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了新的变化，GDP增长率将从10％左右转向7％ ～8％ 的中速增长，工业增加值将从16％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10％左右的较快增长。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今后继续保持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调整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探索在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之后的应对办法。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结构问题
保持适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2-2011年的10年间，中国每年积累率平均在43%以上，2006年以来超过了45%。这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从积极的方面考察，较高的积累率扩大了工业生产能力，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然而积累率过高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抑制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规模和水平，带动了重化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抬高了土地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和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如何在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的同时，保持适当的积累率是宏观经济决策和调控必须解决的问题。
按照一般经济规律，经济增长率等于积累率除以投入产出系数。由于投资的有机构成的提高，中国投入产出系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3左右上升到过去10年平均为5左右。在积累率接近50%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在10%左右。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理论增长率基本一致。这一经验数字表明，到2020年要实现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年均增长率应保持在7%-8%的水平，积累率也应当保持在36%～40%。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应当保持在18%左右。
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必须把握好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由于过去10年间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中国目前除清洁能源和高附加值产品外，大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能力已相对过剩。继续扩大一般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将遇到市场需求约束的限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后期，高速铁路建设虽然处于高峰期，但受到融资体制未来盈利和偿还贷款能力的制约，港口建设也进入低增长的阶段；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广阔的投资空间，但大多属于非盈利性质的投入，其规模和速度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能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和结构，首先要着眼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着眼于促进产业升级，着眼于增强创造财富能力的领域。尤其要增强企业积累能力，增加对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必须摒弃依靠城市扩张、拆迁，依靠形象工程和标志性建筑，依靠举办运动会、博览会等运动式、跃进式、突击式的固定资产投资模式。
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问题
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揭示的经济规律是，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反过来决定生产。如果消费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商品难以通过流通和分配环节进入消费，就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并将导致企业减产、停工甚至倒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卖不出去，摔碎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因此，追求经济增长必须改变重生产能力扩张、轻消费市场开拓的思想，遵循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规律，充分认识扩大国内需求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意义。
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分配结构不合理，这是制约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前提条件。调节的重点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特别是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减税，提高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得的比例；二是调节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三是抑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农民货币收入低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2011年中国9亿农民的纯收入为人均6977元，其中现金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50%，为3488.5元。即使9亿农民当年的现金收入全部用于购买消费品，也只有31396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万亿元的15%。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突出难点。
另外，改善消费环境就是规范生产经营主体的市场行为，健全流通秩序，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保证消费者能够方便、放心地买到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物有所值的商品和服务。
降低流通费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价格高低是影响消费的最直接因素。生产成本、流通成本以及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降低流通费用的途径是：优化生产力布局，减少不合理运输；理顺铁路、公路运输收费标准和机制；调整物流业的产业组织，建设社会化的现代物流体系，减少流通环节，避免层层加价；调整商业、服务业税费；规范和降低零售商业的场租费用。
三、保持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沿海地区制造业企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已经由2000年的800-1000元上升到目前的2500元左右。按照汇率换算，由10年前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的9%上升到2012年的15%左右。
中国劳动工资水平上升是必然趋势。原因有几个：一是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总量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城乡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在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二是农村政策的调整，农民收入的提高。不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当地非正规就业的机会和收入水平都在增加；三是社会必要劳动费用上升，即购买家庭必需生活资料的费用支出和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逐年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继续维持过低的工资水平，将难以保证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中国劳动力成本便宜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逐渐削弱。这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工业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的现象。
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一种主张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延长“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对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微调是必要的，但必须看到中国现阶段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口多与资源供给不足、环境保护压力大的矛盾。到2030年中国人口顶峰预计达到14.5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仍然超过7亿。不能离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讨论人口政策。按现行汇率换算，中国工业增加值略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但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2100万人，日本2000万人，德国1900万人，中国超过1亿人，是他们的5倍以上。这说明中国工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附加价值低的产业为主。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出路。
另外，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不可能重新恢复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工业的配套体系、产业链的完整性，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条件是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还难以达到的。因此，从客观条件看，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继续发挥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政府应当创造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企业应当通过改善劳动组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品牌等途径，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困难。
四、推进产业升级问题
产业升级包含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推进传统产业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二是以高新技术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
现阶段产业升级的重点，首先是推进现有产业的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找准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技术赶超。在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非金属材料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高性能和智能化机械装备制造业，高速铁路装备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精细化工制造业、新药研发和生产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显著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依靠产业升级改善国际贸易条件。
在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中，中国每年有2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国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副产品为主，进口以高附加值的机械、电子和精细化工产品为主。在这些行业，如果国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性能能够达到工业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贸易逆差就会显著缩小，国际贸易条件将不会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而恶化。例如，目前中国进口一架波音中型客机需要1.05亿美元。中国服装产品出口的平均单价为3.5美元，要出口3000万件衬衫才能买一架波音中型客机。生产3000万件衬衫要1万名工人工作1年，同时还需要4200万米的服装面料。在纺织服装行业工人工资和能源原材料成本继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亏损。要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这种局面，出路有两个：一是纺织服装行业在提高出口产品品质和培育自主品牌的基础上提高出口单价；二是实现国产民用干线飞机从研发到批量生产的突破，逐步减少民用干线飞机的进口。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对未来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有全局性影响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是：技术密集，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产品附加价值高，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技术渗透性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在以下10个方面创造条件：（1）对未来科技进步方向做出准确判断；（2）依靠自主研发获得关键的技术；（3）具有将科技创新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动力和能力；（4）具有先进制造业的配套能力；（5）政府的扶持力度与民间投资积极性；（6）核心龙头企业的技术集成能力；（7）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配套体系；（8）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结合的机制和组织方式；（9）高科技人才的凝聚力；（10）企业家追求创新发展的价值理念。
在一定意义上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比神舟工程、登月工程、航母工程和建空间站还要难。因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高新技术做支撑，更要把高新技术产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并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起步阶段技术成熟度较低、市场不确定因素多，企业投资性现金流出多、经营性现金流入少，企业规模较小，抗市场风险能力、短期偿债能力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国家财政、金融扶持和市场化的风险投资相结合，帮助新兴产业的初创企业完成技术成果研发、商业化，并最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
五、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问题
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同步。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约占44%，比美国低30个百分点。这个比例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服务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政府政策只能因势利导，而不应拔苗助长。
第一，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首先取决于第一、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值率的高低，在第一、二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的情况下，在第一、二产业就业的人口及其家庭才有更高的支付能力去购买服务业提供的服务；第一、二产业经济效益好，才能上交更多的税收，使政府有更强的财政支出能力扩大公共服务建设，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总之，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是服务业的物质基础。
第二，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城市化程度。1980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化从19%上升到51.3%，服务业的比重也从18%上升到44%，二者基本上是同步的。人口的集聚是服务业实现其规模效应的基础，这也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服务业比重高的主要原因。
第三，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社会化分工和商品化程度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当广大农村的几亿农民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持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时候，服务业发展必然要受到制约。所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途径是提高第一、二产业的效率，加快城镇化的进程，提高社会化分工的程度。
第四，取决于政府政策。城市管理要有利于扩大就业，为各种层次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政府应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制止滥收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必须处理好市场监管与增强市场活力的关系，不应当为了城市形象而限制个体工商户自谋职业的机会和空间。
来源：国研网
时间：2013-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