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经济疫后重建面临三大挑战
（一）新冠疫情大流行对长期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暴发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超 2008-2009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截至 2021 年 1 月中旬，全球累计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例超过 9 千万人，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00 万人。2020 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负增长 6.8%，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低季度经济增长记录；美国经济二季度负增长 9%，创下 1949 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欧盟、日本、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二季度经济负增长均超过 10% 以上。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令人失望的十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根据经济增长基本驱动因素的趋势预测，2020-2029 年，全球经济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低 0.4 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低 1 个百分点（见图 1、图 2）。新冠疫情大流行迫使许多国家采取大封锁（Lockdown）措施，扩大社交距离，导致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学校关闭，工商业活动受到冲击。叠加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除非采取果断的政策行动或取得重大技术进步，否则全球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未来十年的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比流行病暴发前的预期再降低 0.3 和 0.6 个百分点。以总产出衡量，在疫苗顺利接种的基准情景下，预计 2025 年全球产出将比疫情暴发前的趋势预测值降低 5%，2020-2025年累计损失大约相当于 2019 年全球产出的 36%。
（二）债务负担攀升潜藏金融危机
为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各国采取了非常措施，通过财政减税、扩大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务，中央银行购买资产，扩大货币发行，救助企业和家庭。截至 2020 年 9 月，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各国推出财政措施的总规模达到 11.7 万亿美元，接近全球 GDP 的 12%。这些财政举措中，一半是增加支出或放弃收入（包括临时性减税），另一半是流动性支持，包括贷款、担保和公共部门注资等。B2020 年，各国政府赤字占 GDP 的比率平均将上升 9%，而全球公共债务规模预计将达到 GDP 的 98.2%，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分别为 124.2% 和 60.8%，均创历史新高（见图 3、图 4）。在经济活动稳步反弹、利率稳定维持低位的基线假设下，全球（除中国和美国）平均公共债务比率预计将在 2021 年稳定下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自1970 年以来，已经进入第四轮的债务积累，前三次都以金融危机的方式结束，最近 10 年的债务积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加快发展，虽然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较低，但居民部门债务比重已超过 120%，而且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比发达国家高出 90 个百分点以上。在目前低利率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以付息可以维持，但因其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增加，未来突然的全球冲击，例如利率急剧上升或风险激增溢价，可能导致较脆弱的经济体承受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国家，债务迅速增加以及对金融市场和非巴黎俱乐部双边债权人优惠已经引起人们对债务透明度和抵押品的担忧。大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中的大规模债务可能会放大不利冲击的影响并触发这些经济体的低迷，给全球和EMDE 增长带来风险。各国财政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这些风险来自于疫情前景的不确定性、经济复苏的形势、疫情长期影响的程度、所需的资源再分配情况、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融资环境的前景、隐性 / 显性担保产生的或有负债等。
（三）疫情防控产生新贫困人口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利润分配中心职能，全球产业链不断深化，产业外包导致发达国家部分产业空心化，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全球收入最高的 1% 的人（“全球富豪”）的收入大幅增长，财富集中度上升；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快速增长。2008 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向企业注入了大量资金，债务规模急剧上升，家庭部门获利不多。2020 年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将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各国已采取措施减轻这种约束，但还远远达不到资金缺口的规模。根据人均收入的下降情况的预测，全球预计将有 1 亿 ~1.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这将逆转几十年来极端贫困人数持续下降的趋势。增加社会援助（直接支助贫困人口并缓解经济衰退）预计将产生较小影响，这反映出一些国家的支持力度和支持能力有限。这些措施将使新增贫困人口维持在 8 千万 ~9 千万人之间。
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硬约束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经济发展存在硬约束。
（一）经济增长速度存在下调压力
1.“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重，但老年人口负担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段距离。我国 2019 年总人口 14 亿，工作年龄人口（15-64岁）9.89 亿人，老年人口（65 岁及以上）1.76 亿人，老年人口负担率（老年人口 / 工作年龄人口）为 17.8%，老年人口负担率比 2010 年上升 5.9 个百分点。据联合国人口署《世界人口展望 2019》的人口预测值计算，至 2025年，基准情景下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率将上升至 20.3%。与美国和日本相比，2030 年以后，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率处于加快上升阶段，但是“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见图 6），应该抓住这一窗口期，用好人力资源，促进经济较快发展。
