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十二五”进入了承上启下的第二年，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任重道远。而且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形势看，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并对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即“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究竟该如何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走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着力点上的转变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当前通胀已成强弩之末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去年，CPI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也引起了对通胀的广泛忧虑。您认为，2012年的发展将会怎么样呢？
杨志勇：个人认为，我国CPI经过较长时间的高位盘整，已基本消化掉货币扩张所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从统计数据上看，2011年10月份，CPI就进入“5”时代；11月份，CPI更是进入了“4”时代，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12月的CPI为同比上涨4.1%，创下15个月来的新低。由此可见，我国宏观政策的调控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果，CPI下降已是大势所趋。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CPI在“6”的时候，物价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都不如增长和相关的就业问题。遥想上个世纪90年代，面对20%以上的物价涨幅，我国最终还是实现了“软着陆”。可以说，现在，通货膨胀已成强弩之末。但是，实体经济所流露出来的寒意，不得不让我们对名为稳健实则紧缩的货币政策进行反思。这也是许多人担忧中国经济会陷入“滞胀”的主要原因。而个人认为，只要货币政策改变紧缩做法，那么“滞胀”的担忧也没有必要。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财税体制改革是2011年的一个热点话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志勇：去年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提高，以及个税免征额提高、对小微企业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等。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在2012年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对此，个人认为，结构性减税意味着“有增有减”，但主要目标是减税。当然，税收体系的综合改革将是一项长期工程，但是减税可以先从难度不大的方面着手，改善税收体系。其他可以减税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购车时缴纳的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城建税等。减税的目标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当前，民间资本和实体经济如何实现对接？
杨志勇：只有将一个又一个的现实场景对接起来，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把握中国经济现实。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良好与股市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稍加关注一下，就会发现股市也不是一冷到底。A股大盘蓝筹的低估值与创业板的高估值是并存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原来，钱还在，只是错了位。前些年只有投资房产才能暴富，导致楼市高价汲取了大量资金。各种企业不务正业，抛弃实业，涉足房地产，涉足金融业，涉足所谓现代服务业。这明显地导致经济结构呈现出另一种的不合理。离开实业的资金，一旦投资失败，最终必然影响实业的发展。
欧洲经济不仅仅是欧洲的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会有哪些变化？
杨志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是不可能置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发展于不顾的。当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到底能在欧债危机的解决中发挥多大作用？扩容仅仅依靠杠杆化就够吗？关于欧债危机，迄今仍有诸多的争论。危机只是希腊、意大利等少数国家的债务危机，还是欧元区整体危机？如果只承认前者而否认后者，那么所主张的解决方案就会是非常简单的。
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人支持这种看法，这也就造成了欧元区内部一些有能力处理危机的国家救助工作进展缓慢，导致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严重不确定性。也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反作用力的作用下，欧元区国家才达成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扩容的一致意见。但是，扩容是否有效？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千呼万唤中，欧元区财政新规形成。但是，欧元区财政纪律原先不是没有，而是未能得到强有力的执行。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办法保证新的财政纪律得到执行呢？在走向财政联盟之前，谁也无法保证。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如何看待欧债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启示？
杨志勇：欧洲的经济不仅仅是欧洲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扩容到一万亿欧元，有诸多问题需要回答。规模够了吗？如果基金规模不够，那么救助也将失败。扩容是杠杆化的扩容，问题也随之而来。发行的债券有人买吗？如果债券发行不畅，那么杠杆化无法实现，扩容不成功，也就无所谓讨论扩容的有效性问题了。欧洲人到中国来推销金融债券，更是直接地将欧债危机问题和中国现实联系起来。在全球经济和金融版图重新划分之际，中国自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可是，海外投资的前车之鉴，决定了此时此刻的中国政府，必然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即使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把钱弄来了，是否能够顺利地施救，还真是前途未卜。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教训总结，见仁见智，侧重点也肯定不同。金融危机在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上是好的，可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有许多。
发展服务业不能“拔苗助长”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近年来，发展服务业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那么，您认为如何发展国内的服务产业？
杨志勇：对这个话题，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即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服务业所占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服务业的发展应该与一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基本适应。即使是所有发达国家服务业所占比重高，这样的产业结构也不见得就是我们亟待去效仿的。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在服务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发生的。金融危机一来，金融业首当其冲，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同时，实业有许多都已经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了。也就是说，一些人心目中的服务业发展偶像国――美国经济结构本身也存在调整的余地。
时下，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反映了现实。拔苗助长式地发展现代服务业，会带来其他问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了一些制度因素的影响。但即使增值税全面扩围，服务业就能顺利地发展起来吗？物流业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对物流需求的支撑，金融业如果没有服务对象的成长，即使税收全免，那么它们也不见得就能够发展起来。与其盲目地发展服务业，不如全心全意地把实业做实。也正因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宏观政策方面转变的亮点。
经济政策可以对实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值得高度关注。而如何支持则颇费思量。既然是新兴产业，那么未来真正发展起来的不见得就是在位企业。而且，从政策支持的公平性来看，也不适合将在位企业直接作为鼓励的对象。因此，要激励的是创新机制。乔布斯留给世人最后一份礼物――《斯蒂夫·乔布斯传》，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乔布斯传奇的一生，更应该关注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让乔布斯能够游刃有余，让苹果产品大放异彩？
致力于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经济政策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还需要发挥哪些作用？
杨志勇：经济政策还应该注意培育国内消费需求，把一些流失在国外的需求引回到国内。另外，经济政策还应致力于合理的分配机制的形成，这样才不至于打击人民创造财富的热情，才有助于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的成长。
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特别关心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成长环境。由行业属性所决定，有些中小企业可能成长为大企业，但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未来还只会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一个经济体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而且在充分就业政策目标的实现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小企业在融资上，在公平竞争秩序上，都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相关制度的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应注意未来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以促进产业间的均衡。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哪里的利润高，就流向哪里。经济政策在此应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应致力于投资通道的建设，毕竟各个行业都是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全民投资房地产肯定不是常态。【出版日期： 2012-02-02 】【期号： 2214 】【版面： B05 】【作者： 潘晓娟 】
《中国经济导报》，2012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