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的传统解释和最新研究进展表明：服务业兴起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产业间/产业内明显而重要的彼此依赖的关联关系所发挥的作用被长期忽视了。这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研究至少提供了三个重要启示：首先，众多国内学者所论证的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存在良好互动这一结论是错误地使用了数据和变量的结果；其次，必须纠正那种长期将产业关联与服务业割裂开来研究的做法，重视从产业关联视角重新认识我国服务业落后问题；最后，要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尽快实现经济转型，政策着力点应该转移到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互补性关系上来。 关键词：经济服务化，产业关联，产业升级 一、发达国家有关经济服务化的争论 二战后，美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成为实现经济服务化的国家。Fuchs[1]在对服务业开创性研究的一本名为《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的书中如此预言：起源于英国，随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的就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是一次革命；同样，起源于美国，实际上在各发达国家也能观察到的就业从工业悄然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也将是革命性的。如其所料，以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达50%以上为衡量标准，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成为了服务型经济国家。如今，发达国家增加值和就业的70%更是已经由服务业创造，经济社会运行的关键特征也越来越知识化、信息化和无形化（Maroto－Sánchez，2012）。但这是否表明服务业经历了真实增长，以及是否应该因此重视服务业发展，仍然存在争论。 首先，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高比重表明其经历了真实增长吗？Baumol、Blackman and Wolff（1991）坚持认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上升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提高，如果换用不变价衡量，服务业的相对比重不变甚至有轻微的下降（Baumol，2001；Summers，1985）。可是，这无法排除因大量服务业不可测量而可能发生低估服务业发展的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对大量无形要素及其产出的重新定义和测量方法的开发与改进，近期有关服务业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Illeris（2005）论证了服务业对总GDP的贡献确实随时间不断增长；Schettkat and Yocarini（2006）认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兴起既非价格效应也非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所致，而是由家庭服务的不断专业化、市场化带来，发达国家的就业向服务业转移确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转移。 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受到重视吗？一些经济学家比较极端，以Gershuny（1977）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彻底否认服务业增长，他们认为所谓的经济服务化只是高赋税福利国家的神话，实际上，只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时错误地对服务业进行定义导致的统计假象。如果使用最终产出而不是按工作属性来分类衡量服务业的话，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Jansson，2009；Gundlach，1994；Hammes，Rosa and Grubel，1989）。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们干脆继承了Smith（1776）的服务业属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保守思想，认为服务业本质上是寄生性产业，尽管其有助于实现其他产业的经济价值，但其本身并不创造任何财富（Peck and Tickell，1991）。对于这种不尊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现实并刻意轻视服务业发展的陈旧观念，Greenfield[2]辩驳到：服务业其实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将服务业简单分成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这一点便不难看到。前者的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革命说到底也是一种发生在生产者服务业的现象；即使仅看消费者服务业，将如今的沃尔玛公司或相似规模企业与300年前的夫妻店同样服务消费者的效率比较一下，其惊人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显而易见。 可见，虽然对服务业发展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发达国家的财富创造，确实已经由依赖有形产品生产，正加快向技术研发、知识创造以及其他无形资产与离岸服务外包的依赖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取代制造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创新源泉。 二、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的研究与启示 尽管服务业主导发达国家的部门结构，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不争事实，持续至今的经济服务化的动因却一直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未解难题。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化”的动因较多，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可以归为以下四大类： （一）收入增长论 收入增长论也被称为需求偏好假说。从最终需求角度解释服务业增长的先驱是Clark，[3]他和Fisher[4]率先使用恩格尔定律来研究消费者需求，认为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并据此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消费者的总需求结构中，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后续的很多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支持，如：横截面上进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业比较时，相对于穷国，富国服务业的产值、就业比重确实更高（Samuelson，1964；Bhagwati，1984；Francois and Reinert，1996）。时间序列上，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国服务业的比重确实也稳定上升（Appelbaum and Schettkat，1999；OECD，2005）。 但是，随着人们对服务业发展认识的不断提高，收入增长论也越来越多地遭受到多方面的质疑：（1）Summers（1985）基于横截面数据，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服务业支出比重的关系，发现以名义价格衡量的服务业比重与收入水平之间虽然呈正向关系，但以购买力平价表示的各国服务业实际产值比重却几乎不变；（2）Messina（2005）发现，横截面上各发达国家间收入水平相似，经济服务化程度却差异较大，对此，收入增长论也束手无策。