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也借这个机会祝福财经战略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今天围绕这个主题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谈谈对于改革这个话题。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今年34年，保持每年平均9.9/GDP的增长速度，所以预计今年中国GDP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可能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人均按照14亿人计算，人均GDP大概1.7万，在当代世界应该是一个标准的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过渡的发展状态。[12:16] [刘伟]:当代世界按照世界银行统计一共是225个国家，225个国家里，目前人均GDP超过四千美元一共是113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50%多一点点。在113个国家里，人均GDP超过12000美金，就是世行所说的高收入标准，这样的国家有66个。133减去66还有47，当代世界47个国家人均GDP在4千美元以上，1.2万美元以下，是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12:16]
[刘伟]:当然关于中等收入的标准有不同的争议，比如林毅夫主张用相对收入来确定。作为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时下有一个很时髦的词是所谓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也就是说面临两个情况，两个命运。我们算过，这66个国家在上世纪和本世纪先后实现的跨越，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这里有人口大国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按照经济发展史的经验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用12年左右的时间有可能实现跨越，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12:16] [刘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历史上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和中东北非危机这些国家，长期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经济停滞，严重的衰退，甚至发生严重的危机。特别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它的经济不具有竞争力，不具有可续能力，经受不住危机的打击，社会政治问题、宗教冲突等等聚集在一起发生全面危机，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国作为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同样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实现跨越。[12:16] [刘伟]:在中国7、8年时间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给中国30、40年时候，我们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构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中国都存在。那么怎么穿越？ 我们总结了所有穿越过去国家的经验，关键就是一个创新，就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创新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推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结构有进一步的升级空间。但是，制度重于技术，没有制度创新不可能有真正的所谓技术创新的能力，而制度创新在中国现在的历史内涵就是改革。[12:16]
[刘伟]:我们在“十八大”报告里又强调并且明确了一个近期发展目标，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前后2020提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且现在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的阶段。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今年也是邓小平推行南巡谈话20周年，在92年的时候，小平南巡谈话里有一段话，他在当时讲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体制基本建成，大约还要30年。92年往后推30年是什么时候呢？刚好是2020年前后，为了实现这个发展目标 我们还有一个体制改革和转轨目标，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这个体制转换的目标，中国要实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发展，中国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恐怕是缺乏保障的。[12:17]
[刘伟]: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34年，改革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历史变化，这就使得我们现在有了另外一句话，就是现在是中国改革进入了所谓的攻坚时期，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时期，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时期。[12:17]
[刘伟]:所谓攻坚就是改革本身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粗略的整理了一下，有这样几个突出的变化，一个是改革的核心环节，从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转变到了政府改革，特别是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以及政府担当的方方面面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的机构改革和机制改革，这里包括经济上的财政，比如公共财政，中国提出没有多少年。包括货币，真正在制度上保证央行独立的问题，类似这些问题是宏观调控。包括政府其他机制的建造，比如教育体制，特别是基础教育体制，比如卫生，比如社会保障等等这些方面，这些问题是不是成为决定中国能不能建设成市场经济更为关键的内容。历史上有若干次体制调整，但是解决核心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就是条块之争的问题，而新时期一开始讲的，它之所以新，这次体制改革一开始我们是以企业改革为主，就决定了这次改革的深入和广泛程度和历史上是不一样的。经过34年走到今天，决定中国经济体格深化如何，成功究竟，它的关键环节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企业特别是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历史性的转变为政府，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体制的变化。这是一个变化。[12:17]
