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高院长，非常抱歉没有能够及时地来参加这次论坛，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机会，好在我和邵先生也很熟悉，相信还有机会能够再向邵先生请教，也能够有机会请教在座的各位。刚才听了一半，曹院长的点评非常精彩，曹院长是我们重要的智库的成员，对一带一路的伟大的战略，多有研究和贡献，难得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头的确是还是有勇气来这儿说几句，主要是想提一个问题，我们将来请邵先，请曹院长以及各位我们加强研究，为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我主要考虑，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个问题，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些风险问题，特别是一些政治风险问题，说到风险，好像这个词比较贬义，按说应该是中性的词，因为自然，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我们是客观的是个科学家的话，不会回避这个问题。那么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提出来以后，我的确对这个直接的研究不多，但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也经常有一种感受，现在于是上以及社会上都有一种感受，包括大家的期待，但是好像有点当然现在时间可能大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是非常急迫，希望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战略立刻落地，立刻开花结果，造福各国人民。但是好像有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味道，好多抱有很多希望的东西，好像似乎又落空了，似乎飘飘不定，比如最近又听到报道，没有得到证实，可以想曹院长来请教，好像我们一直说泰国的铁路的问题，高铁的问题，怎么一下子又跑到了什么新干线那里去了，这个思路，不知道这个消息属实不属实，令人非常失望。
我举一个例子，毕竟刚才曹院长讲到，战略，我们走出去是个战略，那么在这个战略当中我们有所谓的战略利益，也有所谓的经济利益，这两个还有区别，当然也有联系，这个意思我想似乎战略是说不清的，其实就是因为它是要有条件的，它是要有目标的，那么这个战略它不是由我们完全自身掌控的，当然经济利益也不完全由你掌控，你也需要研究对方，也需要研究市场。但是战略问题，它的相关性就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的时候，急需对于各国的情况，特别是它的可能潜在的政治风险进行研究。这一点我们从2008年以来，因为在做其他的项目，无意之中也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感觉特别从财经院，从搞经济的同志们在做这个问题的研究，我觉得应该更加的加入一个所谓政治风险的这样一个视野，因为毕竟到了国外，不是完全能够由我们掌控的，这种可控性更难，可控性更差。
我举个例子，我们研究首先对这种风险的研究首先应该是基于我们对一带一路各国的一些基本社会情况，特别是政治情况，特别是它权力结构的一些情况，过去我们社科院，我们也有列国志，我们也有国际问题研究，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特别我们从2008年以来，我们院有一个多国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这个研究到今年我们把亚洲算是主要的国家，九国一区做完了，在这里头我们有一个理论性的发现，过去我们在研究国外的时候，谈到对国外的政治研究，基本上我们认为是所谓宪政体制的，所谓宪政体制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宪法法律机构，比如说谈到美国，我们大家都可以马上想到，它是个联邦制的国家，是个议会制，是两党制，是什么三权分立，其实这个概念从我们今天来看，这只是描述了这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最表面的结构，也就是这个层次，所谓的宪政体制。在这之下，还有权力结构，在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它的权力结构和它被宪政体制所描述和规制的那个政治体系是不同的，我不说那么玄了，说泰国，据我们了解泰国的政治结构，在宪政体制之下的，宪政体制我们可以从文本上获悉，但是这个权力结构需要深入到它政治体系，深入到它社会生活中去研究，根据我们的研究，泰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是两个基本的框架，或者说两个基本的力量。一个我们称之为在新兴产业集团为基础，当然背后还有，我说到利益结构的问题了，新兴产业集团，新兴产业集团因为涉及比较敏感，我不具体说了，大家大概能明白，它的社会基础一个是新兴产业，一个是草根群众，泰国的工业化，乡村城乡的差距特别大，所谓的红衫军。还有一个是传统的产业集团，它的政治基础更多的是国家机器，城市中产阶级。这个现在在泰国是这样两大集团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相互有分歧，有争论，有斗争。