因为，没有理由认为相同收入水平的不同国家，其消费者偏好的结构会不同。而且，如果考虑到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相对价格，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对服务业发展的正向效应，能否抵消需求价格弹性的负向效应，也有待进一步验证；（3）Gershuny（1978）和ten Raa and Schettkat（2001）甚至发现与收入增长论相反的现象：前者调查了英国6年的家庭预算情况，发现由于家用电器对人工服务的替代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英国在这些年份中个人消费服务反而下降了；后者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轻微地下降，对服务业的需求却一直稳步增长。除此之外，收入增长论暗含的两个假设也备受诟病：一是假设服务业全部由最终消费服务组成；另一个是与下文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假设一致，将服务业作为一个统一的大类考虑，认为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较低，而实际上，服务业各细分行业性质迥异，很多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率并不低。 （二）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说 从供给层面寻找服务业扩张的决定因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Fourastie（1949），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鲍莫尔（Baumol）成本病理论的提出，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说才逐步取代了收入增长论，成为服务业扩张的主导性解释（Baumol，1967，1989，2001；Baumol et al.，1985）。 Baumol[5]构造了一个简单的两部门单要素双产出模型，假设经济体由技术相对进步和滞后的两部门组成（分别对应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劳动作为唯一投入要素，分别生产物品和服务。那么，部门间生产率的非均衡增长将导致资源从制造业重新配置到服务业，服务部门价格上升，其名义产值和就业比重也将持续增加。如果服务业占总社会的实际产出份额相对固定，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因其预言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Baumol假说也被称为滞后论（the stagna－tionist argument）。与此同时，Fuchs（1968）最早在实证方面探究引起美国服务业就业较快增长的原因。他基于美国1929－1965年服务业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认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是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迅速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从而，从实证方面与Baumol形成呼应。 随后，诸多学者对以上Baumol－Fuchs假说进行了验证。根据验证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检验服务业比重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负向关系；另一类则检验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是否确实滞后。根据检验服务业比重提高与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负向关系的结论，可以将他们划归为两个阵营：悲观论（Julius and Butler；Stiroh等）和乐观论（Rowthorn；Griliches；Oulton等）。悲观论者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发达国家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增长率低于其他部门（W
lfl，2003，2005，2006），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的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又确实在稳定地上升（Julius and Butler，1998），因此，经济增长最终会趋于停滞。最先对滞后论（the stagnationist argument）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是Rowthom、Ra－maswamy等。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否定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其他部门。Griliches（1992，1994）特别强调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存在测量误差，因此，服务业部门真实的生产率增长率可能并不低。Oulton（2001）发现滞后论逻辑上成立的前提必须是经济体生产出的产品均是最终产品，这与现实不符，如果考虑滞后部门生产的产品是中间产品，总产出的增长就不会停滞。最近的实证结果表明，1995年以来，至少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Bosworth and Triplett，2007）和欧盟（Maroto and Cuadrado，2007），服务业相对生产率滞后论并不成立。 总之，对于服务业的生产率停滞假说至少还存在以下方面的争议。首先，在服务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1）因为服务业对创新和知识具有溢出效应，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Gallouj，2002）；（2）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的结论仅在服务业部门提供的产出是最终产品的情况才成立，如果不是，经济增长仍可持续。其次，在服务业生产率是否滞后方面：（1）由于通讯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中的大量使用，并非所有服务业部门都是停滞部门，①而且，不少国家正致力于促进服务业技术进步（O’Mahony and van Ark，2003）；（2）由于定义与测量问题，服务业的生产率可能被大大低估。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将服务业作为一个总体来探讨它的性质时，目前使用的仍然是微观分析方法（Brynjolfsson，1993）。 （三）产业关联论 产业关联论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分工论”（也有称作中间需求论），但直到本世纪初期，产业关联论才初步形成。 从产业关联视角解释经济服务化，最早是强调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性（Elfring，1989；Rubalcaba，1999）。格鲁伯和沃克（1993，中译本）、Fuentes（1999）等分别对加拿大和西班牙的服务业增长做了实证分析，他们证实了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上升是发达国家服务业增长的关键。Oulton（2001）和Fixler and Siegel（1999）率先从理论上证实了中间投入服务业的生产会导致经济产出和就业结构的变化。Pilat and W
lfl（2004）敏锐地觉察到，中间投入服务业的大发展可能表明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对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作用。W
