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上午好，很高兴又回到我们这个财经战略研究院，非常感谢高院长对我的邀请和介绍，也很高兴再次跟邵先生见面，上次我们是2012年在香港见面。我原来在财贸所工作，后来到金融所，五年前到了国开行，邵先生刚才讲的这个事情，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恰恰是我当年在财贸所和金融所研究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我到财贸所2002年第一个课题就是研究亚洲债券市场的组建建设，五年前我到开行，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现在叫做一带一路，当年叫做跨国规划，顺便问一下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记者，有记者朋友是吧，根据习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报道我说的，如果想我说的多一点的话，如果要报的话，请你用社科院研究院的名头，我就不用开行的名头，或者社科院研究院教授的名头，另外一个要求，请大家事先把稿子给我看一下。
这两个事情，我有幸正好一个是参与研究，第二个是参与了一些具体设计工作。邵先生刚才谈到第一个是关于，其实他讲的第一个话题是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好多年，由来以久，争论也很多，今年我们货币当局一直在推动一些事情，我想大家知道就是SDR，最新的消息昨天（英文）达成了共识，就是原则同意人民币进入到SDR这个篮子。当然央行肯定是欢欣鼓舞了，但是如邵先生所说的，到底我们是要干吗，我们人民币最终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地位，我们以什么姿态去开放我们的金融体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战略，我们的战略是什么，这个话题我记得上次在香港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情。
第二个话题，邵先生谈到的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由于高度的机密性，我一会儿会说一些，请大家原谅，不能说的太细。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想大家知道的就是其中两个前提，第一个是要有人民币的稳定性，没有币值的稳定，没有一个国家的人会选择你这个货币。第二个条件是它的便利性，如果这个货币没有便利，无论在计价、结算、交易、储备，没有便利性，人家同样也不会选择你这个货币，这是两个基本前提。特别是在计价和结算方面，这样的话一个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在全球类的支付结算系统，是他考虑的基础。它的要素一个是刚才邵先生提到的，就是它的国际信用，他没有说的很透彻，但是说的很具体，就是它的国际政治的影响，没有国际政治的地位，这个货币实际上人家是不认的，是不会接受的，你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有没有相适应的国际大国的地位和影响，是人民币便利化的国际货币地位的一个基本条件。
另外一个，它的所谓的军事支持，这是我们一般讨论的很少，但是不太讨论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中东地区，美国以往以它作为主要的石油的来源，但是最近几年，最近五年来的持续研究发现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的比例在逐步下降，中国第一次在上个月的进口原油超过了美国，上个月进口是740万桶原油，美国是720万桶，美国的国安会的成员在跟我会谈的时候提到了，说你们是来获取了我们安全红利，在中东地区，我们美国大军替你们站岗放哨，你没有交保护费，你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当时我在华盛顿听到这个，我笑了，确实很震惊，替我们站岗，确实是如此。那么美国为什么现在进口原油在减少，但是还在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呢，军事存在呢，是因为这个地区凝聚了来自于欧盟地区、日本、中国和印度，世界主要的四大经济体的进口来源，原油的供给，来自于这些地区。另外一个不是从这儿进口原油，但是跟原油市场直接相关的俄罗斯，它也是受制于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利用这个砝码，就可以影响和左右着全球的国际原油市场，从而左右着全球的金融市场，进而影响着中东地缘政治和国际的政治关系。中东地区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筹码，一个砝码，一个天平。我们取得这样国际的地位，这个货币必然是跟相应的在海外军事的投放能力、军事的影响力是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首先要有一个国际的信用。
