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市场价格。私人成本常常与社会成本偏离。这样，好东西往往生产太少，坏东西生产太多。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所指的路，要设法让社会成本等于私人成本。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部分，可通过征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开征环境税的思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当然，如果是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那么对应做法就是提供政府补贴。
环境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税包括所有有助于环境保护的税种。资源税、消费税等就有类似功能。狭义的环境税是指独立开征的环境税。它是直接针对环境污染课征的，对污染物的排放行为和排放数量征收的。
要开征独立的环境税，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对哪些污染物的排放课税要进行选择，对排放数量需要进行有效测定。环保部门已经开始对一些污染排放行为征收排污费。这是独立环境税开征的基础技术条件。
当前开征独立的环境税可以理解为环保费改为环境税。从规范的力度来看，环境税的强制性远高于环保收费。环境税的出台显然对环境保护有利。但问题也将由此而生。无论是环保费，还是环境税，都构成了纳税人负担。在同样的收费（征税）标准下，环境税所带来的实际负担就可能超过环境税。对于纳税人来说，有意义的不是名义负担，而是实际负担。
经常有人强调环境税开征的技术条件成熟。技术条件成熟不等于开征时机成熟。一种新税的出台，必须兼顾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环境税势必增加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是一种增税措施。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困难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的现实面前，任何加税措施都不值得欢呼。
环境税如果不能有效转嫁，那么这可能导致纳税人所在行业承受不了税负。如果相关税负可有效转嫁，那么下游企业能否承担也将是一个问题。与其在经济增长不确定的背景中增加不确定性，还不如暂缓环境税的开征。
环境税的开征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不管是环境税，或者其他税的开征，都必然加重宏观税负。环境税开征之后，最终完全可能向消费者转嫁，从而带动物价上涨。社会是否有接受能力，也不能掉以轻心。
环境税开征与否还需要将之置于环境保护公共政策体系中进行选择。环境税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环境保护，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这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也需要理论的探讨。环境保护不仅仅需要环境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同样有助于环境保护。
环境税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环境税只是环境保护公共政策体系中一种工具。在许多领域，环境保护需要借助于规制政策，而不是通过支付污染代价的环境税。人类社会很难排斥环境污染。在污染总量既定的前提下，某些有损环境的行为本来就应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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