lfl[6]直接断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服务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Savona and Lorentz（2009）对欧盟1960－199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发达国家对生产者服务业（特别是密集型服务业）需求的增多主要来源于其产业间关联关系的变化。 但是，因为两个原因，在解释服务业发展时，明显而重要的产业间的互相依赖关系，至今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Greenfield，2002），导致有关产业关联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一是，随着生产系统的适应性增强和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全球配置资源，“分工论”直接促进了外包特别是服务外包的高速增长，这引发了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对其可能增加本国工人失业和工资下降的巨大担忧；二是，产业关联论沿袭了其早期思想，强调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作用，而人们普遍认为将服务业分成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从而突出中间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关系重要性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服务业部门如果不能对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做出贡献，就是非生产性部门这一陈旧观念。这显然不能被认为应该重视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学家们所接受。 实际上，不仅中间服务业和制造业具有天然互促的关系，货物和服务最终产出之间也具有天然的联系并且彼此依赖。一般来说，服务需求增减变化都必然带来制造业产出的相应变化，最终服务不同，带来的制造业产出增减也不一样，可以为零，也可以较大。譬如，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多必然带来医院建设和医疗器械设备投资的增加，这种增加就非常多；而理发服务需求的增加必然要求相应的理发屋、剃刀等货物投资的增多，但这种引致投资就相对较少。可见，完整理解产业关联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能更好地理解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动态，同样，也能说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经济问题。而且，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服务业的服务外包和离岸外包会增加失业并降低工人工资的担忧也为时尚早，因为，服务功能外包对经济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需要更全面地进行综合权衡与评价，更何况，产业关联除服务功能外包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互动方式（Antràs and Helpman，2003；Grossman and Helpman，2003）。 （四）其他因素论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用收入增长和服务业生产率滞后作为经济服务化解释已无法解答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现状和差异。特别是考虑国别间服务业各组成部门比重大小的时候，即使在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间，差异也极为明显。如果再将OECD国家同美国进行比较的话，OECD国家普遍较少的实行服务外包，却与较多开展服务外包的美国有着同样高服务业比重就更难理解了。OECD（2000）因此尝试用产业关联之外的因素来解释服务业发展状况，譬如：认为国别间在女性参与率、福利规模和覆盖程度、政府管制松紧和贸易专业化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对服务业的发展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Maroto－Sánche[7]将这些因素概括为制度、文化与社会变迁、政府角色等对服务业发展发生的作用，并简称之为组织变革的力量。其中，（1）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仅反映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业的供给者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上，也反映在政府对服务业自由化过程的管理和管制对服务业的促进上（Francois and Schuknecht，1999；Vittadini and Barea，1999）；（2）诸如产品的市场管制、工会和工资协调系统等的立法和制度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也很明显（Messina，2005）；（3）社会变革导致私有机构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服务业的发展（Wirtz，2001）。类似的这种其他因素还可以罗列出许多：提供兼职/临时工作机会的多少、户籍政策、人口变化、通信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全球化水平等。 其他因素论强调的因素纷繁复杂、相互交织，着重点明显而普遍地表现为重视培育服务业发展的外围环境，因此，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成为解释服务业发展的主流。 （五）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研究的启示 可见，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化”的动因仍然处在不断地探索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服务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产业关联因素在长期中被不公正地忽视了。这启示我们要促进服务业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必须把焦点转移到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关联关系上来。那么，中国的产业关联现状如何？它能揭示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吗？ 不幸的是，国内一直是将产业关联与服务业割裂开来分别进行研究，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转型期自己国家产业发展现状认识上的前后矛盾：一方面着重解释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是目前有关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热点问题（江小涓、李辉，2004；郑吉昌，2004；裴长洪、夏杰长，2005；白重恩，2007；江静、刘志彪，2009）；②另一方面论证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良性互动也成为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热点课题（李江帆，2004；陈宪、黄剑锋，2004；顾乃华等，2006；高觉民，2011）。其实，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指服务业由于本身特性所导致的比重提高，如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强、需求收入弹性高等；间接原因指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与制造业部门间的强依赖关系有关。