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说明，人类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出路绝不是不发展工业。工业化的本质是使更多的地球(甚至太空)物质成为资源，而且创造更多可以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环境(将来还可以有天空环境)，因此，人类必须通过发展更发达的工业来解决环境问题。尤其是中国，我们并没有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工业的规模扩张和世界份额提高的过程并未终结；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生产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将明显提高；中国的工业基础必须进一步增强。总之，中国所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问题，包括环境问题，离开了发达的工业都不可能解决。
因此，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科学发展道路，认识到发展，即坚定地走工业化的道路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务。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尽管工业化社会的财富观念和效率意识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源泉，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是市场经济伟大创造力的体现，但是，现代财富文明和工业文明决不应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敛财意识和行为的统治。在基于现代财富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制度下，追求财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负责精神，而且，也应该和必须是一种社会责任行为。它意味着财富形成过程中的个体(个人和企业)行为也要具有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意识；它要求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过程不仅对个体是可以持久和代际相继的，而且应该和必须对社会、世界和人类也是可持续的和有价值的。
工业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过程。因此，实现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观念转变，并实现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是工业化逻辑的必然延伸。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不是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是必须赋予物质文明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以更强的人文价值。即发展的价值不能仅仅用生产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财富来判断，而必须用是否有利于或促进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来衡量；生产过程的竞争方式不能建立在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损害之上，而必须将“社会责任”原则作为与工业社会的效率至上机理并行不悖的准则。因此，发展的价值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而且是创造和追求物质财富过程的文明有序，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总之，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的价值是物质富裕条件下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是经济强盛条件下社会的文明、正义与和谐，是人类在利用自然中同自然友好相处从而能够世世代代获得大自然的持续恩惠。中国工业化60年的伟大成就，使亿万中国人开始能够越来越多地享受工业文明的福利；但中国13亿人口中还有更大一部分人仍在期待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盼望着也能够真正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福利。因此，工业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最大的民生事业，而且也是具有巨大的人本价值、社会价值和全人类价值的伟大历史进步。
三、如何正确认识产业升级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发展应以人为本，必须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那么，什么是人的需要，一般认为是“衣、食、住、行”等消费需要。其实，从经济机理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进一步显示了，人的需要不仅具有自然性(物质性)，更重要的是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从经济性和社会性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一需要是就业，而能否就业，又取决于就业能力，以及从事生产的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如果缺乏就业能力，或者从事生产的企业没有竞争力，就难以实现就业。所以，工业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为劳动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过程，具体说就是使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移的过程。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数亿农业劳动者必须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也因为中国劳动人口众多，在生产竞争中可以形成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所以，无论从就业需要还是发挥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问题是，在200到300年的世界工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方主导的工业化技术路线上，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更高。所以，如果沿着这样的技术路线，那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意味着低附加值、低效益、低技术含量。所以，人们总是追求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并称之为“产业升级”，而且，以此为依据，将各类产业分为“夕阳产业”、“朝阳产业”等。
工业化就是用更高级的生产工具来装备劳动者，因此，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和装备越来越强大，也就表现为工业越发达，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就会更高，这确实是一个必然的客观规律。但这只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须通过相当长的产业发展过程才能表现出来。而各个不同国家，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会有各自的特点，特别是受资源禀赋的影响很大，所以，产业变迁的具体路径会有很大差别。如上所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必须发挥劳动资源优势，从另一角度说，就是产业选择必须符合劳动者的就业需要。因此，产业升级绝不是简单的技术变化过程，而是一个人的技能和素质变迁过程，产业升级过程也必须以人为本。所以，中国现阶段并没有“夕阳产业”，必须实行全方位的产业发展战略。也就是说，尽管资本密集型产业是需要更大发展的产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而随着技术进步，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特点之一。实际上，中国发展高技术产业也往往是从高技术产业链上的劳动密集环节进入的。
这次金融危机更告诉我们，产业升级不仅要有目标，更要有可行的路径和适当的政策安排。要充分认识产业升级的渐进性和阶段性。而且，产业升级的含义不仅仅是产业间的替代过程，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产业内升级，即同一产业的技术提升、工艺革新、产品创新。特别是，对于中国工业发展来说，最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解决难度最大的问题是形成“精致生产”和“精致企业”。
