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很开心今天参加这个会议，一个星期以前当初滕祥志打电话，希望我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中心的名字是很有智慧的，原本叫税法案例研究，我说一定要加上“财”字，他犹豫了很长时间，说要不要加，一我说定要加。刚才很多专家讲得非常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我也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两遍，刚才高院长讲的也很好，其实说财政问题，是我们这一次整个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的改革，国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谈，当时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制度，我们一定会问他为什么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并不是我们有某种褒奖，其实它是回归财政的一个本能，财政究竟是干什么的，财政这个财，财政过去有人讲说是三分财七分政，其实我认为应该是七分财三分政。财，财产，财产背后是权利，财产权利，而这样的财产权利既包括私人的财产权利，也包括公共的财产权利，而这样的一个权利涉及到几大方面，一个是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问题，一个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个是立法与行政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各种关系体现的是一个权利、义务、责任的配置问题。所以我们这里是回归财政的一个本来面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它其实解决了我们过去改革过程中长期欠债的一个问题，我们在1994年提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它的功劳很大，但是我们看它明显的不足，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它是一个形成主导的财税体制改革，而不是一个法制的主导的财税体制改革。所以这种行政主导在某一个特点定间里面，它的效果很明显，但是它后面的不协调性、不可持续性这些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大。我们讲中央和地方，这个市场如果是法制化的，能财权够逐步的上移吗？大事权能够逐渐下移吗？家可以想很多的问题，整个财税领域里边，法制的缺位，财政的核心问题是法法治所以我们讲财政一，，它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经济的基础。二，我们国家不仅是大国，而且是强国，要强国要实现民富国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我们的一种期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法制，财政的核心就是法制问题，它要有法法治为保障，没有法法治为保障，这样的财政是不够持续的。所以这里面我是想解读一个方面，讲一个问题，因为时间问题，财政问题我不详细花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写了一本书应该会出来，叫《财政之道》副标题就是财税法制，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成果的积累。
第二个解读关于税收法的问题，今天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准确理解税收法律原则。对于税收法律原则或者财税法律原则，它是我们整个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石，通过这样的基石，把各种关系用一个法律把它固定下来。但是我想谈一点，中央还是要从战略家的眼光，高屋建瓴的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要谈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光看第五章，它的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在这章节里面有重点，在其它章节多少都有深度不同的涉及。我们看一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个决定的一个说明，提到财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所以财税改革是有阶段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并没有到位，是分几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三中全会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把习总书记的说明联系起来一起看。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不少媒体，我们在前天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财税体制改革，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不少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来了三、四十位专家，三十多个媒体，所以这些天陆续的在网上报道一些内容。
对税收法定，它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误解，这里边有两种误解，比如在第五章的第18条，讲到说要加快房产税立法并推进改革。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问题？这里究竟是在说我们要修改房产税条例，还是说我们要重新制定房产税法呢？因为它是讲房产税立法，房地产税是包括四个税种，但是这里面的核心，我们讲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根据这样的税，当然核心的问题还是房产税的问题。现在有一些误解，我们有一些固有误解，说这就是要修改房产税条例，这是一个。第二，有人说在第八章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针对地方而言的，说是地方不能更改关于税收方面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这两种理解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税收法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指的法律，为什么要法律，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政策，不是因为其它的原因，这里头很清楚，我们再看第九章，关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里边，它的意义，三十条讲得很清楚，要建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备案制度，对政府的重大决策要进行合法性审查。所以这里边我们要准确理解中央的关于房产税立法的问题，这是我想表明的一点。但是这里面在第八章的第27条，它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面提出说“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落实”告诉我们说，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是现在一下子全部都解决的，它是要分阶段、分重点、有突破。我们现在两大改革，一个是营改增的问题，一个是房产税改革试点的问题，这两个改革在我们今天讲税收法律里边，在目前的做法是应该有区别的。
