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00710。
刊 期 《财贸经济》2026年第3期
本文分析中国“十五五”时期以碳达峰碳中和牵引全面绿色转型的机制及面临的内外挑战，分析中国从过去狭义的“环境保护”转向“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为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根本保证，并讨论全面绿色转型的若干重点问题，以及中国绿色转型的世界性意义。
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2025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宣布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绿色转型迎来新局面。有两个关键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到203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比峰值（2030年前）下降7%～10%。这意味着，最早在“十五五”（2026-2030）末期，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就可能绝对下降。二是减排范围从二氧化碳扩大到所有温室气体。这是一个非常重大但不容易引人关注的实质性变化。由于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很多并不是由燃烧化石能源引起的，这就凸显了碳中和问题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狭义的能源转型问题。
正如2020年中国宣布“双碳”目标后新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出现井喷式增长一样，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宣布，预期会成为“十五五”时期加快绿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国际局势加速演进和不确定性增加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在“十五五”时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凸显了中国绿色转型的决心和大国担当。
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有实质区别。中国不是在就环境论环境的思维下进行“环境保护”，而是从狭义的“环境保护”转变到“生态文明建设”。如果不深入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曲折探索过程及其对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就难以真正理解这种实质区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彻底摒弃保护环境阻碍经济增长的传统观念，实施最为严格的环保政策，催生了以“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经济爆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部分，开宗明义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我们对其中若干问题背后的学理道理进行阐述。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其与传统化石能源体系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并非简单的能源种类替换，而是涉及产业属性、资源禀赋、基础设施、运行逻辑与空间属性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只有厘清这些区别，才能避免将新能源生硬地纳入化石能源旧框架产生的种种问题。
——“十五五”时期要求以碳达峰碳中和牵引绿色转型。目前各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总，同全球碳中和目标要求的减排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由于传统理论和国际政治现实等原因，国际社会对全球减排缺乏足够信心，由此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转向适应问题。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也包括适应气候的全球机制，应将坚持引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提高适应能力相结合。
——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是改变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做法，将人类经济活动置于生态安全的框架之下。分区管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的一个有效抓手和具体实现机制。
——生态文明不只是狭义的生态环保、节能减排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问题。绿色生产生活不只是以更清洁的技术来生产，更是要回归“美好生活”的发展初心，转变过去建立在物质主义和过度消费基础之上的消费方式。同时，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是否实现了全面绿色转型，也不能仅看其生产方式是否绿色，还要看其居民消费是否绿色。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更是为了解决工业革命后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危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普适性，在于其为全球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提供根本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