关于产业升级或产业调整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重要问题，即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地位和发展。如本文前节所述，我们不可能以不发展工业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也不可能以不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其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就有一些人提出过，由于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限制，人类只有以“零增长”的方式才能应对即将来临的“增长的极限”。也有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用根本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重化工业技术路线的所谓“中间技术”，来克服大量耗费自然资源特别是消耗石油等化石能源所产生的矛盾和导致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以上两种主张都没有得到实现。因为，现代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工业化的道路具有必然性，而工业化的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资源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较快增长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才能继续推进下去，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发展瓶颈现象。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工业化就会进入一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即不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不行，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又会受到资源约束，而且严重破坏环境，从而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呢?其实，资源密集型产业与浪费资源并不是一回事。“资源密集型”是指这类产业的性质是大规模地实现地球物质的形态转化，例如，将矿石转化为金属或者非金属材料，再将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加工为工业或者建筑业产品。而这类产业是否“浪费”，或者不合理地“高消耗”了资源，则取决于工业技术水平。如果工业技术水平低下，资源密集型产业就会是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而如果工业技术水平高，资源密集型产业完全可以成为低消耗和低污染产业。例如，在低技术水平下，钢铁是高耗水产业；但是在高技术条件下，钢铁也可以成为节水产业。
其实，从经济机制上看，资源密集型产业同节约资源不仅可以不相互矛盾，而且具有相互依赖关系，即只有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才能形成节约资源(包括节能)的激励机制。20世纪70年代，就发生过两次“石油危机”，全世界都知道未来石油资源将会枯竭。但是，迄今已经30多年，石油替代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没有理由说在科学技术上人类没有能力解决节能和能源替代问题，没有理由说这一问题的解决在科学技术上比上火星还困难。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真正形成有效的创新机制，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创新动力不足，创新风险过大，不足以激励足够的商业性资金进入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投资领域(特别是当石油价格波动频繁的条件下，不能支撑长期投资信心)。这说明，只有当资源密集型产业仍然有发展必要，同时资源供应趋向更为稀缺的条件下，节能和能源替代技术的重大进步才有经济激励的基础。可见，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同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进步具有内在的互补性，而不是简单的相互替代性。
我们看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动向与大力主张发展新能源和“绿色制造”、“低碳经济”等的政策意向是并行不悖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辩证的思维和科学的认识。在当代中国，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与形成节能减耗技术、能源替代技术进步的有效体制机制具有密切相关性，甚至可以说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四、根本出路是深化体制改革和优化政策环境
世界和中国摆脱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大体将经历四个阶段：第一，政府实施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稳定宏观经济供求，遏止经济下滑。第二，企业在经受危机冲击后，完成调整过程，适应变化的环境，恢复竞争力，逐步实现市场渗透和经营恢复。第三，部分产业出现增长回升，并趋稳定，相关经济部门(房地产、股市等)恢复常态，特别是，产业结构中的新增长点或强劲增长势头出现。第四，国际市场景气回升，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渡过了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发达国家大多还处于第一阶段。
在不同的危机阶段，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不同的。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即非常时期所采取的措施同长期性政策，即常规条件下的政策原则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例如，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各国都采取了一些不得不使用的政府干预方式，甚至包括“国有化”措施和救助竞争失败者的政策。其长期影响可能会使得在国际竞争中，国家意志的介入与作用，特别是国家间政府协调与合作的作用将显著增强。但是，我们不能误以为，从此，国家干预将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种常态。其实，经历危机之后，全球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竞争规则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会逆转。从长期看，各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化程度，特别是制度弹性和应变性，仍然是决定产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率先摆脱危机，并且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一定是市场机制更完善、体制机制更具弹性、竞争更加充分的国家。而依靠国家保护、政府参与来维护竞争力的做法如果长期化，形成依赖性，最终是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力来源于有效和公平的竞争，这一基本规律不会改变。
当然，经历这次金融危机，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将会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这将对国际产业及贸易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传统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发达国家则会倾向于在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中加入各种非传统因素(例如，更多的“社会责任”、“国际责任”，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更高的“产品安全标准”等)。但是，无论如何，使企业在竞争中增强竞争力，以更具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参与全球竞争，仍然将是全球竞争格局的主要特征。
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必须注意短期应对政策与长期体制机制优化相协调。从根本上说，应对危机将成为一次世界性的“模式竞争”和制度优选过程。过去和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都是国家间的体制机制竞争，更具竞争性和弹性的体制机制最终会表现出比缺乏竞争性和弹性的体制机制更具有生命力。所以，当应对危机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时，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具有长期影响的体制改革和政策环境优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建立和维护更开放和更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要使各类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要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更有助于企业自主的适应性调整。总之，就是要让我们的经济机体更具弹性，防止其僵化而损害企业群体的国际竞争力。
来源：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