今年两会期间，山东代表提出税收法立法权回归人大（今年5月份，关于税收法律入宪送给中办和国办，当时写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引起中央的注意，用了一个智慧，用什么，是从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入手，因为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中央高层关注的，如果我们只是一般体制的法律，也许不会引起中央的注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尽管现在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但是制定法律有时间表，有一个路线图，有时间的先后、有重点，在重点里边现在选择的突破口是什么，就是房产税的问题。中央很清楚，自然税没这么说，环境税也没这么说，包括营改增也没这么说。我们要落实税收法定在行政法规没有制定法律以前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某一个税种的改革，它是以不增加纳税人的税负为前提的，可以在现有的条件下征收。营改增总体条件来讲，不以增加纳税人的税负为前提，但是房产税不一样，房产税要改第五条第四款，它是在增加所有纳税人的税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立法，要跟后面的法律，行政机关的权力限制前后连在一起，在这里寻求突破，房产税的立法是应该制定法律，而不是修改房产税暂行条例。所以这一点媒体在宣传的时候不要给社会形成误解，而且我们现在有些部门要跳出过去的旧思维，要在新的思维上跟中央的决定保持高度的一致。因为今天我们来了媒体，我很希望大家来澄清这样一个问题，不要造成误解，好像只是对地方限制，不是的，是对所有行政机关的一个，我们要回到十八大提出来的法制思维和法制方式，去化解矛盾、消除误解。今天现在的房产税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问题，前两天原财政部的部长项怀诚说了，谁要说房产税坚决反对，这是社会问题非常突出的时候，我们需要智慧，要形成政府和纳税人的良性的互动，这个良性的互动是什么？就是法律，而不是说在短期内追求效率，但是上海重庆试点效果究竟怎么样，再需试点十个省市，效果还不会很好。为什么不用两三年的时间，让全民来参与，立法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我们现在很多人只是谈结果，不谈过程，我们要过程让社会形成共识。我们的税不仅要考虑立法的正当，不仅要考虑目的的正当性，更重要要考虑程序的正当性。
我们现在在很多税收政策出来一个，老百姓质疑一个，出来一个质疑一个的情况下，这时候应该有大智慧，回到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边来制定法律，这是有区别的，不是说把现在把所有的税种全部上升到法律，这有先有后，有重点，现在是在房产税上的寻找突破，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的媒体要很准确的去解决的这个问题，这是我想表明的一点。
刚才我们陈甦书记，他讲话很直率，他也对财税法进行了一个批评，学科的发展就是要能够经得起不同人的意见和批评，让更多人了解。如果说陈书记所讲的中国财税法问题的几大方面，我想这些方面在十年前是存在的，我们一直在进行一个现代财税法的转变。我们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边，我想说一点，我们现在对于整个财税重要性，是因为我们党和政府都在补课、在上课，因为过去这个方面欠缺太多，我们欠了太多的账，再一个从法制方面，我们的立法太滞后。还有我们的整个法学界是很亏欠财税法学科的。长期在很多方面，对这样的学科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的学科对于国家来讲，对于我们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说财政理论，在近两年提出很重要的理论，一个是公共财产法理论，一个是理财治国理论，这个理财治国理论跟十八届三中全会紧密相连，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形式，社会更多的人关注这么一个学科，它涉及到整个的方面，财政法在法学里面也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所以我们财税法叫做领域法学。宏观调控只是它的一个补充的功能，我们是过分夸大它的宏观调控的功能。财税法的研究成立于2001年，到现在12年了，不是现在刚刚成立，这个在全国财税法学者的努力的情况下做了很多事情，滕祥志研究员也是我们理事，他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从财税法的案例的研究，它很有意义，这个意义在于我想我们不是为了研究案例而研究案例，我们研究案例的目的是要推动国家法制的发展，是要推动财税法制的发展。在2005年，在北大财税法中心举办的税收司法改革研讨会，在中国税收法研究里边，我们想作为一个开端，在座很多人参加，印象应该很深刻，当时我们请了很多国内外的大法官和律师。我们现在的财税法的案例研究，有两个制度的障碍，税收征管法88条的复议前置程序一定要取消；另外，花钱买诉权也极端不公正。这两个制度，我们至少有两个制度的障碍，这两个制度障碍如果不加以解决，财税行为就不能在一个税收法定、财政法定这样的原则之下来进行，我们所有的党的文件、政府的文件或人大的文件以及地方文件里边，第一次提出税收法定问题，过去从来没有过，看来中央高层对于税收法定极其关注，但是我们案例的发展，现在《税收征管法》第88条，两个前置，这两个前置严重阻碍了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实际中能有多少案例？要花钱买救济，所以这个里面的制度，上次总局里面征管司的领导受宋局长的委托，专门谈了这个事情，这个方面对于我们国家财税法案例的研究，制度上的障碍要解决。第二个，我们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扩大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这次是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法规、行政规章的备案审查问题，有了高度的重视。如果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诉讼，有了一两个诉讼案件的时候，行政机关出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就一定会非常慎重。所以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案例中心能够在我们财税法的研究里边，能够先做一步，下一步有一个财税专业委员会，有一个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还有一个是金融税法与财政税法专业委员会（音），下一步讨论成立一个财税法的案例专业委员会，这不仅仅说在社科院财经研究院里边有。社科院里面的财税法的研究，应该在全国里面起到龙头作用，这个龙头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财经战略研究院，我想我们的法学所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财税法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现在所有的法学学科，所以研究会里边的搞宪法、行政法、民法、国际法的，研究会里不少，我们很注重这个方面，我也更希望我们的法学界来经常关注这个学科，经常看看这个学科的学者们他们所发出的一些有分量的成果，这时候的很多看法，就会随着这些成果在不断地改变，最终促进法制的发展。