伴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产业间彼此依赖加深了，工业化对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需求增加了；而且，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也进一步促进了公共/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如果认同中国服务业落后，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存在强烈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无法理解的；而如果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确实存在积极互动，服务业落后的结论便难予合理化解释。 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分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在解释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时，一方面，众多学者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原因的解释还停留在传统的需求偏好假说和生产率滞后假说层面上；另一方面，一般而言，只有到了工业化中期，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良性关联关系这种内生性力量才会上升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而学界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尚有分歧。因此，众多学者在解释我国服务业落后原因时，忽视了对产业间互动视角的探究。笔者认同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我国服务业落后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在第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我国的全球化是以不适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GVC）底部，制造业全球化的同时，服务业是本地化的，二三产业间本该有的内生性良性互动关系被人为割裂了，从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实际上对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起了抑制作用。在论证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时，后一研究不仅未将其纳入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来综合考察，也错误地使用了数据和变量。也就是说，学者们在论证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时，普遍使用的是包括了进口和出口的总投入－产出系数而非国内投入－产出系数的方法，基于此所测算出的产业间关联只能反映潜在的服务业（我国和国外之和）与制造业的互动，而非我国国内产业间的实际互动。这种被错误论证的潜在的产业互促，实际上证明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制造业的发展牺牲了本国资源，拉动了别国服务业的发展，满足的其实是发达国家的服务需求。说明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以牺牲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前提，而我国的“世界加工厂”地位也是建立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者服务业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的非一体化基础之上。正如Rowthorn and Wells（1987）提醒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一国产业结构时不能仅着眼于国内需求的分析。 三、结论 综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服务型经济国家，在这些国家，生产性服务业也已经取代了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创新源泉，但其动因仍然不完全为人所知。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的传统解释和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发现：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解释包括了服务业相对低的生产率增长率和收入增长导致对服务业最终消费需求的增多；最新的研究强调了产业关联、创新、市场化、政府作用、国际贸易以及制度、人口、地域与社会等的变迁因素；诸因素中，产业间明显而重要的相互依赖的关联关系在服务业兴起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被忽视了；值得注意地是，过去忽视从这种视角探究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导致了学界对我国转型期产业发展现状认识上的前后矛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 JJD79003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 YJC790245）。 注释： ①Rubalcab and Maroto（2007）认为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服务业部门生产率相对滞后，剩下的三分之二的服务业具有与制造业相似的生产率增长率，有些甚至更高。 ②关于中国的第三产业落后有不同声音，代表性观点有三类：一类以岳希明、张曙光和许宪春为代表的统计误差低估论（岳希明和张曙光，2002；许宪春，2004）；第二类以魏作磊为代表的发展阶段正常现象论（魏作磊，胡霞，2005）；第三类以李钢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例过高论（李钢等，2011）。 主要参考文献： [1]Fuchs，V.R.，The Service Econom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2]Greenfield，H.，Letter：Curing“Baumol’s Disease”[J].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2005，25（2）. [3]Clark，C.，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M].Macmillan：London.，1940. [4]Fisher，A.G.B.，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M].MacMillan&Co.Ltd.，1935. [5]Baumol，W.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 [6]Wlfl，A.，The service economy in OECD countries[J].OECD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2005/3. [7]Maroto－Sánchez，A.，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s sector：conventional and current explanations[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2012，32（5）. 作者简介：张月友（1975—），男，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210093），博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刘志彪（1959—），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210013），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和产业经济。 来源：《财经科学》2012年第10期时间：2013-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