其次，就是它的定价机制，如果我们在定价机制当中没有一个话语权，特别是我们出口的商品，都是小商品，鞋帽、玩具等等这些东西，你在商品当中特别是大宗商品和一些高端的装备产品里头，你没有一个定价影响力，没有话语权，那么你这个货币其实也是没有话语权的，在选择贸易的计价结算货币时，人家照样不选择你，你没有话语权换句话说，这个表面上看是货币的定价权，实际上背后隐含的是一个产业的竞争力，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金融机构的竞争性，有没有竞争力，我们现在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等，如果面向国际仍然是竞争力严重不足的，所以刚才邵先生说，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能做到吗，他其实是在质疑我们的能力，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金融市场，我们做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健全吗，跟打了鸡血一样，没有人和你进行竞争。所以说这样的金融市场，怎么可能参与全球的金融市场竞争呢？
第五点就是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支付结算体系。其次，就是我们信用评级，我们现在对个人的征信，企业的资信，对数据的搜集是很不完整的，到目前为止个人的资信只是偏重于负债信息，资产信息是不完整的，这个信息在高层争论已久，如果一个人的资产和负债信息是不完整的，怎么可能期望他做出一个完整的信用评级评估呢？一个没有完整的信用评级评估的话，他怎么可能给他一个精确的风险定价呢？这样的资产定价是不理性不客观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于是乎中国很多很奇葩的现象，我们说这些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当前是不是具备这个条件呢，其实十几年前我记得2005年我们第一次在广东从化召开第一次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会议，选的地方，当时邓先红说的，我们选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希望从此人民币国际化，但其实他说这是一个漫长过程，后来我多次讲，这是循序渐进，市场选择的过程，但是货币当局和政府在里头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其实应该做基础设施建设，信用的培育，市场的建设，以及机构的改革等等这样一个基础性工作。但是我很遗憾的就跟邵先生刚说的一样，我们没有看到我希望看到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货币当局急于去今天要搞点什么投票权，在国务院座谈会上，参与这个座谈会，也多次讲，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因为美国的投票权是有一票否决权的，若干重大事项决策，必须经过超过15%以上的投票权，他百分之十六点几，怎么可能呢，你没有打破一票否决权的任何改革都是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当时政府的身份也在外交场合发表这个意见，但是我们货币当局局限于此，我们可以多掏几百美元去买那几个点，什么投票权，从三点几增加到六点几，如果乐观的话今年年底可以做到。
第二件事，今年可能马上要做到的事情，就是SDR，我想大家都很熟悉SDR，也许不一定熟悉，我简单说一下，SDR是1960年的时候，二战以后到1960年这15年期间，在非美的地区积攒了210亿美元的欧洲美元，主要在法国、德国等等这些地区，美国当时持有178亿美元，到1968年的时候，但是这几亿美元捆绑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结果，一定是会导致美国必须要大量的国际市场投放美元，来维持国际贸易的结算，这样一个后果是什么，导致美国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多货币捆绑黄金，但黄金是有限的，货币投放是无限的，经济在不断增长扩张。于是乎在1968年法国人提出来一个SDR的概念，SDR当时一昂是等于35SDR，当时这个概念。当时还提出来了六个最大的全球最大的贸易对象国的货币作为一个篮子，这个篮子来作为SDR，1981年的时候，中间过程不说了，1968年以后紧接着发生了能源危机，能源危机之后，美国开始跟黄金脱钩，搞牙买加协议，在牙买加协议之后，在1981年他们把SDR，法国人提出来把德国马克和法郎那些踢掉，而且提出每五年调整一次SDR的篮子，大家后来知道的结果是到1999年的时候，法国人开始提出来把SDR作为一个储备的货币，来写进牙买加协议，这是1976年提出来的。在1980年的时候，黄金价格涨到了850美元，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对这种做法是不认可的，除了否决权。
换句话说，SDR在实践当中是没有基础的，没有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持，那么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刚刚邵先生讲到说，美元占全球交易的货币的总量，大数是90%，其他非美元占到10%左右，其实在2013年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数据，当年美元占比是87%，欧元是占33.4%，日元是占到23%，那么到储备货币当中美元是占60%，欧元是25%，日元加上其他货币是小于15%，其中日元占了10%左右，换句话说，虽然日元在非美货币当中它是最大的占比10%，但是大家看到日元是没有国际货币地位的，换句话说，国际货币的地位跟你在SDR篮子当中，是不是在篮子当中，或者占比有多少，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我要说的是SDR其实跟人民币国际化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人民币想国际化吗，当然进SDR这个篮子，不是坏事是好事，但不是说一定要进SDR才能作为国际货币。
