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国内某学者写了本论述政治经济的书，意料之中地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吊诡的是，这正反两方面的评价都围绕着同一个人物展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反方批评这本书是“卖凯恩斯主义的狗肉”，而正方则斩钉截铁地说中国要想发展得更好，就要“理所当然地扛起凯恩斯主义的大旗”。也就是说，正反两方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这本书属于凯恩斯主义，然后两方在同一个前提下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凯恩斯主义是好的，或者，凯恩斯主义是坏的。
几乎所有批驳凯恩斯主义的人，都会站在哈耶克一边。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所有站在哈耶克一边的，都是反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哈、凯两位生来就不共戴天。但美国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告诉我们，事实不完全是这样。就像加缪和萨特这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老冤家一样，凯恩斯和哈耶克也曾有过惺惺相惜的时候。所以，就像何帆为韦普肖特这本书写的序所言：“大部分关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都与凯恩斯和哈耶克无关。”
韦著的引子，倒是与“不共戴天”这个成语的字面意思有点相映成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耶克一起，或是独自一人，整夜站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小教堂的屋顶上。他们的任务是凝视天空，提防德国轰炸机飞到英格兰风景如画的小城市上空倾泻燃烧弹……此情此景，跟两位素来反抗纳粹威胁的经济学家分外相衬。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暴政的到来和希特勒的崛起。”
在这里，作者巧妙地用一个场景揭示出凯恩斯和哈耶克曾并肩作战对抗共同的敌人。事实上，两个人终其一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经济衰退，而让他们产生争执的，正是经济衰退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辩论始于一个小小的借书请求。”这个请求是1927年哈耶克向凯恩斯发起的，所借的书时《数理心理学原理》。凯恩斯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了一行回复：“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理心理学原理》。”这张小小的明信片，被哈耶克“当成私人纪念品和事业奖杯般保存了整整65年。”为什么说这次借书开启了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辩论呢？因为这本由埃奇沃思所写的令人费解的书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凯、哈二人一直关注的“均衡”。由此，韦普肖特得出结论：“有关政府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世界经济之命运这一激烈辩论，发起第一轮试探的是哈耶克。”
事实上，凯恩斯和哈耶克各持什么样的观点，又为什么针锋相对，很多人——包括那些自称奥地利学派或凯恩斯主义的人都未必完全清楚。在这两位最初交手时，很多同时代的高手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他们究竟在吵什么。而韦普肖特以其记者的特长追本溯源，在这本书中清晰而又生动地展示出了两人从试探、到交战、到凯恩斯用替补队员去对付哈耶克而自身战略撤退去写书、再到哈耶克休兵的过程，直到各自对后世的影响，都梳理得清清楚楚。或许可以说，这是这本书最突出的贡献。此外，韦普肖特还解除了很多人的一般性误解，比如：哈耶克从来没为私营部门工作过。还有，哈耶克曾短暂支持过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却从来不曾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者，“从没跟社会主义（哪怕是社会主义的英国改良版——费边主义）眉来眼去过。”
凯恩斯是乐观主义者，“渴望帮助推动世界走向更具仁慈的未来”；而哈耶克却是悲观主义者，就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我所做的事，往往是指出别人选择的前进道路上有什么障碍，而不是为打开发展之路提供思想。”所以，哈氏所谓放任自由市场的方案等于没有方案。这就像医生对待一个人的态度，如果这人是健康的，那么哈氏的放任当然比凯氏的管制更受欢迎；而当这人身体出了毛病，哈氏的“自愈”方案就不太会被人接受，人们还是倾向去找个能拿出治疗方案的医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遭遇经济危机时，凯恩斯主义就会成为人们的首选，而当经济步入正轨，人们又期望哈耶克的原因。不过，几乎所有的政客都是不同程度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原因很简单，政治家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行。正如“在埋葬凯恩斯上出力最多的芝加哥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宣称：‘我猜，枪林弹雨之下，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而最为吊诡的是，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却是个跟政治不太沾边的彻头彻尾的学者；而主张自由市场的哈耶克——不论他本人是不是，至少他的追随者之所以追随他却大多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是因为他那本《通往奴役之路》。因为政治上钦佩哈耶克，于是反过来在经济上埋葬凯恩斯。其实，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有一块很大灰色地带，甚至可以说在两人之间有很大交集。作为个人，我们崇尚自由，这没错；但要求政府完全摆脱对经济的控制却并不现实，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做到。哈耶克的终极理想是以公司取代政府，那么公司是不是比政府更好？公司控制下的经济是不是就排除了通往奴役的道路呢？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作者：庞玉志
来源：《上海证券报》 ；时间：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