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吕政于2013年6月14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48期“经济每月谈”中的发言。
中央文件一直强调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怎么理解呢？我们认为产业结构在社会再生产中处于枢纽的地位，它承前启后，既是前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一种结果，也是后续的社会再生产的推动力和起点，过去的劳动支配现在和未来的劳动，它一旦形成了生产能力就按照这个生产能力不断地供给能源、原材料，同它也决定了后续再生产中的市场供求关系。同时市场要素配置的效率，首先取决于结构，同时也影响着进出口的效率和国家的竞争力。所以从社会再生产的枢纽地位来理解，为什么提出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
结构调整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平衡问题，实现协调发展。第二是解决效率问题，使有限的生产要素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应当说，现阶段调整的重点是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解决平衡问题也要靠提高效率来。就工业结构的总体选择，现阶段中国是高也成、低也就，既要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也要继续坚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能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结果，下面讲九个关系问题。
第一是正确处理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当完成工业化和资本原始积累后，一段时间炒房子，当房子限购以后放高利贷，实际都希望通过虚拟资本，资本市场的运作来赚钱。作为企业微观的经营决策可能无可非议，但是作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扎扎实实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如果大家都想玩儿资本，都想在资本市场赚钱，那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基础就要完蛋了。所以必须坚持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
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干不干了。现在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工资成本上升，很多企业存在了招不进、留不住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和日本、和台湾和韩国等一些地区和国家有共同点，都要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后发展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产业，但是区别在于我们不可能完全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们可以转到中国大陆来，但是中国大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都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首先中国工资成本和发达国家的互补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过去我们只占发达国家成本的10%，甚至8%或者更低，这几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占发达国家的工资成本相比上升到15%左右，也就是说仍然是相当于他们的六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因此和发达国家结构的互补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反映了我国的出口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不可能恢复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得从中国进口。和其他更加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等，中国工业的配套体系，产业链的完整性，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条件，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是很难达到的，越南工资是我们制造业工资1/3不到，印度也是这样，孟加拉、柬埔寨可能更低，但是国际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以中国为主导，这说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继续坚持。
现在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延长退休年龄解决劳动力短缺、社保基金不足的问题，我认为这不能解决现阶段的问题。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劳动社会保障是双轨制，真正延长退休年龄的是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比较欢迎，而企业到50多岁以后很难第一线当一线的劳动力，而且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减少企业的劳动产出，所以并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招不到人的问题。第二步继续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第一时间来不及了，现在放开二十年后再说，不是中国的劳动力真正少了而是供求关系的问题，今年毕业699万大学生，真正短缺的是一线的体力劳动者和蓝领工人，大学毕业生都想当白领，都想进机关、事业单位，实际上就业主体仍然在企业，因此必须调整招生结构、教育结构增加蓝领工人，由技术工人供给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大学生当年的就业率不到65%，真正的体力劳动者的失业率就在4.3%以下，这并不是说读书无用，而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对劳动力需求需要调整。
