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是要花钱，现在户籍改革，城市政府对户籍改革的积极性不高，因为是花钱的。地的城镇化是赚钱的，过去经济发展方式中，土地红利在城市建设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对地的城镇化特别感兴趣，对人的城镇化积极性不高，所以人的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如果把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做一个比较我们会看到，过去30年城市的面积增长了9倍，但是城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大概只有2—3倍，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的城镇化。一个是花钱一个是赚钱。在人的城镇化，城镇化应该是三维转换，首先是地域的转移必须是农村到城市，第二职业的转换，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一个安徽的保姆在北京打工实现了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换，但是第三维转换没有变，没有从农民变成市民。 为什么有农民工？大家觉得农民工这个概念不好，但是能不能想出一个更好的概念？没有。所以人的城镇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和地的城镇化比较，两者是完全不同步的，还有非常大的代价，比如说城镇化是牺牲三代人的幸福，现在有6000万留守儿童，有四五千万留守老人，还有四五千万留守妇女，所以新型城镇化中就涉及到如何在中西部就地转移，这样就可以避免牺牲三代人的幸福，异地转移跨省是牺牲三代人的幸福，这种城镇化过程中代价非常大。现在一个是推进就地转移，一个是户籍改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除了户籍改革以外，按照新的人口管理，模式要创新。现在实行居住证制度，北上广这种地方不可能落户，落户的口子是非常小的。大量的人还是靠居住证，按照居住证政府把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居住证配制到常住人口头上，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人的代价，牺牲三代人幸福的巨大社会代价的城镇化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得到改变。地方政府更看重的是地的城镇化，这个方面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在投资方面，在钱的问题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修改预算法，今天下午有可能通过，预算法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在地方政府举债、城市政府举债问题上会打开闸门。我们过去是限制持续赤字负债，地方政府绕道走，建立一个融资平台，通过融资平台负债，实际背后还是政府。现在城市化建设的投资问题上，按审计署审计的，我们现在是接近20万亿、18万亿，18万亿从总量上来看风险总体可控，但是有些县市负债率非常高，有很多地方超过100%，按国际标准都超过警戒线。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财政部推进城镇化建设，就是希望搞PPP，公司合作的模式，伙伴关系的模式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有些是盈利的，大量的是公益性的，我们在盈利这块，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公路这块提高PPP，但是更多的公益性还得要靠政府投。所以我们在花钱的问题上面，使城市政府、很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所以整个人、地、钱这三方面新型城镇化都要转变，我认为城镇化的要素不仅仅是人地城，我总结有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业”就是城市一定要有产业支撑，有些城市新区，把城市，把新城区的建设完全建立在单一的房地产基础上，出现很多鬼城，市民化一定要有稳定的就业，绝不是靠一纸户籍。最重要的是稳定就业，现在在户籍改革上有很多新生代的农民工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工说我愿意生活在大城市，工作在大城市，但是我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户籍，因为农业户籍上现在宅基地、承包地、林地含金量已经很高了，另一个觉得就业不稳定，“业”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市民化有一种误区，盲目的户改相关的土地改革，拿走农民的土地，那是非常危险的。金融危机期间沿海有数以千万的人失业，外国人感到震惊的是中国社会会发生动荡，但是我们没有，就是因为农民解决土地，大不了不租地，没有形成大的动荡，所以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就业。还有“房”，房子的问题不能是两个老鼠洞，一个老鼠洞，是农民工在村子的老房子没人住，成为老鼠住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农民工在城市，在地下室条件很差的出租房，所以也是老鼠住的地方。城镇化改革如何统筹这五大要素是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