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当前世界经济缺乏增长新动能，整体上仍然处于最低迷的时期，国家之间增长态势分化，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适应并引领新常态的必然选择。英美国家“供给管理”改革曾为其国内经济赢得曙光，但却未能解决深层问题，从而使得不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当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性产能过剩、技术进步受挫、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系统高杠杆、实体产业空心化等方面，部分发达国家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朗、金融创新过度、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发展中国家抗外部冲击能力不强、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严峻等矛盾，阻碍了各主要经济体完善宏观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仍然严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教科书，唯有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关键词：供给管理 结构性改革 增长阻力 国际困境
一、引 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深层矛盾和冲击惯性持续存在，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月最近发布的数据，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3.1%左右，处于201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取向和增长走势持续分化，金融市场动荡不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明显，新兴经济体风险加大等一系列巨大障碍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国内经济正处于发展新常态，改革开放后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态势已成为历史，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人口红利消失。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格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当前，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已由需求侧转移到供给侧，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得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同世界深度互动，要实现宏观政策持续释放红利，离不开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把握。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认真总结其他国家在供给侧领域改革的历史经验或教训，系统梳理当前主要经济体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创新方面的现状和主要困局，从而弄清当前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挑战，为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提供参考。
二、西方国家供给管理的历史经验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与部分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实施的供给管理方案具有本质的不同，但由于二者都着眼于强调“供给”，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国家的供给管理进行简要回顾，总结个中经验和教训。
（一）供给管理的滥觞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局面。作为正统学派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失灵，引起了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各种反凯恩斯主义的学说接踵而至，新兴的供给学派随之兴盛[1]。“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供给管理政策作为当时需求管理的替代物而被提出，强调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和增加就业，从而实现均衡。供给学派的代表性经济学家拉弗指出，由于人们的行为受到其面临激励的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的激励来影响人的行为。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家和劳动者的行为，因此税收政策可以作为供给管理的基础性工具[2]。由此论断而演化出的“拉弗曲线”是西方供给学派的基础：税率与能够获得的税收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描绘为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税收总量并非随着税率提高而增加，当税率提高到某一门槛值后如果继续提高，则会阻碍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税源减少会导致税收总额的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克服经济波动必须实施激励投资、减少税收等促进有效供给的财政政策。
（二）供给管理在美英国家的实践
供给学派的宏观经济管理学说在发达国家的实践，典型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供给革命”以及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结构性改革”。
美国在克服了20世纪 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直到70年代之前都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但80年代初期里根就任总统时，美国经济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滞胀”局面。为了扭转僵局而使经济重新焕发活力，里根政府进行了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宏观调控政策改革。整体而言，里根政府实施的供给管理核心是放松市场管制，通过大规模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对企业的管制、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等手段来降低要素的供给成本，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其减税计划。得益于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方案，美国实现了自1982年开始的长达8年的经济增长。但是，里根政府的供给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应对“滞胀”的应急方案，它在收割增长的同时，却带来了严峻的财政赤字和国际贸易逆差。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20世纪80年代主政之初，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经济衰退局面，解决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迫在眉睫。撒切尔政府在供给管理和结构性改革方面与里根政府具有相似之处，主要措施在于减轻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改革税制和减税、控制货币发行、削减政府开支、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等。其中最具标志性的行动是，大规模地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期增进市场活力，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国有工业被削减了60%左右。通过结构性改革，英国经济在撒切尔夫人上台初期经历了两年下滑之后，自1981年开始呈现触底反弹的“V”字形之势。但是，撒切尔夫人的回春之术没能根治英国病，英国经济同样没能从欧债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