第三当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到底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实行缩小差距的战略。现在的重点不能完全把宝押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缩小现有产业的技术和产品与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实现技术赶超。在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工业石油化工、高性能和智能运动化机械装备制造、高速铁路、精密仪器、电子通信设备、信息化、西药研发等等，我们现在正在主导的产业，如果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那是真正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现在我们和日本的贸易总规模3400亿，日本对华出口2000亿，中国对日本出口1400亿，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顺差是600亿，韩国对华贸易顺差可能比日本还高，台湾省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将近一千亿美元，这些贸易逆差的产生正是我们进口的附加价值高的机械、电子、精细化工产品为主，2000多亿美元的国内市场，如果我们能干的话，那对付日本最有效的办法是减少这些进口，我们自己来干，这样即使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弱化，但是我们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也会减少，我们的贸易条件不会恶化。举个例子，现在服装出口单价是不到3.5美元一件，而进口一架波音737-800的中型客机要1.05亿美元，需要出口三千万件衬衣，三千万件衬衣需要一万个工人干一年，还需要大量的纺织厂的工人，假定说在“C919”大型客机在2014年能定型，2016年上天，到2020年达到批量生产，即使那时候衬衣出口减少了，到时候我们如果自己的国产大飞机上去了，这样我们的贸易条件就是优化了而不是恶化了。因此必须现在现在要全方位的实行缩小差距的战略，在一系列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美国、德国、日本和北欧这些先进工业国家间的差距，这样我们的能耗可能大幅度的降下来。日本消耗了7亿吨标准煤，德国消耗了6亿吨标准煤，但是工业产值的附加值比中国并不低多少，这说明我们的结构有问题，我们能不能减少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做一些更赚钱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这是所谓经济升级版的关键就是结构升级，结构升级的重点首先是抓住现有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四增强调整与存量调整的关系。过去投资重点都放在增量上不重视存量。现在调整投资结构，首先继续下决心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比如说北京雾霾，华北地区的雾霾，关键不是北京汽车尾气，而是华北地区高耗能的电力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和钢铁工业，华北地区严重缺水不适合发展这些高性能产业，但是河北省的钢产量占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五分之一，发电也是这样，内蒙古和山西的火力发电比重也非常高，所以说结构调整既要做增强，更要做好存量的调整，淘汰落后，还有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推进企业充足。
第五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是基础。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是产品结构，如果产品结构调整好了，整个行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也就顺理成章，能够真正实现结构调整目标。一是要改造传统产业，二是推进产品的升级换代，三是培育品牌。中国的服装出口单价不到3.5美元，长三角、珠三角很多企业觉得快做不下去了，工资成本在上升，但是意大利和法国是发达国家高工资，但是它的服装还是在出口，他们的平均出口单价在21美元以上，是中国出口单价的6-7倍。不是说这个产品不能做了，不是夕阳产业，而是我们的品牌、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和法国和意大利有很大的差距。假定我们的工资提高一倍，我们服装出口价格也提高一倍，那我们相对的比较优势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工资提高了一倍，出口单价提高了两倍，那么你的竞争优势是增强的，因此必须重视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
第六，制造业升级必须学习德国人包括日本人在制造业精益求精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制造业的升级有冲突，有局限性。没有坚定不移的定力，没有持之以恒的耐心，没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大家都希望很快的赚钱，都希望在资本市场上去捞一把。德国之所以有宝马、奔驰、奥迪，有德国的精密机械，德国是上百年的积累，精益求精的精神造就的。中国要升级，中国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与发展现代工业的矛盾必须调整。德国为什么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财政金融稳定，出口保持贸易顺差，就业在增长。首先是德国人认真、严谨、精细的文化传统贯穿到它的生产过程，没有这种精神造不出宝马、奔驰。第二是市场经济模式，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同时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有效调控和干预。第三是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基础，虽然消耗了6亿吨标准煤，但是它卖出的东西远远超过中国，完全以数量取胜参与竞争的局面。第四有效率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结合，中国目前国有和私有的产业链没有打通，是两张皮。第五是缺少对中小企业确确实实有效的支持政策。第六是高素质的产业工程队伍，中国的产业工程队伍完全建立在高流动性，而且缺乏系统严格训练的民工的基础上，怎么推进产业升级，怎么做精、做细？而且大家都不愿意当工人，都不愿意进职业技术学院，这样怎么作出附加值高的产品。第七是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我去过奔驰和丰田，他们高管工资和工人工资差三到四倍，工人工资在三千到五千美元之间，也能够过上体面生活。这种劳资关系对制造业的升级至关重要，光有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没有稳定的高素质工人，很难推进产业升级。最后出口与附加价值高的产品为主导，这就是德国金融危机以后，仍然保持它稳健的发展，包括日本，最近这几个为它经济增长上个月达到4.1%，日本长期低迷不振，但是日本的产业基础仍然存在，我概括为“没有增长的发展”，它仍然在发展，就靠技术进步、精益求精，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还有海外投资、国民收入是净流入的。