上次在人民银行开会我也讲过，我们其实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刚才我讲的实际上又扭曲了，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建立一个全球货币供应的一个监控机制，这个监控机制要跟我们全球的贸易，跟跨境的投资是要挂钩的，可以设计权重，这个观念也不是今天才说，是在2008年伦敦会议上我们就讨论过的，特别是SDR问题上，（英文）先生当时在伦敦也提出来，要力促SDR，想把SDR变成一个国际储备的货币单位。但事实上在现实当中是不成立的，这是我讨论的第一部分，邵先生刚刚讲到。其实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改革的方向和它今后发展战略，我们要有一个深度的思考。事实上我们现在一些具体的政策操作，是有一定偏差的，当然货币当局每年都要求有自己的业绩，要考核这些，我们现在各个部门都有这样的业绩导向，为了美元做点业绩，去做点什么事情，所以说总体的这种（英文）没有人去深入思考。
第二个方面，关于一带一路的问题，一带一路我们做了五年，不是说去年才开始做，刚才邵先生讲到了，没有一个地理的概念，有记者朋友在这儿，我还是说话小心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坦率地说，发布的白皮书也不过是一个对外的宣传版本，因为实质性的东西我们做的太深入了。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地理概念，这个地理概念是64+1，就是65个国家包括中国，那么我们去年12月份习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三国的时候，特别把南泰（音）地区加进来，把大洋洲和南泰地区定位为海上新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后来为什么说现在大家都感觉好像是没有地理概念了呢，你们感觉没有错，是对的，是因为第一我们没有对外澄清过，从来没澄清过。第二，我们当然不会明确地去陈述我们要做的这些具体项目，所以大家都在瞎子摸象，都在雾里看花。再有一个，我们把这样的原则，什么原则？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这八个字原则，同时在其他地区，欧洲、拉美，前几天克强总理刚回来，在拉美地区，在推进也是我负责的两洋铁路的事情。这八个字在推进当中，好像适合于全球，全世界，是一种新的制定模式和建议，于是大家感觉其实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做，没有地理的限制。
我为什么说又有地理限制呢？其实我们外交政策讲的很清楚，就是周边地区为首要，始终本届政府把周边，亚洲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地区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基础，它既是一个外交战略，也是一个经济战略，同时也是一个我们叫安全战略。这是我回应的第一条。
第二条，邵先生刚才讲到原则，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一个是市场化原则，企业主导，但是企业主导确实不等于所有项目都是盈利的，汪洋同志两年前曾经要求评估这些项目的战略价值和商业价值，战略价值怎么评估呢？请问在座的各位搞经济研究的，我一直没想出来一个好的模型，领导说要做一个计量模型来测算它的战略价值，我到现在没想出来，后来我跟军方的同志做报告说，只有一个办法，你算一下13亿条人命值多少钱。第二个，战略性价值的项目，就是邵先生刚刚说的，特别我们在中巴经济走廊这些50多个项目，大部分是这种性质，前几天上周五我刚陪高丽同志到重庆举办了一个叫亚欧互联互通的一个产业对话会，高丽同志第一次对外公开提了一个说法，叫六大经济走廊，以前连这个都没有人说过，其实这个不奇怪，不仅是走廊了，还有通道了，还有具体的项目。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说，这里头主要是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是基础设施，第二是工业园区。
基础设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交通，重中之重，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第二个是电力，就是能源。第三个跨境电网，包括电厂等等。第三个，通信基础设施，当时开行副行长对外宣布说，有890个项目，8900亿美元，然后外界炒作为开行准备投资一万亿美元，其实我们只是规划项目，不是拟投资一万亿美元。