这样涉及到我们中泰关系了，或者泰国的发展，他们比如说和我们有关的，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所谓的铁路系统，需要基础设施，刚才曹院长也谈到了，亚洲基础设施，希望能够参与。第二个刚才好像谈到两条运河，不知道是不是指的其中克拉地峡的问题，指的是不是这个，一个是克拉地峡运河的问题，这两个应该说是泰国现在这种国计民生两个重要问题，克拉地峡研究三百年了，三百年前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构想，到现在，泰国的王室有克拉地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前不久专门来过我们，还到我们七层去了一趟，来到我们大厦，到七层。这个现在就很有微妙了，一个产业集团它的更多的社会基础是在北方，一个更多的是在南方，现在这个集团基本掌握着近期的形势，所以这里他就有个考虑，就是说到底是跟谁合作，泰国这个铁路实际上是非常需要的，大家知道泰国大概90%的火车头是服役在50年以上，我们都不太相信，在座的可能比在座多数朋友们的年龄都大，从这个意义上泰国的铁路应该实际上最好的，它的火车头服役50年，泰国一年重大的火车事故大概要出400起，平均每天一起半，这样的，非常糟糕。但是实际上这个集团掌控着这个集团，他不着急，他不愿意把好处被寄到另一个集团的账上，所以他千方百计在犹豫，或者说在拖延这个事情，或者他会出现很多的比如一会儿说和中国合作，一会儿说和日本合作，到底和谁合作很难说，他不愿意。
现在倒有一种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就需要研究，如果这样的话做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能考虑克拉地峡呢，因为克拉地峡如果真正不管他做成做不成，但是如果做了，这个是这个集团的一项德政，300年一项历史性的攻击，泰国人一直在有这种梦想。所以现在就看来，他很多行为就是我们希望他是个经济行为，因为这个是最好把握的，相对来讲比较好把握，但是问题是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他一定是后面有很多的政治行为，有很多的国际关系当中的考量，以及特别是内部政治稳定的考量。我举这个例子，我是想说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的时候，除去我们自身的情况，除去我们经济上的金融上的这些问题以外，其实我们还也应该注意到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才是我们不断延伸的一带一路的贡献。谢谢大家。
我主要考虑，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个问题，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些风险问题，特别是一些政治风险问题，说到风险，好像这个词比较贬义，按说应该是中性的词，因为自然，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我们是客观的是个科学家的话，不会回避这个问题。那么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提出来以后，我的确对这个直接的研究不多，但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也经常有一种感受，现在于是上以及社会上都有一种感受，包括大家的期待，但是好像有点当然现在时间可能大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是非常急迫，希望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战略立刻落地，立刻开花结果，造福各国人民。但是好像有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味道，好多抱有很多希望的东西，好像似乎又落空了，似乎飘飘不定，比如最近又听到报道，没有得到证实，可以想曹院长来请教，好像我们一直说泰国的铁路的问题，高铁的问题，怎么一下子又跑到了什么新干线那里去了，这个思路，不知道这个消息属实不属实，令人非常失望。
我举一个例子，毕竟刚才曹院长讲到，战略，我们走出去是个战略，那么在这个战略当中我们有所谓的战略利益，也有所谓的经济利益，这两个还有区别，当然也有联系，这个意思我想似乎战略是说不清的，其实就是因为它是要有条件的，它是要有目标的，那么这个战略它不是由我们完全自身掌控的，当然经济利益也不完全由你掌控，你也需要研究对方，也需要研究市场。但是战略问题，它的相关性就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的时候，急需对于各国的情况，特别是它的可能潜在的政治风险进行研究。这一点我们从2008年以来，因为在做其他的项目，无意之中也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感觉特别从财经院，从搞经济的同志们在做这个问题的研究，我觉得应该更加的加入一个所谓政治风险的这样一个视野，因为毕竟到了国外，不是完全能够由我们掌控的，这种可控性更难，可控性更差。