（三）美英国家供给管理的不足
美英国家在供给管理方面并非无所作为，但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宏观政策失误，又使得经济复苏一再陷入僵局，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自由化。贾康和苏京春[3]将供给学派的逻辑脉络梳理为“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增强刺激—利用减税—减少干预”，即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管理，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其条件减少政府干预。由此脉络可以看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通，强调小政府、大市场。然而，供给学派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登堂入室并没有避免学术界的批评，由其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指导形成的政策实践价值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蔡昉指出[4]，一些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和支配的国际援助项目，力图引导受援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市场、解除政府规制、推动私有化、实施财政紧缩以平衡预算、减少贸易壁垒等转型目标，但最终却造成严重的债务、国有资产流失、公共目标被私利所取代、贫困凸显等问题，甚至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三、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阻力
中国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典型国际背景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持续笼罩全球，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即便是对于发达国家，尽管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雄厚的人力资本、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市场等有利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而在金融危机8年之后仍然未能显示出经济复苏的强劲态势，其中的根本原因值得深刻反思。
（一）两种解说：长期停滞和世界经济新平庸
对于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哈佛大学萨默斯教授在2013年IMF年会上的演讲重提了“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概念。他基于美国经济指出，最近几年的宏观经济特征已经引起了人们关注重心的转变，已经从既定增长趋势下如何通过轻微调控来保持稳定转变为如何避免长期停滞[5]。萨默斯关于长期停滞的担忧主要来源于2008年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背离于其潜在增长率、就业比例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滑、债务水平居高不下等现象，即便是近年来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利率已经达到零值边界），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仍然远远不及2007年以前的水平，宏观政策很难同时实现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目标。对于较高增速的发展中经济体，普里切特、萨默斯和马少强[6]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到全球均值将是一种必然趋势。布兰查德指出[7]，从较为中期的视野来看，全球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后遗症仍然在很多国家显现，潜在增长率已经发生了下降。
在2014年的IMF年会中，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则使用了“新平庸”（New Mediocre）来描述当下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8]。基于IMF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趋势的预测，整体前景低于2014年上半年的预期，改善幅度较小。她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六年之后，全球经济仍然存在脆弱性，各国仍在应对包括债务负担和失业等困局在内的危机后遗症：金融危机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主要由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拉动，但未来增速可能会放缓；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等低收入地区尽管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一些国家的高债务也给未来提出了预警；而中东地区则僵持在经济转型和社会与政治冲突之中。长期低增长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一大乌云，特别是当人们预计增长潜力下降时，会减少投资和消费，进而继续抑制复苏，而那些面临严重失业问题和低通胀的发达经济体的此类问题更为突出。此外，发达经济体不同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的风险、金融部门过剩问题带来的风险、“影子银行”风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都是世界经济需要直面的难题。因此，全球经济正处于拐点时代，它可能持续保持“新平庸”的低增长状态，世界各国需要制定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加快增长，促进就业，形成“新势头”已克服“新平庸”。
无论是“长期停滞论”还是“新平庸论”，都描述了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事实，但其背后的特征现象大致相同。不少经济学家基于利率以及金融系统存在的风险来解释全球经济面临长期停滞的潜在根源，但Taylor并不完全认同实际利率过低而带来了长期停滞的看法，认为美国货币政策、管制政策、财政政策过于任性（discretionary）而使之陷入了停滞风险[9]。Petrakis, Kostis and Kafka指出技术创新缓慢以及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新的企业家才能，但职业经理人和新型企业家尚未完成变革，延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10]。 Salvatore进而认为有害的管制政策及其不确定性破环了劳动生产率和创新[11]，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经济陷入停滞的一大原因。张晓晶认为[12]，发达国家“长期停滞”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新常态，可以从技术进步、人口与劳动力市场、以及收入分配等三个方面来看待：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放缓，劳动力供给不足且劳动参与率下降，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了经济社会活力。在长期停滞的基本特征之下，全球经济还存在着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两难处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政策不同步、全球治理真空化等衍生问题。
