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经济欠发达省份，还是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都在为重启投资“摩拳擦掌”。就在贵州“3万亿元”旅游投资规划引发争议的同时，广州日前也抛出千亿元的投资计划。而据了解，仅在6、7两个月，地方政府推出的重大投资项目金额就接近4万亿元，地方政府掀起的这场投资浪潮不仅令投资这驾马车再次加速，也引来民众对“地方版4万亿元刺激计划来了”的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苑德军就表示，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不应简单做出肯定或否定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课题组吕风勇博士则表示，在投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有所控制。
吕风勇认为，“中央为下半年经济发展定调为‘稳增长’，而面对今年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很多地方都面临压力。”其实一直以来在政绩鼓励以及财政利益的刺激下，地方政府都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强烈冲动；同时在出口和消费难以短时提振的现实下，投资自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另外，考虑到投资具有直接且强劲的经济增长效应，地方政府势必在投资规模上展开激烈的竞争，自然会酿成地方版4万亿元的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它也给我国的经济结构带来负面影响，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经济重心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等。因此，苑德军提出，要辩证看待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如果投资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有利于产业升级优化，那么就应该获得肯定。他也提出，不要完全否定地方政府投资，而是要看投资到什么地方。
从这次地方政府的投资趋势来看，有继续以往投资方式和投资领域的倾向。例如贵州3万亿元投资旅游，广州2000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回想一下在2008年国家4万亿元刺激计划带动下，地方政府不乏在投资时出现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情况。一味追求大项目、大投资，客观上造成公共投资过度及效率低，而超越了符合客观情况的最优规模也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吕风勇表示，从目前来看，重化工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比较热衷投资的，重化工项目已经出现过剩趋势，继续投资有可能带来更严重后果。我们应看到，地方政府往往在投资效果上急功近利，快速发展的愿望使地方政府把能在短期见效的领域作为投资对象，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层出不穷。
有专家也提出，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必然挤占社会投资的空间，社会投资也会相应被取代，民间资本的出路将面临再次压缩的局面。对于这一问题，吕风勇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建议，虽然地方政府掀起投资热，但如果能够引导和利用民间资本，不仅是一个疏导民间资本的好办法，也可缓解地方政府因投资带来的债务压力过大问题。不过他也提到，引导民间资本加入政府投资计划，需要地方政府打破观念，出台切实举措。
提到政府债务问题，苑德军认为，超过本身偿还能力的投资会带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从目前情况来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已经相当大，这将加大金融风险，影响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其实早在2008年国务院启动4万亿元刺激计划时，地方政府便通过政府负债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举筹措资金。彼时，4万亿元已令部分地方政府财力大幅消耗，如再次推出刺激计划，将令地方政府透支，同时考虑到地方融资平台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机构的贷款，其中部分贷款也将在今年迎来高峰还款期，投资与还款的双重压力，将把地方政府推向险境。早在2010年，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就认为，到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突破警戒线，意味着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十分脆弱。
目前政府已经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央行也表示，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密切监测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关注需求变化，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融资平台将一定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资金，从目前情况来看，在重点领域银行业将加大管控的力度，同时信贷投放也将紧随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和结构转型的步伐。
吕风勇表示，目前的经济增速尚在我们确定的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之上，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不是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以刺激经济回升所能解决的。因此，我们主张当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在于，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科学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在稳增长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稳增长。
来源：杨洋，《金融时报》2012年8月10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