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低生育水平持续，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为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普遍二孩”政策。“普遍二孩”政策的有效推行，需要结合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化解生育行为主体面临的潜在矛盾。
社会生育观念转变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受传统观念、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的制约，通常具有较高的生育率，与物质供应短缺相伴，构成了“马尔萨斯之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就业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尚未改善等情况下，为防止人口数量盲目扩大，国家逐步形成严苛的“一胎化”（或“一孩半”）计划生育政策。伴随政策严格执行和生育观念强制转变的阵痛，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的现象逐步得到社会普遍认同。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特别是妇女地位提升，生育水平通常具有自然的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各行各业不乏妇女出色贡献，使得生育水平下降，晚生晚育、优生优育意识形成。加之旨在限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好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处于同一时代，生育率下降趋势加快。
“想生而不敢生”根源的变化
在传统生育观念尚未转变、经济发展落后的时代，寻常百姓家的生育动因一方面来自“多子多福”的观念，另一方面，养老保障体系缺位，“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强化着生育意愿，加之医疗和卫生条件不发达，婴幼儿死亡率和未成年人夭折率居高不下，也使得家庭具有多生养的倾向。过去的“一胎化”政策，强制阻止了家庭“想生”的意愿。配套严密的监督机制，使得违背规则的成本极高，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对第二孩普遍持“不敢生”的态度。
当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生育观念转变，“想生”的意识来源发生了变化，它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孩子的喜爱之情。“普遍二孩”政策时代来临，家庭养育两个子女不再受政策制约。然而，生育行为主体为满足“喜爱”偏好，却需要“自愿”支付高昂的成本，另一种意义上“不敢生”的担忧便横亘在家庭决策的面前。这种“不敢生”的担忧来自生育决策主体对多种因素的权衡。
第一是孕产妇的保健和照料问题。越来越多的准父母从准备怀孕就开始关心未来孩子的健康，然而，目前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供给方面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大城市妇幼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紧张，例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公立医疗保健机构往往人满为患，孕妇需要对常规性检查付出较长的等待时间，甚至在生产期还可能面临一床难求的风险；另一方面，一些小县城或乡镇妇幼保健机构却门可罗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口及医疗、卫生资源向大城市流动和集中。除此之外，目前我国还缺乏对孕产妇心理方面的疏导和咨询服务。
第二是婴幼儿照料问题。目前，育龄夫妇构成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孩子出生后，尽管他们可能享受三四个月的产假，但这对于婴幼儿的整个照料期来说，无疑过短。孩子的祖父母、保姆、托儿所可能构成潜在照料者，然而，不少家庭却面临着孩子祖父母年龄偏大、身体不适等不便照料的情况，保姆市场的强劲态势带来的高价格使得不少家庭望而却步，而托儿机构一般对幼儿具有最低年龄规定。而如果由婴幼儿父母自己照料，其更要直面很多问题，包括所需付出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等。
第三是子女教育问题。尽管义务教育已得到普及，但家庭仍需为子女支付不小的教育成本。当今社会的子女养育，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吃得饱、穿得暖”的方式，优育观念普遍形成，几乎所有父母都努力让孩子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从计划上幼儿园开始，一场高耗能的竞赛便在家长们之间展开：要争取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培训班、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对于城市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员而言，他们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第四是其他方面的顾虑。除了日常生活和教育等较为确定的支出，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关注，父母通常不得不在子女孩子成长和其它重要事务中做出两难取舍，这也涉及到不小的精神成本、经济成本。于是，生育行为主体对“养不起”、“难养好”一类的顾虑成了最主要的决策障碍。
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关注
重新让“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生育观念赢得社会认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减轻生育行为主体的决策困惑。
首先，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用人单位改革岗位，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创造能够“带回家”的岗位。相关研究表明，对于无需“坐班”就能完成的工作，允许员工自由选择工作场所有利于提升生产率。如果借鉴这类经验，不仅能节省一部分员工的通勤时间，还有利于员工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统筹安排。对于生育行为主体，出于对时间管理的预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子女照料问题的忧虑。
第二，统筹安排社会妇幼保健资源，让育龄妇女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降低等待时间。延伸妇幼保健服务的业务链，为妇女提供从生理到心理的全面关爱，为家庭提供从生育计划到幼儿养育的全程咨询。
第三，培育和完善婴幼儿照料市场。一方面，继续规范家政服务市场，重视竞争机制，加强对婴幼儿照料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在增加供给的同时，提高质量和信誉。另一方面，提高托儿所、幼儿园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改善供给结构。为减轻家庭的支付负担，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事业单位进行税收减免或补贴的方式，鼓励用人单位将婴幼儿抚养费纳入员工福利计划。
第四，统筹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在提高整体质量的同时，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均等化。义务教育阶段的校际质量差距，诱导了家长们从“学区房”开始就进行的一连串高压择校竞争，而这些竞争实则并不创造实际财富。如果改善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置格局，逐步缓解择校偏好，让父母为孩子就学问题而紧绷的神经得到休憩，真正做到让儿童学有所乐，可能更容易让父母们从养育子女中收获更多的乐趣，从而增强他们对生育的信心。
第五，加快户籍等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改革，破解城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转移人口对子女就学等问题的忧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具体的生育行为人而言，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合理决策是否养育、何时养育、以及如何养育等一系列问题，避免以牺牲养育质量的方式片面追求子女数量的增加。须知“普遍二孩”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倡导生育行为主体有计划的生育第二孩，而非盲目生育，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起到引导和咨询的作用。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普遍二孩”政策是对老龄化社会的积极应对，是缓解未来劳动力供给压力的人口方案。但展望全球技术变迁格局，二三十年之后，随着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式微于增长贡献，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远远超越简单的“人手”概念，而是需要能够适应现代化生产和管理的人力资本，因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在青少年教育方面实现社会与家庭联动，提高人口素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日期：2015/11/17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