祝财税法案例研究中心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刘剑文，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它其实解决了我们过去改革过程中长期欠债的一个问题，我们在1994年提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它的功劳很大，但是我们看它明显的不足，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它是一个形成主导的财税体制改革，而不是一个法制的主导的财税体制改革。所以这种行政主导在某一个特点定间里面，它的效果很明显，但是它后面的不协调性、不可持续性这些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大。我们讲中央和地方，这个市场如果是法制化的，能财权够逐步的上移吗？大事权能够逐渐下移吗？家可以想很多的问题，整个财税领域里边，法制的缺位，财政的核心问题是法法治所以我们讲财政一，，它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经济的基础。二，我们国家不仅是大国，而且是强国，要强国要实现民富国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我们的一种期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法制，财政的核心就是法制问题，它要有法法治为保障，没有法法治为保障，这样的财政是不够持续的。所以这里面我是想解读一个方面，讲一个问题，因为时间问题，财政问题我不详细花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写了一本书应该会出来，叫《财政之道》副标题就是财税法制，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成果的积累。
第二个解读关于税收法的问题，今天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准确理解税收法律原则。对于税收法律原则或者财税法律原则，它是我们整个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石，通过这样的基石，把各种关系用一个法律把它固定下来。但是我想谈一点，中央还是要从战略家的眼光，高屋建瓴的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要谈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光看第五章，它的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在这章节里面有重点，在其它章节多少都有深度不同的涉及。我们看一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个决定的一个说明，提到财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所以财税改革是有阶段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并没有到位，是分几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三中全会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把习总书记的说明联系起来一起看。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不少媒体，我们在前天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财税体制改革，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不少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来了三、四十位专家，三十多个媒体，所以这些天陆续的在网上报道一些内容。
对税收法定，它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误解，这里边有两种误解，比如在第五章的第18条，讲到说要加快房产税立法并推进改革。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问题？这里究竟是在说我们要修改房产税条例，还是说我们要重新制定房产税法呢？因为它是讲房产税立法，房地产税是包括四个税种，但是这里面的核心，我们讲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根据这样的税，当然核心的问题还是房产税的问题。现在有一些误解，我们有一些固有误解，说这就是要修改房产税条例，这是一个。第二，有人说在第八章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针对地方而言的，说是地方不能更改关于税收方面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这两种理解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税收法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指的法律，为什么要法律，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政策，不是因为其它的原因，这里头很清楚，我们再看第九章，关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里边，它的意义，三十条讲得很清楚，要建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备案制度，对政府的重大决策要进行合法性审查。所以这里边我们要准确理解中央的关于房产税立法的问题，这是我想表明的一点。但是这里面在第八章的第27条，它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面提出说“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落实”告诉我们说，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是现在一下子全部都解决的，它是要分阶段、分重点、有突破。我们现在两大改革，一个是营改增的问题，一个是房产税改革试点的问题，这两个改革在我们今天讲税收法律里边，在目前的做法是应该有区别的。