（二）全球增长动能不足的主要原因
首先，产能过剩成为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具有强势增产势头的新产业尚未形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市场需求萎缩，导致原油、页岩油气、铁矿石、钢铁等多个行业领域出现了全球性产能过剩。单从钢铁行业看，许多国家都存在过剩问题，产能利用率普遍不高。2014年全球粗钢产能利用率是73.4%；根据OECD的数据，2015年全球钢铁产能超过23亿吨，而需求只有不到17亿吨，过剩产能超过了6亿吨。全球产能过剩是一个迫切问题，负面影响较为严重，需要各国积极应对，因此201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将化解国际产能过剩作为热点议题，但现在仍然没有寻找到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即便可以将吸纳过剩产能的任务交给具有生命力的新产业，但历史经验表明，哪怕是较轻微的产业变革也需要上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第二，全球技术进步受挫。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与经济波动具有相互交织的紧密联系，在研究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时，不能回避技术进步放缓这一重要议题。全要素生产率（TFP）通常被用来测度技术进步，作为全球技术领先的美国，1972年之后的TFP年均增长率遭受下滑，仅相当于1920~1972年间年均增长率（2.01）的1/3，而2004~2014年间TFP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到0.54，仅相当于1920~1972年间的1/4左右[13]；除此之外，OECD国家TFP增速表现出国别差异，但在整体上仍然为下降趋势，如2011~2014年的平均增速仅为0.3%，大致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1/5的水平 [14]。另一方面，近十年来世界专利授予量增长率出现放缓态势。根据OECD“三边专利家族”数据库所记录的历年由欧洲专利局（EPO）、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SPTO）和日本专利局（JPO）授予全球各国的专利数量，图1描绘了全球和OECD国家1985年以来各年被授予的专利数量，并计算了各年被授予专利数量相对于上一年的增长率，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创新进展缓慢。
图1 历年授予专利数量及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根据OECD“三边专利家族”数据库绘制。
第三，人口老龄化及全球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难题。除了创新不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遭到破坏之外，劳动力市场正经历新一轮的调整。发达国家失业问题持续不减的同时，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等因素却造成了劳动供给不足，而老龄化问题还会加重社会供养负担，从而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的动力。据联合国数据，20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到全球总人数的1/5。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则表明，过去20年里，欧盟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94年的36.2岁增加到2014年的42.2岁；2014年31.8%的欧盟家庭为单人家庭，而其中又有41.8%的家庭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日本65岁上年龄人口已经超过25%，建筑等劳动力密集行业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达到危机水平。整个东亚地区人口老龄化也呈现加速态势。尽管欠发达国家有望成为未来全球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主力军，但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在短期内难以有根本性突破。
第四，杠杆率居高不下。主要发达国家高杠杆主要来源于居民部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尽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部分国家开启了去杠杆周期，但实际上是将杠杆从居民部门和金融转移到了政府部门。例如，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17年美国债务规模将会达到20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将接近5000亿美元；而日本的政府负债已将近达到3倍于GDP的水平。随着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加息进程的推进，债务压力会进一步增大，反过来会影响经济，除非经济增速超过债务利息的增速，否则难以抵消过度负债带来的风险。而法国、意大利等一些欧洲国家居民部门杠杆率则仍在上升。
四、主要经济体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一）主要发达国家
1、宏观调控：财政政策乏力，金融创新过度
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宏观调控举措推陈出新，但由于不同国家所面临国内环境具有差异，在世界经济中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当，政策创新为宏观经济带来的成绩与困局同在，最突出的表现在财政政策追求有计划的周期性平衡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部分发达国家近年来更加强调有计划的财政平衡思路，即追求较长期内（如中期或长期）的财政平衡，而不过分顾虑当前其和短期内财政赤字的扩大。而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问题，又以缩减政府开支为主要策略，逐步实现平衡。这种思路通过对多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进行预判，或者通过多年期财政规划来提高年度预算编制的有效性，由于它采取了一种前瞻性的战略办法确立优先次序并配置资源，因而可能纠正年度预算的短视等缺陷[15]。这种周期性财政平衡理念，在不同的国家体现出操作上的差别化，例如：英国于2010年启动了新一轮中期预算改革，力求通过“财政纪律”、按项目重要性分层配置资源、设立目标并及时评估等路径，实现每5个年度达到预算收支平衡甚至盈余；美国则将中长期中期预算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联邦政府中长期预算涉及未来十年及以上的收入和支出预测、政策优先战略安排以及计划采取的一系列税收和支出政策调整。事实上，周期性财政平衡在整体上是一类宏观调控政策创新，但是，巨大的公共事务和社会性支出、债务负担沉重，很有可能使得周期性财政平衡计划流于美好愿望。