第二个就是产业园区，为什么要提产业园区呢，如果仅仅规划设计这个运力而没有运量去配合，你运什么东西呢？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和周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要相配套，要规划和设计一些产能，所以克强总理一再强调要搞国际产能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优势产能，要逐步的转移出去。跟中国自身的一些产能要进行配套，要重新规划和设计亚洲周边地区的产业体系，制造业体系，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兴的经济体系，这个计划请大家注意，我从来没说过，请大家手下留情，媒体朋友，也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的新兴的制造业体系，这是已经确定的战略的一个具体内容。
具体的推进形式，邵先生以他的高度敏锐性抓住了关键，确实是以项目主导，怎么推进这个事，做得很悬乎，其实就是两大推进手段，第一是项目主导，于是我们做了大量项目，而且建立了项目战略储备库。第二个，就是以人文和文化的合作交流作为抓手，就是在座各位都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其中，人文交流文化交流干什么，旅游、教育、培训、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等等，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各种合作交流。这个抓手，为什么这段时间在推进一带一路的智库合作，为什么，就是首先从高层思想上要进行沟通交流，两大抓手是对的，这个原则我刚才讲了第一条市场化原则，第二条是共同性原则，什么共同性，叫共商、共建、共享。第三个原则可能大家没太听说，也是我提的，叫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原则，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我一定是说逐步推进，不是说铺天盖地几万亿美元全砸进去，中国人没那么多钱，也不是傻瓜。对于推进的原则我们是成熟一个做一个，有条件的现在开工，没有条件的我们创造条件，逐步实施。不是说像有的人理解的学界理解的那样，好像是大跃进，大糊弄，铺天盖地上去，硬搞，不是这样。
另外一带一路对于我们的产能的过剩有好处，化解过剩，确实是如此。其实上次我们在金融论坛有一个小财经界的论坛上，大家议过这个事情，是中国资本输出的一个起点，去年2014年全球的资本输出对外投资，新兴市场国家第一次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占了新兴市场国家的1/3，中国的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外商对华投资，这是几个标志性的转折，这个事情我记得是在2003年，我陪李院长到经管局，第一次见邵先生，我们当时讨论过，说中国今后会由资本输入向资本输出转化，根据一般经验，大概人均GDP三千到一万美元时开始出现苗头，到接近一万美元的时候，这个转化输出会加速，现在去年开始发生了。这里头确实有消化我们的一部分外汇储备的考量。
当时我在设计一带一路方案时，提的是三个机构，不是两个机构，今天给大家透露了。一是组建当时叫亚洲投资银行，没有基础设施四个字，基础设施后来领导加进去的，为什么，怕刺激美国人，连基础设施都不说，光说亚投行，人家更紧张了，真是搞世界银行替代它，我们讲基础设施想突出着重搞基建建设融资。第二个是亚洲投资基金，当时不叫丝绸之路基金，好听的名字是我们外交部同志起的，我觉得这个好，丝路基金，好像彩云飘飘似的。亚投行动员组织的政府财政部入股的，财政的钱是有限的，大多数现在的市场上的钱是靠金融市场，靠金融不是靠财政。而我们的丝路基金靠外汇储备，再做也就是3.7万亿美元，只有一个地方的永远打不光的，就是市场的钱，还考虑到第三只剑，我开玩笑，就是动员和组织亚洲及周边地区，乃至域外地区，域外的金融机构的普遍参与，组建亚洲金融机构合作交流的平台，不是我说的，习主席在3月份博鳌论坛上讲话已经说过了，估计你们都没在意。2013年3月份，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也讲了，我们要打造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这是2月份我召集会议定的，建议的，不叫定的，领导定的，3月份宣布，大家没注意，后来叫亚投行，现在叫亚洲金融机构合作交流平台，你们回去学习一下习主席讲话。
我们跟有关部门搞的，这个名字，我现在初步建议叫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已经决定组建，正在筹备之中。我不是首次披露，上次银监会的杨振平，杨会长已经在福州会上率先披露了。把各国的钱动员和组织起来，都参与其中，来参与到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亚欧地区的互联互通和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去年在曼谷ACP会上我提出来建立亚欧的互联互通和亚欧的自贸区，同时举办APEC会议时提出建立亚太的自贸区，促进亚太的互联互通，东西两边同时搞，没有地理概念，两边都玩了，太平洋东边也玩了，亚欧大陆也在玩，构成我们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的世界观就形成了。我们不是凭空说的，刚才讲了有机构上考虑了三个机构，有实质性的举措来支撑它，来去实施。