2. 碳减排力度加大，迫切要求产业结构转型。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明确了目标。过去十多年特别是“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绿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碳强度持续降低，非化石能源比重持续上升。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碳强度较 2005 年降低约 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提前完成我国对外承诺的到 2020 年的目标。我国人均碳排放量较低，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碳强度仍较高，碳排放量居世界前列（见图 7、图 8）。碳减排、碳吸收的任务仍十分艰巨，需要加大力度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转型、节能型产品的推广等，这对传统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形成约束。 3.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部分企业和单位的经济制裁制约经济发展。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扩大了对中国部分企业和单位的制裁。一是技术禁运，主要由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实施，限制对中国部分企业、高校及科研单位出口高技术产品。截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被列入 BIS 实体清单的中国大陆实体（包括企业、个人、机构在内）共 381 个，被列入未经证实名单的大陆实体 28 个，被列入拒绝人名单的 14 个。二是限制投资，由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列出特别指定国民和被隔离人员清单（又称“SDN清单”），限制美国投资者对其投资。目前据有关统计，美国财政部共列出了48 家中国企业进行财政金融制裁，这些企业及其关联实体不少是在中国香港、甚至美国上市的企业，或者是美国大型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这些受到制裁的企业的市场价值和融资受到冲击。三是军事出口管制，美国国务院国际贸易控制局（DDTC）根据《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授权管理有关国防用品和国防服务的出口监管。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因此任何向中国出口武器的企业均违反美国国务院有关规定，会被处罚。2020 年 12 月 21 日，特朗普当局将 58 家中国企业列入“军事最终用途”企业清单。美国政府的这些制裁措施严重干扰两国乃至全球正常的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拜登政府是否考虑修正或去除这些政策措施，仍需要一定行政程序和时间。
（二）经济安全存在风险隐患
1. 原油进口依存度持续上升。自从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中国逐渐强化的“世界工厂”地位，迫使中国必须在全球构建能源安全体系。分大类看，最主要的能源进口项目是石油。我国国内原油生产已于 2015 年见顶，增加的原油需求主要靠进口满足。2020 年中国进口了 5.4 亿吨石油，增长 7.3%，原油进口依存度上升至 73.5%。2. 粮食安全需关注农产品供应链安全。2020 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历史性的“十七连丰”，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13390 亿斤，比上年增加 113 亿斤，增长 0.9%，产量连续 6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总体上，我国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但大豆、玉米等农产品需要重点关注。2018 年和2019 年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我国大豆进口量下降，但 2020 年我国大豆进口量升至 1 亿吨，创出历史新高，大豆进口依存度达到 81.4%。目前中国粮食方面的良种覆盖率很高，主要由国家自己培育，但仍然存在部分粮食种子、蔬菜种子依赖进口，一些种源培育技术需要攻关的难题。3. 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金融风险隐患较多。第一，财政收支逆差扩大，财政收支差额占 GDP 比重上升。2020 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同比负增长，两者支出合计同比仍正增长，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两本账收支逆差扩大。2020 年前三季度两本账收支差额合计占 GDP比重达到负 7.9%；一般公共预算差额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差额占 GDP 比重分别为负 4.7% 和负 3.2%。第二，地方政府对债务依赖程度提高。2020 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逆周期调控要求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地方政府显著加大地方债发行规模，导致地方政府支出对地方债依存度再次上升。第三，疫情冲击导致企业债违约风险暴露，中小银行及其信用链条下游相关主体的债务风险和部分银行贷款不良率出现较快上升苗头。三、促进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的动态均衡虽然“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我国经济仍处于战略机遇期，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宏观经济将进入新的动态均衡。
（一）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我国经济仍有条件和潜力保持较快增长。“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人口老龄化指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段距离，应充分激发人力资源潜能，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全世界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应结合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发挥制造业供应网络产生的配套效应、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学习效应，完善我国产业链的自我循环能力。要继续培育我国各经济主体开始拥有基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基础研究和技术赶超体系、大市场诱导下的商业创新体系，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自我创新的内生动力。在需求层面上，应完善需求侧管理，促进发挥我国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的需求引导作用，实现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高而不断升级。在国际经济循环方面，应加快构建新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增强国际投资吸引力。对外推动 RCEP 和中欧投资协定生效实施 , 更好发挥 RCEP 和中欧投资协定平台作用，深化和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区网络 , 推进其他自贸协定和 CPTPP 谈判进程。对内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扩大和推广国内自贸区开放有益经验，在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救济、电子商务、竞争、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广泛领域，提升自贸区建设水平。
（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投资消费结构更趋均衡。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我国拥有 14 亿人口和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2019 年人均收入已经超过 1 万亿美元，因此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实现持久有效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改变过度依赖出口、“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扩大国内生产国内消费的规模，逐步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这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上表现为缩小储蓄 - 投资盈余和经常账户盈余。首先是逐步降低居民储蓄率，这就要求我国政府逐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壮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让 14 亿人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其次，从供给端看，需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我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对高品质产品的厂商提供更多激励，提高国内消费品市场的质量，健全消费者保护制度，增加我国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偏好。最后，在国际贸易规则下，降低进口关税，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常账户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 年的 55.4% 上升至 60% 左右，投资率将由 2019 年的 43.1% 下降至 40%左右。