经济系统的高杠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发达国家可能存在金融创新过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都是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典型，但效果分化。美国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失业率下降，非农就业数据好转，经济复苏态势逐步稳定。这一政策在美国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时机的恰当性，每一轮宽松都是在前一轮实施的基础上逐渐改善经济状况，很少出现反复和倒退，同时注重了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另一方面，美国在世界范围具有金融霸权地位，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而对于欧元区来说，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行其道，却缺乏一个具备政府职能的机构来对欧元区内成员国进行资源整合，加之欧元区过于追求货币政策的短期目标，从而使得量化宽松的效果以及欧元陷入不确定之中。日本的利率水平6年前就已降到低点并陷入流动性陷阱，为了走出困境，“安倍经济学”推动采取了数量和质量并举的宽松货币政策改革，央行购买债务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却依然不佳，并出现流动性泛滥的迹象。
2、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困境
贫富差距扩大、贫困人口增加、就业人口减少是摆在美国经济面前的关键性难题。IMF统计数据表明，美国中低收入家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际收入增长基本停滞，而高收入家庭实际收入则加速上涨，中产阶级不断萎缩。收入分配格局恶化将降低社会流动性，拖累消费增长。如果不遏制住这一趋势，美国将面临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进一步下降、生活质量恶化以及贫困人群扩大的局面。根据美联储数据，2016年以来美国初次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出现下降。但是，申请失业补助人数的减少并不代表劳动力市场向好，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正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正在经历的现象（图2）。“让更多的年轻人出去工作”的政府计划没有能够达到预期，这对美国劳动供给政策提出了巨大考验。
图2 美国劳动力市场参与率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90年-2016年）绘制。
欧元区经济前景不明朗，长期高福利使得劳动力市场改革阻力巨大。2016年7月IMF的报告中继续指出欧元区今后经济增长会有所放缓，英国脱欧则使得欧元区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主要原因在于不确定性增加了对消费者和商业信心的潜在影响，以及对银行部门遗留问题的处理和改革一再拖延。长期的高福利政策是带给欧元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最大考验，短期内难以摆脱来自社会领域的巨额支出负担。实际上，过多福利已被公认为是欧洲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的主要原因。欧洲人希望他们的政府为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套福利，包括带薪休假、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高额失业救济等，在财源受限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美好的福利制度必将成为负担，并且由于其刚性而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改革。
日本“安倍经济学”所力捧的消费税增税政策再度推迟，结构改革受挫，劳动力市场改革迟缓。日本安倍首相自2012年底大力推行以超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结构改革为“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但对日本经济病症疗效甚微，其效果与预期相去甚远并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路透社2016年的一份民调显示，日本国内只有不足10%的人认为安倍经济学的改革政策可能是现实的。除此之外，日本结构性改革还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及劳动力不足问题，债务包袱依然沉重，个人消费增长和企业投资受阻，经济增长的驱动变量尚未得到根本性强化。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
主要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和增长难题同样错综复杂，各种问题相互交织，主要矛盾不断变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例如，巴西和俄罗斯2016年仍未摆脱负增长的局面，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高企，巴西正经历着最严峻的经济危机，而俄罗斯则高度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南非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速继续下滑，2016年增速仅为0.3%，币值不稳、自然灾害、人力资本不足、主要出口矿产品需求低迷等因素，制约着南非经济好转，零增长风险依然存在；印度保持良好增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6年增速高达6.6%，但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成为其增长后劲的最大考验。整体上看，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下行压力普遍较大，并且增长分化严重。产业结构单一、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对外国投资依赖程度大、币值不稳、资本外流等难题，使得一些陷入经济收缩困境的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的空间受到限制。国内贫富不均、失业严重、物价不稳等问题，加大了社会治安和民生保障等领域的负担。此外，部分发达国家表现出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迹象，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及外溢效应变数较大，加大了一些发展中国经济体处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的风险。
五、总结和启示
尽管部分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借助供给管理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较好的经济表现，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政策体系未能化解经济系统的深层风险，金融领域有效监管缺失，隐性风险不断积聚，使得相关国家难以从国际危机中幸免于难。全球性产能过剩、技术创新不足、劳动力供给衰减、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极大地阻碍了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进程，财政政策前景不明朗、货币政策正常化效果分化、缺乏有效调控机制促进政策间协同发力等难题又使得发达经济体结构性改革推进过程艰难。抗外部冲击能力不强、经济萎靡、失业、贫困和不平等、人力资本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欠缺等问题成为发展中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阻碍。此外，世界经济复苏还被区部冲突和争端的乌云所笼罩。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精辟地指出，全球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领域三大悬而未决的突出矛盾，根本出路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和公平包容[16]。
