程繁琐、响应效率偏低、精准化水平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人工智能对公共服务的赋能是以技术理性弥补服务短板，以数据普惠促进社会公平，以智能高效提升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更均衡、服务供给更精准、民生保障更坚实，为高质量改善民生提供稳定、可持续、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与制度支撑。 

“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公共服务的具体路径包括：首先，人工智能打破时空壁垒，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普惠。公共服务资源的稀缺性与分布不均，是制约民生改善的重要瓶颈。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突破物理空间与行政层级限制，重构公共资源分配逻辑与供给路径，推动优质公共服务由“局部集中”向“全域覆盖”转型，有效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间公共服务差距。例如，在医疗卫生领域，远程会诊、人工智能影像诊断、智能健康管理等应用，将三甲医院优质诊疗能力、专家资源与标准诊疗方案同步延伸至基层医疗机构、偏远乡村与欠发达地区，切实缓解“看病远、看专家难”的问题。 

其次，人工智能通过数据驱动决策，提升供需匹配与服务质效。传统公共服务多以标准化、普惠式供给为主，难以精准回应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人工智能通过对政务、医疗、教育、社保、出行等多源数据的整合与深度分析，构建群体画像与个体需求模型，实现服务供给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例如，在社会救助领域，人工智能可精准识别低收入家庭、困境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现主动发现、快速响应、精准救助，避免“漏助、错助、重复救助”等问题。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推动公共服务事前预判与动态优化。人工智能推动公共治理由事后处置、被动响应向事前预警、主动服务、精细管理转型，提升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与风险防控能力。在公共服务领域，依托城市大脑、数字孪生、智能调度等技术平台，一方面通过对人口流动、民生诉求、资源负荷等数据研判，实现需求精准预测，优化资源投放与服务调度；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社会矛盾等潜在风险及早识别、快速处置，实现风险智能预警，提升公共服务稳定性与可靠性。 

（四）城乡融合赋能：缩小区域民生发展差距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关键路径，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仍是民生改善进程中的突出短板与结构性矛盾。以人工智能赋能城乡融合，有利于打破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壁垒，切实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技术支撑与实现路径。 

“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包括：首先，人工智能推动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增效，夯实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优化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健全农村智能化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例如，通过构建“村级便民服务点+智能服务终端+线上服务平台”三位一体的农村便民服务体系，依托智能终端实现缴费、挂号、信息查询、线上代购等一站式办理服务，推动了优质民生服务直达基层末梢，使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有与城市同质化、便捷化、标准化的生活服务，有效破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服务可达性弱等现实难题。 

其次，人工智能加速农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激活乡村产业增收内生动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农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重点在培育农产品冷链物流、农村电商、智能农技推广、产销精准对接等业态，补齐农业产业链社会化服务短板。通过智能物流平台优化仓储、运输、配送全链条效率，畅通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上行通道；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开展市场需求预测、产销精准匹配，降低农产品滞销损耗，稳定市场价格；依托农业智能技术推广系统，实现良种推荐、病虫害识别、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等服务数字化与精准化供给，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经营效益。以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收入层面缩小城乡居民发展的差距，为农村民生改善筑牢物质基础。 

最后，人工智能助力乡村特色服务业培育壮大，拓宽农村居民就近就业增收空间。立足乡村独特生态资源、文化底蕴与田园风貌，借助人工智能可以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创新发展乡村民宿、沉浸式文旅、康养旅居、休闲农业等特色服务。通过智能营销平台精准对接城市消费需求，提升乡村旅游品牌影响力与客源覆盖面。真正让农民实现“守家就业、就地致富”，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发展机会差距，推动城乡民生福祉协同提升。 

四、结论与展望 

人工智能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新时代民生改善提供了全新路径，其核心逻辑是通过技术赋能实现服务业供给质量、效率与公平性的全面提升，进而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民生需求，深刻体现了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本文基于相关理论支撑，从就业增收、消费升级、公共服务优化、城乡融合等维度，构建了“人工智能+”服务业赋能民生改善的实施路径。这一路径的有效运行，能够推动民生改善从“普惠覆盖”向“品质提升”跨越，从“城乡失衡”向“均衡发展”转型。 

未来，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服务业的民生赋能效应，需坚持“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强化制度顶层设计与技术创新协同。在政策层面，应完善人工智能应用的标准体系、激励机制与监管框架，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加大对民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财政支持；在技术层面，应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刚需领域，开发轻量化、低成本、易操作的智能服务产品；在实践层面，应鼓励地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弥合数字鸿沟，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体人民。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与服务业的融合将不断走向深化，为民生改善注入更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略）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项目“老龄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银发经济’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5zb011），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家庭健康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与政策干预研究”（项目编号：23BJL041）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