（三）加快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迈上新台阶。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将从 2019 年的 60% 上升至 65% 左右，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释放农村农民的需求。通过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 ，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城市群、大湾区发展战略促进新的均衡发展格局，集聚效应和创新发展，开放包容，是城市化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避免恶性竞争，加强分工，深化专业化发展，是促进民生改善、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工具，更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经济保持合适增长速度的动力源泉。
（四）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自主创新取得突破。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构建完整系统的国家创新体系，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创新资金支持体系、创新创业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强大市场和某些应用层面的比较优势，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可以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将数字经济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农业、制造业、流通产业和服务业现代化紧密结合，实现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完善数字经济税收制度，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和国际税收制定。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五）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持续升级。
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良性互动。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健康中国、绿色中国。遵循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产业发展；按照“力争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促进能源结构转型，用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优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微观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在优化供给体系中发挥基础性的核心作用，政府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
（六）多方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补齐民生短板。
首先是需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我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其次是把住房消费当作决定民生发展的核心要素，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止过高的房价挤压居民的其他消费，挤占企业在其他实体经济的投资。最后要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更充分就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支撑投资和消费。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筑牢经济安全底线。
“十四五”仍是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的压力将持续增大。“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宏观经济的新动态均衡将牢牢守住经济安全的底线。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化解因收入差距过大而隐藏的社会矛盾。二是落实能源产业发展和碳减排战略规划，健全能源储备体系，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继续完善多元化石油进口策略，保障能源安全。三是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和服务体系，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保障粮食安全。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在国内建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多中心、密度更高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五是中长期财政平衡奠定财政可持续性和财政安全的基础。“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速度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一致，有助于合理安排财政收支，实现中长期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财政债务负担过快上涨。六是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保持物价、股市、汇市、房地产市场稳定，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际收支均衡，促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升，从中长期促进我国人民币汇率趋向稳定。
四、“十四五”末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有望超过 14000 美元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迈向新的高质量均衡发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保持基本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率会保持在合理区间。考虑到疫情和其他结构性因素影响，“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将继续减速，预计“十四五”时期年均 GDP 增速将下降至 5.0% ～ 5.5% 左右，在人民币汇率稳定、人口增长减缓的条件下，保守估计“十四五”末期我国人均 GNI 有望超过 14000美元。世界银行划定的 2019 年高收入经济体最低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capita）达到 12535 美元，比 2015 年的最低标准提高 60 美元。考虑到 2020-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前五年更低，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特征明显，各等级的最低收入标准在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负面冲击之后有可能缓慢上涨，预计 2025 年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线为 12600 美元左右。2019 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 10410 美元 ，据此测算，假设到 2025 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3000 美元，只需要“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 4.2% 以上，因此，“十四五”中后期我国人均 GNI 大概率会超过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最低标准（图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