最后，我完全同意邵先生说的，就是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宏图，一个蓝图，要去实施它，我们现有的体制思想观念，人才素质等等各方面，远远不能适应，不仅仅是政府的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政府管理的能力亟待提高，刚才您举的几个例子我完全同意。其实这种对外的应对，中国人不太擅长，我们要学学英国、法国、俄国人这些老牌知名主义者，应对国际势力的经验，两条运河就是我在弄，但是会后再说，谢谢大家。
这两个事情，我有幸正好一个是参与研究，第二个是参与了一些具体设计工作。邵先生刚才谈到第一个是关于，其实他讲的第一个话题是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好多年，由来以久，争论也很多，今年我们货币当局一直在推动一些事情，我想大家知道就是SDR，最新的消息昨天（英文）达成了共识，就是原则同意人民币进入到SDR这个篮子。当然央行肯定是欢欣鼓舞了，但是如邵先生所说的，到底我们是要干吗，我们人民币最终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地位，我们以什么姿态去开放我们的金融体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战略，我们的战略是什么，这个话题我记得上次在香港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情。
第二个话题，邵先生谈到的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由于高度的机密性，我一会儿会说一些，请大家原谅，不能说的太细。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想大家知道的就是其中两个前提，第一个是要有人民币的稳定性，没有币值的稳定，没有一个国家的人会选择你这个货币。第二个条件是它的便利性，如果这个货币没有便利，无论在计价、结算、交易、储备，没有便利性，人家同样也不会选择你这个货币，这是两个基本前提。特别是在计价和结算方面，这样的话一个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在全球类的支付结算系统，是他考虑的基础。它的要素一个是刚才邵先生提到的，就是它的国际信用，他没有说的很透彻，但是说的很具体，就是它的国际政治的影响，没有国际政治的地位，这个货币实际上人家是不认的，是不会接受的，你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有没有相适应的国际大国的地位和影响，是人民币便利化的国际货币地位的一个基本条件。
另外一个，它的所谓的军事支持，这是我们一般讨论的很少，但是不太讨论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中东地区，美国以往以它作为主要的石油的来源，但是最近几年，最近五年来的持续研究发现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的比例在逐步下降，中国第一次在上个月的进口原油超过了美国，上个月进口是740万桶原油，美国是720万桶，美国的国安会的成员在跟我会谈的时候提到了，说你们是来获取了我们安全红利，在中东地区，我们美国大军替你们站岗放哨，你没有交保护费，你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当时我在华盛顿听到这个，我笑了，确实很震惊，替我们站岗，确实是如此。那么美国为什么现在进口原油在减少，但是还在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呢，军事存在呢，是因为这个地区凝聚了来自于欧盟地区、日本、中国和印度，世界主要的四大经济体的进口来源，原油的供给，来自于这些地区。另外一个不是从这儿进口原油，但是跟原油市场直接相关的俄罗斯，它也是受制于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利用这个砝码，就可以影响和左右着全球的国际原油市场，从而左右着全球的金融市场，进而影响着中东地缘政治和国际的政治关系。中东地区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筹码，一个砝码，一个天平。我们取得这样国际的地位，这个货币必然是跟相应的在海外军事的投放能力、军事的影响力是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首先要有一个国际的信用。
其次，就是它的定价机制，如果我们在定价机制当中没有一个话语权，特别是我们出口的商品，都是小商品，鞋帽、玩具等等这些东西，你在商品当中特别是大宗商品和一些高端的装备产品里头，你没有一个定价影响力，没有话语权，那么你这个货币其实也是没有话语权的，在选择贸易的计价结算货币时，人家照样不选择你，你没有话语权换句话说，这个表面上看是货币的定价权，实际上背后隐含的是一个产业的竞争力，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金融机构的竞争性，有没有竞争力，我们现在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等，如果面向国际仍然是竞争力严重不足的，所以刚才邵先生说，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能做到吗，他其实是在质疑我们的能力，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金融市场，我们做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健全吗，跟打了鸡血一样，没有人和你进行竞争。所以说这样的金融市场，怎么可能参与全球的金融市场竞争呢？