今年两会期间，山东代表提出税收法立法权回归人大（今年5月份，关于税收法律入宪送给中办和国办，当时写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引起中央的注意，用了一个智慧，用什么，是从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入手，因为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中央高层关注的，如果我们只是一般体制的法律，也许不会引起中央的注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尽管现在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但是制定法律有时间表，有一个路线图，有时间的先后、有重点，在重点里边现在选择的突破口是什么，就是房产税的问题。中央很清楚，自然税没这么说，环境税也没这么说，包括营改增也没这么说。我们要落实税收法定在行政法规没有制定法律以前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某一个税种的改革，它是以不增加纳税人的税负为前提的，可以在现有的条件下征收。营改增总体条件来讲，不以增加纳税人的税负为前提，但是房产税不一样，房产税要改第五条第四款，它是在增加所有纳税人的税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立法，要跟后面的法律，行政机关的权力限制前后连在一起，在这里寻求突破，房产税的立法是应该制定法律，而不是修改房产税暂行条例。所以这一点媒体在宣传的时候不要给社会形成误解，而且我们现在有些部门要跳出过去的旧思维，要在新的思维上跟中央的决定保持高度的一致。因为今天我们来了媒体，我很希望大家来澄清这样一个问题，不要造成误解，好像只是对地方限制，不是的，是对所有行政机关的一个，我们要回到十八大提出来的法制思维和法制方式，去化解矛盾、消除误解。今天现在的房产税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问题，前两天原财政部的部长项怀诚说了，谁要说房产税坚决反对，这是社会问题非常突出的时候，我们需要智慧，要形成政府和纳税人的良性的互动，这个良性的互动是什么？就是法律，而不是说在短期内追求效率，但是上海重庆试点效果究竟怎么样，再需试点十个省市，效果还不会很好。为什么不用两三年的时间，让全民来参与，立法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我们现在很多人只是谈结果，不谈过程，我们要过程让社会形成共识。我们的税不仅要考虑立法的正当，不仅要考虑目的的正当性，更重要要考虑程序的正当性。
我们现在在很多税收政策出来一个，老百姓质疑一个，出来一个质疑一个的情况下，这时候应该有大智慧，回到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边来制定法律，这是有区别的，不是说把现在把所有的税种全部上升到法律，这有先有后，有重点，现在是在房产税上的寻找突破，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的媒体要很准确的去解决的这个问题，这是我想表明的一点。
刚才我们陈甦书记，他讲话很直率，他也对财税法进行了一个批评，学科的发展就是要能够经得起不同人的意见和批评，让更多人了解。如果说陈书记所讲的中国财税法问题的几大方面，我想这些方面在十年前是存在的，我们一直在进行一个现代财税法的转变。我们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边，我想说一点，我们现在对于整个财税重要性，是因为我们党和政府都在补课、在上课，因为过去这个方面欠缺太多，我们欠了太多的账，再一个从法制方面，我们的立法太滞后。还有我们的整个法学界是很亏欠财税法学科的。长期在很多方面，对这样的学科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的学科对于国家来讲，对于我们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说财政理论，在近两年提出很重要的理论，一个是公共财产法理论，一个是理财治国理论，这个理财治国理论跟十八届三中全会紧密相连，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形式，社会更多的人关注这么一个学科，它涉及到整个的方面，财政法在法学里面也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所以我们财税法叫做领域法学。宏观调控只是它的一个补充的功能，我们是过分夸大它的宏观调控的功能。财税法的研究成立于2001年，到现在12年了，不是现在刚刚成立，这个在全国财税法学者的努力的情况下做了很多事情，滕祥志研究员也是我们理事，他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从财税法的案例的研究，它很有意义，这个意义在于我想我们不是为了研究案例而研究案例，我们研究案例的目的是要推动国家法制的发展，是要推动财税法制的发展。在2005年，在北大财税法中心举办的税收司法改革研讨会，在中国税收法研究里边，我们想作为一个开端，在座很多人参加，印象应该很深刻，当时我们请了很多国内外的大法官和律师。我们现在的财税法的案例研究，有两个制度的障碍，税收征管法88条的复议前置程序一定要取消；另外，花钱买诉权也极端不公正。这两个制度，我们至少有两个制度的障碍，这两个制度障碍如果不加以解决，财税行为就不能在一个税收法定、财政法定这样的原则之下来进行，我们所有的党的文件、政府的文件或人大的文件以及地方文件里边，第一次提出税收法定问题，过去从来没有过，看来中央高层对于税收法定极其关注，但是我们案例的发展，现在《税收征管法》第88条，两个前置，这两个前置严重阻碍了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实际中能有多少案例？要花钱买救济，所以这个里面的制度，上次总局里面征管司的领导受宋局长的委托，专门谈了这个事情，这个方面对于我们国家财税法案例的研究，制度上的障碍要解决。第二个，我们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扩大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这次是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法规、行政规章的备案审查问题，有了高度的重视。如果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诉讼，有了一两个诉讼案件的时候，行政机关出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就一定会非常慎重。所以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案例中心能够在我们财税法的研究里边，能够先做一步，下一步有一个财税专业委员会，有一个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还有一个是金融税法与财政税法专业委员会（音），下一步讨论成立一个财税法的案例专业委员会，这不仅仅说在社科院财经研究院里边有。社科院里面的财税法的研究，应该在全国里面起到龙头作用，这个龙头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财经战略研究院，我想我们的法学所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财税法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现在所有的法学学科，所以研究会里边的搞宪法、行政法、民法、国际法的，研究会里不少，我们很注重这个方面，我也更希望我们的法学界来经常关注这个学科，经常看看这个学科的学者们他们所发出的一些有分量的成果，这时候的很多看法，就会随着这些成果在不断地改变，最终促进法制的发展。
祝财税法案例研究中心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刘剑文，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