我举个例子，我们研究首先对这种风险的研究首先应该是基于我们对一带一路各国的一些基本社会情况，特别是政治情况，特别是它权力结构的一些情况，过去我们社科院，我们也有列国志，我们也有国际问题研究，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特别我们从2008年以来，我们院有一个多国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这个研究到今年我们把亚洲算是主要的国家，九国一区做完了，在这里头我们有一个理论性的发现，过去我们在研究国外的时候，谈到对国外的政治研究，基本上我们认为是所谓宪政体制的，所谓宪政体制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宪法法律机构，比如说谈到美国，我们大家都可以马上想到，它是个联邦制的国家，是个议会制，是两党制，是什么三权分立，其实这个概念从我们今天来看，这只是描述了这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最表面的结构，也就是这个层次，所谓的宪政体制。在这之下，还有权力结构，在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它的权力结构和它被宪政体制所描述和规制的那个政治体系是不同的，我不说那么玄了，说泰国，据我们了解泰国的政治结构，在宪政体制之下的，宪政体制我们可以从文本上获悉，但是这个权力结构需要深入到它政治体系，深入到它社会生活中去研究，根据我们的研究，泰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是两个基本的框架，或者说两个基本的力量。一个我们称之为在新兴产业集团为基础，当然背后还有，我说到利益结构的问题了，新兴产业集团，新兴产业集团因为涉及比较敏感，我不具体说了，大家大概能明白，它的社会基础一个是新兴产业，一个是草根群众，泰国的工业化，乡村城乡的差距特别大，所谓的红衫军。还有一个是传统的产业集团，它的政治基础更多的是国家机器，城市中产阶级。这个现在在泰国是这样两大集团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相互有分歧，有争论，有斗争。
这样涉及到我们中泰关系了，或者泰国的发展，他们比如说和我们有关的，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所谓的铁路系统，需要基础设施，刚才曹院长也谈到了，亚洲基础设施，希望能够参与。第二个刚才好像谈到两条运河，不知道是不是指的其中克拉地峡的问题，指的是不是这个，一个是克拉地峡运河的问题，这两个应该说是泰国现在这种国计民生两个重要问题，克拉地峡研究三百年了，三百年前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构想，到现在，泰国的王室有克拉地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前不久专门来过我们，还到我们七层去了一趟，来到我们大厦，到七层。这个现在就很有微妙了，一个产业集团它的更多的社会基础是在北方，一个更多的是在南方，现在这个集团基本掌握着近期的形势，所以这里他就有个考虑，就是说到底是跟谁合作，泰国这个铁路实际上是非常需要的，大家知道泰国大概90%的火车头是服役在50年以上，我们都不太相信，在座的可能比在座多数朋友们的年龄都大，从这个意义上泰国的铁路应该实际上最好的，它的火车头服役50年，泰国一年重大的火车事故大概要出400起，平均每天一起半，这样的，非常糟糕。但是实际上这个集团掌控着这个集团，他不着急，他不愿意把好处被寄到另一个集团的账上，所以他千方百计在犹豫，或者说在拖延这个事情，或者他会出现很多的比如一会儿说和中国合作，一会儿说和日本合作，到底和谁合作很难说，他不愿意。
现在倒有一种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就需要研究，如果这样的话做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能考虑克拉地峡呢，因为克拉地峡如果真正不管他做成做不成，但是如果做了，这个是这个集团的一项德政，300年一项历史性的攻击，泰国人一直在有这种梦想。所以现在就看来，他很多行为就是我们希望他是个经济行为，因为这个是最好把握的，相对来讲比较好把握，但是问题是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他一定是后面有很多的政治行为，有很多的国际关系当中的考量，以及特别是内部政治稳定的考量。我举这个例子，我是想说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的时候，除去我们自身的情况，除去我们经济上的金融上的这些问题以外，其实我们还也应该注意到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才是我们不断延伸的一带一路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