第五点就是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支付结算体系。其次，就是我们信用评级，我们现在对个人的征信，企业的资信，对数据的搜集是很不完整的，到目前为止个人的资信只是偏重于负债信息，资产信息是不完整的，这个信息在高层争论已久，如果一个人的资产和负债信息是不完整的，怎么可能期望他做出一个完整的信用评级评估呢？一个没有完整的信用评级评估的话，他怎么可能给他一个精确的风险定价呢？这样的资产定价是不理性不客观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于是乎中国很多很奇葩的现象，我们说这些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当前是不是具备这个条件呢，其实十几年前我记得2005年我们第一次在广东从化召开第一次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会议，选的地方，当时邓先红说的，我们选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希望从此人民币国际化，但其实他说这是一个漫长过程，后来我多次讲，这是循序渐进，市场选择的过程，但是货币当局和政府在里头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其实应该做基础设施建设，信用的培育，市场的建设，以及机构的改革等等这样一个基础性工作。但是我很遗憾的就跟邵先生刚说的一样，我们没有看到我希望看到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货币当局急于去今天要搞点什么投票权，在国务院座谈会上，参与这个座谈会，也多次讲，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因为美国的投票权是有一票否决权的，若干重大事项决策，必须经过超过15%以上的投票权，他百分之十六点几，怎么可能呢，你没有打破一票否决权的任何改革都是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当时政府的身份也在外交场合发表这个意见，但是我们货币当局局限于此，我们可以多掏几百美元去买那几个点，什么投票权，从三点几增加到六点几，如果乐观的话今年年底可以做到。
第二件事，今年可能马上要做到的事情，就是SDR，我想大家都很熟悉SDR，也许不一定熟悉，我简单说一下，SDR是1960年的时候，二战以后到1960年这15年期间，在非美的地区积攒了210亿美元的欧洲美元，主要在法国、德国等等这些地区，美国当时持有178亿美元，到1968年的时候，但是这几亿美元捆绑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结果，一定是会导致美国必须要大量的国际市场投放美元，来维持国际贸易的结算，这样一个后果是什么，导致美国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多货币捆绑黄金，但黄金是有限的，货币投放是无限的，经济在不断增长扩张。于是乎在1968年法国人提出来一个SDR的概念，SDR当时一昂是等于35SDR，当时这个概念。当时还提出来了六个最大的全球最大的贸易对象国的货币作为一个篮子，这个篮子来作为SDR，1981年的时候，中间过程不说了，1968年以后紧接着发生了能源危机，能源危机之后，美国开始跟黄金脱钩，搞牙买加协议，在牙买加协议之后，在1981年他们把SDR，法国人提出来把德国马克和法郎那些踢掉，而且提出每五年调整一次SDR的篮子，大家后来知道的结果是到1999年的时候，法国人开始提出来把SDR作为一个储备的货币，来写进牙买加协议，这是1976年提出来的。在1980年的时候，黄金价格涨到了850美元，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对这种做法是不认可的，除了否决权。
换句话说，SDR在实践当中是没有基础的，没有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持，那么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刚刚邵先生讲到说，美元占全球交易的货币的总量，大数是90%，其他非美元占到10%左右，其实在2013年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数据，当年美元占比是87%，欧元是占33.4%，日元是占到23%，那么到储备货币当中美元是占60%，欧元是25%，日元加上其他货币是小于15%，其中日元占了10%左右，换句话说，虽然日元在非美货币当中它是最大的占比10%，但是大家看到日元是没有国际货币地位的，换句话说，国际货币的地位跟你在SDR篮子当中，是不是在篮子当中，或者占比有多少，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我要说的是SDR其实跟人民币国际化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人民币想国际化吗，当然进SDR这个篮子，不是坏事是好事，但不是说一定要进SDR才能作为国际货币。
