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很赞成徐匡迪刚才的讲话，问题涉及的非常广泛。今天大家讨论宏观问题，我更关注中观问题，没有中观问题，宏观问题支撑不起来，我做了几张简单的图。我的讨论是各地城镇化水平的差异跟经济发展水平是什么样的关系？（图）这是张城镇化水平的图，北京、上海80多，西藏20多，全国是52点几。对比这几十年的增长都很大，但区域性差别也很大，经济增长关系也很大，我特别关心的结队增长，我也排了一个队，最终我排队是财政给GDP的增长，财政是真金白银，GDP是大家统计里所必有的数字，最后发现不对，总的趋势是对的。特别是一些历史户口延伸的问题有所解决，但是不完全对等。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辽宁，一个是广东。广东开发出来，最后城镇化率相当，但是这个城镇化率内涵很复杂，外来人口因素很复杂，辽宁的外来人口，人也不是广东的，但是出来的结果辽宁的人均财政收入要比广东高1200块，比例又很高，百分之十几，到底这两个问题怎么看，而且这个问题就反过来，我们看看城镇化率到底是什么概念，再讲对比两个城市，一个是这里写的内蒙跟黑龙江跟重庆的对比，实际上说明城镇化率是户籍制度的延伸，最典型的是我调查当年根河，城镇化率90几，结果人均产值不比江南的农村好，这就带来一个这种对比，给我们思考什么问题，而且这种增长跟变化都是有不同对成背景的，不是一个对称背景。 对比这些数字的结果，各地多方位研究城镇化，不要去追求城镇化率，现在追求城镇化率的势头很强，这种势头的结果是什么？有的地方把地一征、户口一改，城镇化率提高了，就是这样。我认为当前各地要尽心的研究，真正按照富民的要求，积极发展的要求，解决关键问题的要求去处理什么问题而城镇化，我讲几个基本观点。现在的城镇化率是一个统计概念，这种统计国内外不一样，逐步以户籍制度为主的统计开始，国外一开始就没有户籍制度怎么对比。一直在就业岗位，国外编制规划是编制就业岗位，我们编制规划是编制人口数，这就是基本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在内地，我们中观层面上差异性也巨大，我举了山东的例子，大家现在关心城镇化率的根本问题，是不是给农村问题给予了足够重视，是不是给新农村问题足够重视，我们重视城市问题是必然的，要注意“进”，也要注意“出”，到60%的时候还有几亿人没有出。当前讲的农村的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改善条件一定是城镇化本身的应有内涵，不然的话要分裂。 以户籍为转变的问题很重要，但以户籍为转变和发展水平要仔细的研究，我觉得这个论坛是不是要更多的比较以及国内发生的问题怎么引导新型城镇化科学的发展，农业为主体的安徽、江西的路子跟工业为主体的黑龙江、内蒙的路子，以及开放前沿为主体的广东的路子都不一样，而且区域内部的不协调性很大。广东发展很快，但是西南西北矛盾积累，看着城镇化率财政收入是不是这样的关系。现在要解决市民化问题是极其应当的，但解决市民化问题，我很赞同钱易同志讲的能源资源的关键背景，要注意以经济社会基本面来考虑，而不是就目前城镇化方式来考虑，在地方上可能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制定城镇化要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可持续发展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人的流动是随着市场走的，哪一个农民是你带着他来的，两亿多农民出来是经济规律造成的还是原来的行政命令造成的，80年代我组织农民工到东北，正月十五去盖大庆的房子，盖职工住宅的改造。现在连建筑队伍都是以市场规律在走，寻找居住地点，寻找就业岗位，怎么深入用市场机制引导城镇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政府以什么方式引导，一定是产业，产业一定是可持续的。当前能够让大家把生活提高的稳定重量大问题，一个是完善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互通，现在不能以房子为基准，应该流动，流动的可能现在在大城市，刚才徐主席讲的里面有，从现在开始出现农民工反流，中西部往东边流的趋势已经减缓，省内流动的趋势正在增加，如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教育的形成有所改进的话，那么我觉得城镇化的问题可能是比较有序的，比较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所以从综观上讲，比较这么多省份的关系，有必要研究综观层面是最关键的，微观层面也要在综观层面的指导下，宏观层面肯定是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和指导意见。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