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吉助理]:大家早上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四月份到辽宁做的实地访问对这些专家的影响多么深刻，我们当时走访了抚顺、本溪还有铁岭，当我们看到第一个城市的时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大家就问当地的领导，说还有可能比这更好吗？但是实际证明一个比一个好，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是令人印象非常地深刻。但是班级同时也说中国的城市取得的成功在世界上都是令人瞩目的，所以对于棚户区改造的整体的项目的成功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那么出乎意料的，毋庸置疑所有城市未来的发展是取决于城市生产效率以及如何应对城市发展及其伴随来的挑战的过程，为了保持可持续的发展，一般城市可以有两种路径选择，首先可以保持高生产率的生产活动的增长，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领域，因为这些产业是得益于产业积聚的经济。国际通过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表明大部分的这种国家都是通过城市依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来主导整体的经济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86%的经济增长值的增长是来源于依托城市区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部门取得的。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路径，增强制度的创新能力，破除经济转型的障碍，做好行为主体和转型的关系，包括发展成果重新分配的能力同样能够达到促进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指的就是游戏规则，它可以定位为社会提供稳定性、连贯性和意义的认知的规定性的一个框架结构以及一些活动，包括正式的以及非正式的一些法规和规则。例如经济体系的结构，法律体系、法治水平、产权以及政府的体制，有大量的国际上的案例表明制度的元素可以决定一个城市发展的性质，制度的变化不仅仅影响着城市的数量、形成、演变，还可以影响城市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国家的深圳，它从一个小渔村成为经济特区，现在发展成一个在全世界都领先的先进制造业的中心，另外在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压力，比如说巴西的库里提巴（音）这样一个小城，它的规划结构不仅使得这个小城有投资机构，同时成为投资者的热选，另外国家的投资结构的调整也可以增强，迪拜通过发展服务业，增强它的城市竞争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一个辽宁的棚户区改造的例子同样证明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制度的改革能够起到如何重要的意义。在辽宁政府通过出台这种激励政策以及机制创新，原来只是商品房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进入了保障房的市场，这种过程的背后实际上是政府强有力的承诺要加大保障房建设的规模的前提。所以我们看到保障房项目不同于商品房项目，在利润方面是很低的，但是保障房为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它的社会意义非常重大，它同样可以吸引多元化的建设主体，因为房地产商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收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首先是声誉的收益，通过建设保障房，开发商可以提高他们的声誉，这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长期来讲还增加了同政府部门的互动关系，长期来说对他们是很有利的。另外开发商还可以很快地回收资金，它的投资收益远远高于它的表现价值。第三通过参与保障房建设，开发商可以把握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的变化，由于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的实施，现在对于政策性的需求要大大地增强，所以在快速的商品房成长的同时这种需求已经使得保障房有了一定的盈利空间。另外就是保障房的需求几乎是已经确保的，开发商不需要在营销方面花太多的成本，这对于建筑公司、开发商都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这些企业还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一些税收、土地费用方面的优惠。这一系列的激励措施都是有利于商业性盈利的开发企业来参与的。
- [班吉助理]:辽宁的棚户区改造刚才我们从倪鹏飞主任的介绍里都知道，它是跟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制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东北曾经是新中国工业化的脊梁，企业职工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随着资源枯竭、体制转型，大量的工人失业，生活陷入贫困之中。因此如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这些棚户区的住房质量低下，公共服务缺乏，基础设施不足，基本上居民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中国的棚户区有比较特有的一些特点，它的起因是起源于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它的房屋主要是安置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职工的住房在八九十年代改革以后，从企业保障体系里分离出来变成了游离于城市保障体系之外的一部分，演化成棚户区，它的所有权基本上是属于国有和集体的，房屋的使用权归居民所有，大多数居民都是原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他们都是原来的国家工人阶级，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现在生活质量的低下也造成他们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反差。
- [班吉助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市场协调能力，大多数政策的出台都是由政府主导，这个很容易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政府凌驾于市场的规律之上，造成效率低下的情况。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从供需两方面着手，特别是建设良好的制度方面，包括经济制度、金融制度、法律以及体制改革，在这个框架下，政府不仅仅是一个住房的供应者的角色，也是创造一种激励环境的创造者，并且它积极实施一些规章制度的改革，并且与私营部门紧密协作，这样就可以避免由政府单方主导造成效益不是最大化。中国的独特经验证明，政府有能力迅速有效地调动这个制度的要素，为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奠定基础。
- [班吉助理]:另外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没有足够支持实现为社会提供高效服务的组织的资金，辽宁的做法比较有特点，可以归纳为几点，首先它是多渠道融资，严格资金使用管理，使用政府、市场加社会的模式，通过九个方面，政府补助、政府免税、企业资助、个人支付、市场运作、银行贷款、社会捐献、单位赞助以及节省建筑成本九方面，它的资金是在严密的监管特定帐户之下，只能用于棚户区改造，由各个金融监管部门直接应对收支，审计和金融部门加强日常监督，另外在政府来负责筹集建设的资金并且负责偿付，向棚户区居民提供低息的贷款；第二点是政府积极与私人部门合作，根据棚户区的位置以及它的商业价值的不同，辽宁省定了不同的改造实施办法，对于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的项目，政府提供一些优惠条件，鼓励商业开发商来参与；第三是政府起到的领导角色，它在整个改造过程中起到积极协调和服务的作用，政府部门内部有一个高效的协作机制，有17个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各个部门各施其职，通过日常的规章制度定期讨论，迅速地当场做出结论，每一个市政府也有自己的领导团队，有一站式的决策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在棚户区改造的成果方面达到了几个体制上和制度上的的创新，首先实现了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转型，与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另外完善了社会的服务，建设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采用了灵活的产权形式，这也是一种制度的创新结果；第四它在用地制度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我就不展开讲了。
- [班吉助理]: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种发展是与它实施了充分发挥公有和私有的资本共同作用的制度改革分不开的，在促进高速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同时，政府也意识到这种老工业地区改造的问题，不仅使老城市重新焕发新的面貌，赶上其他的城市的发展，同时也强调了发展中的公平。这种发展跟亚洲其他城市的一些发展是同步的，因为我们都看到像印度的班加罗尔，现在它已经逐步地成为一个高科技的中心。辽宁的这个事实表明，实际上中国政府也是在同样地关注怎么样在提升生产力、效率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并行的结果。辽宁的经验显示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成长的源泉与发展的基础正在被改写。所以这份报告命名为“改变发展的规则”，也就是说辽宁在制度上面的创新为世界的其他城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的介绍就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