上次在人民银行开会我也讲过，我们其实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刚才我讲的实际上又扭曲了，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建立一个全球货币供应的一个监控机制，这个监控机制要跟我们全球的贸易，跟跨境的投资是要挂钩的，可以设计权重，这个观念也不是今天才说，是在2008年伦敦会议上我们就讨论过的，特别是SDR问题上，（英文）先生当时在伦敦也提出来，要力促SDR，想把SDR变成一个国际储备的货币单位。但事实上在现实当中是不成立的，这是我讨论的第一部分，邵先生刚刚讲到。其实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改革的方向和它今后发展战略，我们要有一个深度的思考。事实上我们现在一些具体的政策操作，是有一定偏差的，当然货币当局每年都要求有自己的业绩，要考核这些，我们现在各个部门都有这样的业绩导向，为了美元做点业绩，去做点什么事情，所以说总体的这种（英文）没有人去深入思考。
第二个方面，关于一带一路的问题，一带一路我们做了五年，不是说去年才开始做，刚才邵先生讲到了，没有一个地理的概念，有记者朋友在这儿，我还是说话小心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坦率地说，发布的白皮书也不过是一个对外的宣传版本，因为实质性的东西我们做的太深入了。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地理概念，这个地理概念是64+1，就是65个国家包括中国，那么我们去年12月份习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三国的时候，特别把南泰（音）地区加进来，把大洋洲和南泰地区定位为海上新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后来为什么说现在大家都感觉好像是没有地理概念了呢，你们感觉没有错，是对的，是因为第一我们没有对外澄清过，从来没澄清过。第二，我们当然不会明确地去陈述我们要做的这些具体项目，所以大家都在瞎子摸象，都在雾里看花。再有一个，我们把这样的原则，什么原则？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这八个字原则，同时在其他地区，欧洲、拉美，前几天克强总理刚回来，在拉美地区，在推进也是我负责的两洋铁路的事情。这八个字在推进当中，好像适合于全球，全世界，是一种新的制定模式和建议，于是大家感觉其实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做，没有地理的限制。
我为什么说又有地理限制呢？其实我们外交政策讲的很清楚，就是周边地区为首要，始终本届政府把周边，亚洲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地区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基础，它既是一个外交战略，也是一个经济战略，同时也是一个我们叫安全战略。这是我回应的第一条。
第二条，邵先生刚才讲到原则，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一个是市场化原则，企业主导，但是企业主导确实不等于所有项目都是盈利的，汪洋同志两年前曾经要求评估这些项目的战略价值和商业价值，战略价值怎么评估呢？请问在座的各位搞经济研究的，我一直没想出来一个好的模型，领导说要做一个计量模型来测算它的战略价值，我到现在没想出来，后来我跟军方的同志做报告说，只有一个办法，你算一下13亿条人命值多少钱。第二个，战略性价值的项目，就是邵先生刚刚说的，特别我们在中巴经济走廊这些50多个项目，大部分是这种性质，前几天上周五我刚陪高丽同志到重庆举办了一个叫亚欧互联互通的一个产业对话会，高丽同志第一次对外公开提了一个说法，叫六大经济走廊，以前连这个都没有人说过，其实这个不奇怪，不仅是走廊了，还有通道了，还有具体的项目。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说，这里头主要是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是基础设施，第二是工业园区。
基础设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交通，重中之重，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第二个是电力，就是能源。第三个跨境电网，包括电厂等等。第三个，通信基础设施，当时开行副行长对外宣布说，有890个项目，8900亿美元，然后外界炒作为开行准备投资一万亿美元，其实我们只是规划项目，不是拟投资一万亿美元。
第二个就是产业园区，为什么要提产业园区呢，如果仅仅规划设计这个运力而没有运量去配合，你运什么东西呢？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和周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要相配套，要规划和设计一些产能，所以克强总理一再强调要搞国际产能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优势产能，要逐步的转移出去。跟中国自身的一些产能要进行配套，要重新规划和设计亚洲周边地区的产业体系，制造业体系，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兴的经济体系，这个计划请大家注意，我从来没说过，请大家手下留情，媒体朋友，也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的新兴的制造业体系，这是已经确定的战略的一个具体内容。
