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发言 | 财经战略研究院

[常欣]:感谢会议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我重点还是谈一下关于政府改革或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也是这本书第二章的部分，之所以谈制革问题，这一次十八大之后，总书记新南巡之后各方面对改革进行关注，在这个过程当中，十八大明确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最终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怎么处理的问题，特别是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我觉得回答政府体制改革，核心要涉及三个层面。现在政府职能定位是什么样的定位？第二个这样的定位是怎么形成的？第三个这样一种格局对未来改革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效应如何？[11:39]
[常欣]: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政府一个职能定位，这本书当中我们有一部分专门谈到对政府基本的定位，我们觉得现在来讲，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目前的政府还是一个建设型政府，政府仍然把大量的精力投到生产建设领域，我们做了一个国际比表，通过IFM的政府支出的比较，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经济体，还是由政府为主导的东亚经济体，中国在整个经济事物支出的占比在所有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比其他国家高很多。这样一种格局又可以分为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中央层面是属于建设性政府特征并不是很明显，更主要表现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如何来概括呢？这本书用三化来概括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和特征。美国市场的詹姆斯大学当时提到一个概念，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的关系，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这个概念仍然是适用的，接下来来看这样一种政府的地方微观的深度介入这样一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多少从三个层面来剖析，第一个和征集考核密切相关的，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下，所谓经济增长仍然是重要的信号显示机制，识别地方政府努力成立非常重要信号显示机制，所谓增长型政府，或者说发展型政府的特征是广泛存在的。我们这本书做了一个比较，对于整个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地方在制定增长目标的时候，这种增长的倾向和偏好的扩大化是非常明显的，十一五和十二五有扩大的趋势。[11:40]
[常欣]:这里我想阐述一种观点，现在我们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这样一种增长型的政府之间我觉得是如何来划分，怎么样来理解？这个需要理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增长为中心，并不代表各级政府直接投入到经济领域，这里面谁是经济主体问题，这个概念要清楚。[11:40]
[常欣]:第二个我觉得什么样导致这种发展型政府的特征呢？可能更多从财税体制的角度，这本书用了很多篇幅来分析这个方面，包括间接式的体制导致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投资规模扩张的驱动，还有不动产收入的激励过渡和土地出让金的激励过渡导致政治开发的格局，还有地方自主性收入偏少，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就是所谓的转移支付的激励扭曲问题，张老师也谈到对整个支付的问题，国际上经济文献对整个财政权利下放，一种只有财政支出权利下放，还有一个支出责任和财政权利同时下放这种财政下放，两种不同财下放，比较结果是两种下放形式带来的绩效是不同的，只有支出责任的下放，收入权利是上收的，大量需要转移支付的格局，会带来激励的扭曲，我想这个是目前中国很需要关注的方面。[11:40]
[常欣]:第三个就是体制性的原因，土地改革市场化的滞后。我们国家本世纪以来经过所谓土地召开化制度的引入，土地市场化交易方式中在土地交易占比不断提高，实际上目前以行政划分的计划方式，和行政出让非势场化的方式仍然在市场化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样土地配置的模式，或者要素配置的模式，使得这种政府的权利之手，在其中有很多介入机会，特别是现在以土地作为杠杆和撬动金融资源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地方政府一旦拥有了土地，也就拥有了对地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11:41]
[常欣]:最后想谈到这样一种格局，所谓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政府的特征，带来根本后果和影响是什么呢？最重要是对整个增长动力的牵制，国外一些研究比较结果可以看出，在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由强势的政府存在，导致政府不能以市场变化而退出，形成路径依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发展的陷井和现代化的陷井，在中国目前所谓叫半市场办管制的状况下，政府利用手中对重要要素配置权，来用权利之手，来行使或者寻租的权利和机会，使这种利益尽量进行化和固定化，这样很可能导致我们改革会处于锁定的状况，要改变目前的格局，未来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要重建改革共识，我觉得要怎么样使政府这样一种未完成转轨当中获取好处，能够尽量最小化，使政府即得利益集团，使得它减少对改革的阻力。根本刚才从三个层面制度调整入手，从政治激励机构和财税体制，和要素市场化的根本入手，使权力之手尽量淡化。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都在强调，怎么样打破即得利益改革的侧重问题，这个有很多方面需要研究。[11:41]

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