从世界主要其他经济体增长乏力，结构性改革迟缓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同类的问题，因此，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当其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不是对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说的杂糅，而是基于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后形成的重要共识，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宏观调控和改革内容的完善。深刻反思其他主要经济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及其出路，对于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首先，坚持稳中求进，在经济社会运行总体平稳的前提下，系统深入推进各项改革。稳指的是既要确保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速不出现快速下滑，稳住中高速，以保证不出现周期性失业，筑起民生底线；又要客观认识到经济增速下行符合发展规律，不通过大规模刺激来追求过高的增长，防范经济泡沫，从而保证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风险[17]。进所指的重点是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的不断深入。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领域的深层矛盾将会被触及，改革的边际成本必然增加，只有在稳的前提下，改革成本才能被消化，改革才有取得长足进展的基础。然而，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基础上，又不应畏惧各类改革难题，要以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加快结构调整，加大改革力度。
第二，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继续采取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符合我国的基本情况，未来一定时间应当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强化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货币政策仍然有较大的宽松空间，居民部门杠杆率较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必要的货币政策创新，但应当引日本等经济体以为鉴，防止实体产业空心化，要有效疏通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发力，通过与其他领域相关政策协调配合，服务于创新创业、淘汰落后产能、振兴实体经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重点领域。
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困境表明，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于突破增长阻力至关重要。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统一，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坚决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生产方式。一方面，扎实推进钢铁、煤炭、电煤等行业淘汰过剩产能，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僵尸企业，化解房地产等领域的隐性风险，另一方面，建立更加合理的地方考核机制，否决产业结构不优、经济转变方式未落实背后的片面高增长。切实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统筹兼顾，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第四，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这既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带给中国的警示，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劳动力短缺时代，随着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和普通工人工资快速上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传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发展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需要强化创新引领，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合理转化，孕育具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拥有上万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具备自主创新和前沿研究的硬件条件，但科研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带给科研人员的无形约束较多，应加快推进科研项目管理和知识产权综合管理等领域的改革，以增强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升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
第五，提高有效劳动供给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劳动力短缺是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问题，熟练劳动不足制约着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化解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难题，出路在于提高有效劳动供给和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一方面，应当继续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推进教育和培训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扎实推进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特别是解决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住房、社会保障、子女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第六，扩大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当前中国每年有700余万人高校毕业生，要通过健全劳动力市场使他们与最恰当的岗位匹配，同时他们又是创新创业的最大主体，要加大资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创新创业取得更大成效。对于转方式、调结构、去产能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应重点通过鼓励转岗就业、培训后再就业和自主创业等方式加以解决，通过社会保障托底的方式解决难以再就业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加快所得税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所得税在增进市场活力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中的双重作用。通过鼓励就业、提高劳动技能等方式，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强化扶贫政策的精准性和帮扶力度，增进社会包容发展。
作者：张彬斌 李雪松
时间：《求实》，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