第七是结构调整当中集中化与民营资本进入资本民间行业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是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生产力的技术构成所决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要求在这些资源密集型行业必须要干，必须有规模效应，必须淘汰落后的小企业。因此我们反垄断不等于放弃规模经济，不等于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拆分，不可能把大庆油田分解给一个一个私营老板。中国的社会传统、文化传统阻碍了资本集中，海外没有我们所说的天花板和玻璃门，但是海外有一个华人大企业的制造业，有一个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做成功的500强华人大企业吗？没有。为什么？有一个外国学者说华人资本在海外为什么没有大企业？是因为他只信任于自己有血缘和裙带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外人。还缺乏现代资本集中和社会化的精神和企业文化，因此没有资本集中机制就干不了大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这真是传统文化。没有玻璃门、没有天花板，照样做不大。
中国也面临着民营资本的升级和转型，需要解决民营自身的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的调整和改革：第一，从家族独资形态转向资本多元化和社会化，解决单个私人资本不足的矛盾，适应基础产业与技术构成所解决的资本有机构成高、资本投入强度大的客观要求。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只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倒过来生产关系迁就落后的生产力。第二，在资本多元化社会化条件下，民营资本必然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就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吸引外聘专业人员，实行企业治理结构调整。第三，企业必须适应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现阶段是强制性的。第一，制假售假提供合格产品不坑害消费者；第二，谁污染谁治理；第三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善待工人。如果民营资本不进行生产关系自身的改革，也很难适应产业升级和资本集中化的要求。
第八是努力降低物化劳动消耗。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认为中国的速度下来了，政府要税收、企业要利润、职工要工资，但是我们必须要从提高效益上来解决三个目标。现在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6.5%，73.5%是转移到物化劳动的消耗，假定说方程式的左边是零增长，但是我把“CZ”这块转移的物化劳动降下来以后，“V+M”的附加价值仍然是增长的，所以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以后，我们想得到实惠，那就必须降低物化劳动的消耗，而现在消耗了全世界50%左右的钢材、50%以上的水泥，消耗了这么多的土地、这么多的水资源，产出率这么低，一是结构有问题，二是规模效益问题，三是技术水平问题，四是管理问题。因此必须从降低物化劳动消耗中要效益，保证税收、工资和利润的增长。
第九，房地产与其他产业的关系。高房价加重了对居住为目的的购房者的经济压力，削弱了对其他消费品的购买能力，抬高了中国工商业的成本，削弱了制造业的经济力，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确确实实的。很多零售小生意做不下去了，饭馆不想开了，不如租房子。商业零售为什么加价这么高，很多价格加在水泥上、加在天花板、加在大理石、加在房屋租金了，流通费用加大了工商业成本。房价高了租房价格也高，那企业不得不提高雇佣工人的工资成本，因为它是社会必要劳动，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需品，房子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这种必需品价格高了以后，工资成本就要提高，实际上它抬高了工商业成本，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现在买房主要群体是30岁-50岁的工薪阶层，也是城镇消费主要群体。一旦买了房子，每个月的现金流首先要还银行贷款，其次才能购买其他消费品，安排孩子的教育投入，所以被房贷所困，其他消费品的市场空间就要被压缩。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体系，房子超利润赚了很多钱，其他产业还干不干了，东西卖不掉怎么办。只有增加房子供给才能降低房子价格，降低房子价格是解放了30-50岁人的购买力，这样才能使扩大内需有一个有效支付能力的基础。因此必须要从房地产与其他国民经济相互关系上来看待来确定房地产的政策。
中国的产业升级，经济升级版的核心和关键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结构升级我们可以回顾过去60年我们干了什么。毛泽东时代解决了从无到有，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邓小平时代解决了从少到多，使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升级版就是要使中国经济从大到强，当然要继续做大，但是这个大必须建立在强的基础上而不是粗放的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结构调整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中处于中枢地位，所以它被确定为主攻方向，所以要使中国经济实现升级版，必须要抓住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和总框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吕政
来源：和讯网
时间：2013年0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