具体的推进形式，邵先生以他的高度敏锐性抓住了关键，确实是以项目主导，怎么推进这个事，做得很悬乎，其实就是两大推进手段，第一是项目主导，于是我们做了大量项目，而且建立了项目战略储备库。第二个，就是以人文和文化的合作交流作为抓手，就是在座各位都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其中，人文交流文化交流干什么，旅游、教育、培训、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等等，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各种合作交流。这个抓手，为什么这段时间在推进一带一路的智库合作，为什么，就是首先从高层思想上要进行沟通交流，两大抓手是对的，这个原则我刚才讲了第一条市场化原则，第二条是共同性原则，什么共同性，叫共商、共建、共享。第三个原则可能大家没太听说，也是我提的，叫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原则，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我一定是说逐步推进，不是说铺天盖地几万亿美元全砸进去，中国人没那么多钱，也不是傻瓜。对于推进的原则我们是成熟一个做一个，有条件的现在开工，没有条件的我们创造条件，逐步实施。不是说像有的人理解的学界理解的那样，好像是大跃进，大糊弄，铺天盖地上去，硬搞，不是这样。
另外一带一路对于我们的产能的过剩有好处，化解过剩，确实是如此。其实上次我们在金融论坛有一个小财经界的论坛上，大家议过这个事情，是中国资本输出的一个起点，去年2014年全球的资本输出对外投资，新兴市场国家第一次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占了新兴市场国家的1/3，中国的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外商对华投资，这是几个标志性的转折，这个事情我记得是在2003年，我陪李院长到经管局，第一次见邵先生，我们当时讨论过，说中国今后会由资本输入向资本输出转化，根据一般经验，大概人均GDP三千到一万美元时开始出现苗头，到接近一万美元的时候，这个转化输出会加速，现在去年开始发生了。这里头确实有消化我们的一部分外汇储备的考量。
当时我在设计一带一路方案时，提的是三个机构，不是两个机构，今天给大家透露了。一是组建当时叫亚洲投资银行，没有基础设施四个字，基础设施后来领导加进去的，为什么，怕刺激美国人，连基础设施都不说，光说亚投行，人家更紧张了，真是搞世界银行替代它，我们讲基础设施想突出着重搞基建建设融资。第二个是亚洲投资基金，当时不叫丝绸之路基金，好听的名字是我们外交部同志起的，我觉得这个好，丝路基金，好像彩云飘飘似的。亚投行动员组织的政府财政部入股的，财政的钱是有限的，大多数现在的市场上的钱是靠金融市场，靠金融不是靠财政。而我们的丝路基金靠外汇储备，再做也就是3.7万亿美元，只有一个地方的永远打不光的，就是市场的钱，还考虑到第三只剑，我开玩笑，就是动员和组织亚洲及周边地区，乃至域外地区，域外的金融机构的普遍参与，组建亚洲金融机构合作交流的平台，不是我说的，习主席在3月份博鳌论坛上讲话已经说过了，估计你们都没在意。2013年3月份，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也讲了，我们要打造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这是2月份我召集会议定的，建议的，不叫定的，领导定的，3月份宣布，大家没注意，后来叫亚投行，现在叫亚洲金融机构合作交流平台，你们回去学习一下习主席讲话。
我们跟有关部门搞的，这个名字，我现在初步建议叫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已经决定组建，正在筹备之中。我不是首次披露，上次银监会的杨振平，杨会长已经在福州会上率先披露了。把各国的钱动员和组织起来，都参与其中，来参与到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亚欧地区的互联互通和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去年在曼谷ACP会上我提出来建立亚欧的互联互通和亚欧的自贸区，同时举办APEC会议时提出建立亚太的自贸区，促进亚太的互联互通，东西两边同时搞，没有地理概念，两边都玩了，太平洋东边也玩了，亚欧大陆也在玩，构成我们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的世界观就形成了。我们不是凭空说的，刚才讲了有机构上考虑了三个机构，有实质性的举措来支撑它，来去实施。
最后，我完全同意邵先生说的，就是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宏图，一个蓝图，要去实施它，我们现有的体制思想观念，人才素质等等各方面，远远不能适应，不仅仅是政府的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政府管理的能力亟待提高，刚才您举的几个例子我完全同意。其实这种对外的应对，中国人不太擅长，我们要学学英国、法国、俄国人这些老牌知名主义者，应对国际势力的经验，两条运河就是我在弄，但是会后再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