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唱空中国的主要论调：增速下滑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换挡，近来引起关于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一些猜测。2016年年初穆迪下调中国评级，确认中国政府债券的AA3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将中国38家国有企业以及25家金融机构的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2016年5月穆迪又发表报告预期，中国GDP将跌至6.3%左右，认为中国经济放缓较预期更加明显，是目前全球经济最大风险之一。之后，欧洲会议否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明晟公司未将A股纳入MSCI指数，都表现出对中国经济的不信任。
近来的唱空中国主要基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往往出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发布前后，尤其针对工业增速下滑、民间投资下滑、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增长放缓现象，以及去产能、去杠杆等改革不及预期问题。同时，在A股大幅动荡和政府救市、人民币趋势性贬值、资本外流等金融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唱空论调。
二、“中国崩溃论”的批判性认识
针对西方社会唱空中国的论调，我们需要批判性认识，总体上要坚决抵制，也要发掘其中的合理成分，提高自身经济发展。
事实上，“中国崩溃论”屡屡被证伪。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着“中国崩溃论”的说法， 2001年的《中国即将崩溃》预测，到2011年中国将会崩溃。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曾预测，到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急速下降为3%以下。现在已进入2016年，我国增速一直在6.5%以上，且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很快崩溃。所以这种“中国崩溃论”本身显然已经“崩溃”。具体而言，当前唱空中国的论调在以下方面存有偏颇。
第一，从总量上看，中国依然是全球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接近11万亿美元，按6.5%的增长计算，每年相当于新增一个土耳其的全国经济总量。当前国际大背景下，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仍达25%，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稳定器”，同期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因此，相关“崩溃论”仅从增长速度的数值变化来判断中国经济态势，是不充分、不中肯的。
第二，从结构上看，服务业相比工业、消费相比投资、内需相比外需更加成为中国经济拉动力。国外一些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描述是很情绪化的，只是片面选择一些负面指标进行夸大报道和解读。所以，相关“崩溃论”在数据指标的选取上以偏概全的做法显然不合理。
第三，从经济规律看，高增长都会回落。理论上基于条件收敛和全球经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回落。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过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必将遭遇资源约束，相关“崩溃论”只是因为中国经济回归均衡增速而唱空中国，没有经济常识的。
第四，从数据处理看，负面信息被重复使用。西方机构在对中国经济进行解读时，频繁使用原来的信息作为新增信息，或者使用已预测的信息作为新增信息，违反了理性预期假说。例如，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调整对工业的影响是可预期的，不应该作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增量信息。工业增加值下降、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等数据，“印证”前期已经做出的分析和判断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把“已知”的信息变为“增量”信息，甚至重复使用，认为形势在进一步“恶化”，就是错误的推理了。此外，一些国外分析还将“出口负增长”变成新的“增量”信息，使其成为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依据，又成为经济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的理由。
当然，对于“崩溃论”提出的一些风险和问题，也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对政府干预市场、为了稳增长而牺牲增长质量、为了增加信贷而带来银行债务风险等的一系列担忧，都是确实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例如，自从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一直在下降。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从2012年的超25%的高增长，到了2015年底下降至10.1%左右。进入2016年后，仅仅1-5月份民间投资增速就快速下降至3.9%。简言之，我们既要否定“中国崩溃论”，又要对其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自查自省、防患于未然。
三、积极应对“中国崩溃论”对策建议
第一，不受唱空影响，坚定不移搞改革。应不受此干扰，妥善处理好增长与改革的关系，把共识建立在改革上，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并依靠改革谋发展。改革要保持定力，努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协调好宏观调控政策与改革的关系，在短期的调控政策中贯彻落实长期的改革意志。需要指出的是，反腐达到了正本清源的效果，立竿见影，较快赢得了民心，为改革赢得了主动，但是中间层出现了“为官不为”现象，目前改革慢于预期。因此，需要在中央地方关系、官员晋升等方面尽快出台改革方案，形成改革者上不改者下的导向。
第二，总结反思问题，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降成本和补短板培育新动能是更应关注的积极力量，值得更多的重视。应在降低油价、征税、信贷成本、社保费率、高速路收费，以及简政放权、市场准入等方式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发展清除障碍。可以加快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用更大胆和更有魄力的改革手段，引入民间资本，并让民间资本获取经营权或实质表决权，既可以推进国企改革，又可以拉动民间资本回升和稳定经济增长。
第三，加强预期管理，防止恐慌情绪。必须对一些西方机构的分析逻辑进行根本纠正，一个重要的手段是预期管理。尤其是央行，要加强预期管理，减少预期的粘性，增加预期的理性，严防预期突变，从而维护经济的稳定性。中国经济最大问题不是增速的下滑，因为增速下滑不影响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是增速下滑的预期管理，如何有效的让公众接受减速的事实又不形成恐慌情绪甚至失控的恶性下滑，需要高度重视和技术性处理。
第四，道路自信，增长足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2020年翻番的目标，“十三五”时期我们只需达到年均6.5%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个别年份甚至可以低于6.5%。研究表明，即使4%的增长率，也足以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五，提高理论自信，推进中国智库积极对外交流。面对西方机构唱空中国，中国智库要主动发声，有理有据有节的进行辩论，基于事实和数据做出反驳。同时，中国智库与西方智库的交流可以在学术角度更加平等的交流，更好的发声，让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事实更好的传达西方世界，也容易让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论被广泛接受。
第六，提高制度自信，通过国际组织和领导人出访确立制度话语权。除了被动接受西方“主流”观点外，我们要制度自信，确立国际话语权。需要由韬光养晦变成主动作为，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改变者，以“责任”和“权力”对等的原则，主动二次开放，强化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可行的做法，一是主动改造多边贸易制度，比如加快双边的自贸区谈判和多边的RCEP谈判。二是主动改造多边金融机构，比如加快IMF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以及加快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投融资平台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