[刘伟]:第二个变化，就企业改革本身来说，是不是主要从国有体制改革，也就是政府引导推动的国有企业改革转变为市场引导约束推动普遍的企业改革。2008年年底的时候，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不到13万亿，大概是122600多亿，在13万亿的大数当中国家资本占了19.6%，私人持有23.9%，外商资本是23.9%，剩下30%多一点是所谓法人持有的资本，另外还有0.1%是传统的集体。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再来讨论改革和改革初期是不一样的。企业本身在中国它的构造也是多元的，多重的，不存在过去纯粹单纯的私营或者是国营这样的企业。我们现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这些企业里真正国家持股只占的51% 多一点，还有将近49%是私人的，集体的，外商的和法人的，尤其是法人的，法人企业在国有企业里持股占了差不多30%多，国有企业本身的产权也是多元化的。再看私营企业，私营资本占总的资本23.9%，但是在私营企业真正自然人持有的股本67%，剩下的33%也是集体的外商的或者是法人的，也不完全自然人、个人所有。再看外商的企业，外商企业的资本占了23.9%，但是在这23.9%当中，真正外商占到76%，剩下24%或者是国家，或者是集体，或者是法人。企业不论是哪一种经济性质的企业，它的产权也已经是多元化。在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各类企业产权构造多元化的情况下，企业改革更多的不可能依靠政府行政作用，更多依靠企业自身在市场当中的选择，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企业改革来说，从政府行政推动为主转变为企业的市场选择为主，这是改革的第二个变化。[12:17]
[刘伟]:第三个变化，就市场推进来说，它真正的主要市场培育的内容，从商品市场化为主转为要素市场化为主。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基本完成，中国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的定价从改革初期90多政府定价现在转变为90%市场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商品市场化基本完成。真正困扰中国改革或者是需要大力推进在今后做的主要工作是要素市场化，首先是劳动要素，劳动要素怎么提升市场公平性，排除市场歧视，比如农民工问题，包括制度化和市场改革怎么完善这方面。还有土地市场化，我今天在发言之前还在想一个问题，特别是中国土地到底产权清楚不清楚，如果是清楚的，为什么进入市场的时候要把它首先变更为国有的呢，就说明它并不清楚，所以要变更为国有。变更国有是怎么变的呢？国家给农民的是什么呢？是土地的使用权的价值，比如土地上的种植物多少年多少倍，这不是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可是国家从农民那里收过来是土地所有权，拿着买人家使用权的钱买了人家的所有权，然后国家拿着所有权再卖给开发商、建筑商，卖的又是使用权，使用期多少年，这是不是合理的市场交易是值得可以讨论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城乡一体化、城镇化的进程恐怕要受到非常大的限制，这里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土地要素市场化，再加上资本和货币这个要素的市场化，小企业融资问题，还有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大家谈了很多，都谈的很好，很深入。就是中国金融市场资金和货币市场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效率低，难以支撑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要瓶颈，所以这个要素如何市场化。其他还有类似的比如专利、技术等等，这些要素的发展和改进越来越成为决定中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的根本，所以是不是市场化推进的内容有了历史性的变化。[12:18]
[刘伟]:最后中国市场化的难点是不是有了历史性的变化。从一开始扩大市场规模的作用为主，它的困难主要是面对传统体制的抵抗，如何推进市场化，替代传统计划经济作用的空间我们有了长期的争论和探讨。从开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解为辅，这是十二大。再到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十三大。再到十四大的市场经济，主要解决的是市场对计划的替代。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比作市场规模的建设，它的作用是数量空间拓展。是不是这种数量空间拓展要转为市场秩序、市场质量，包括市场的主体秩序，主要是企业产权秩序，就是企业产权秩序制度问题，市场的交易秩序，主要是价格决定公平竞争问题，市场的法制程序，法律上层建筑对市场经济基础的保护。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社会道德伦理层面、精神层面对于市场以及市场文化内涵给予弘扬和支撑。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钱权交易的问题不可能解决。[12:18]
[刘伟]:无论从市场化进程的核心环节它的转变，还是从市场化进程本身的企业改革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还是从市场本身内容的改变，从商品市场化为主向要素市场化推进，还有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这些都为我们提出了改革的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和新的约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确实中国改革市场化进程到了一个攻坚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把攻坚任务解决的话，我们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就有了制度保障，所以中国的发展恐怕还是要贯彻所谓双重转轨，体制转轨和发展方式的转轨，这样才真正符合中国的实际取得理想的成果。我就讲到这，欢迎大家对我讲的提出批评，谢谢大家，祝大家元旦快乐！[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