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值得肯定。现在的关键是规划是否合理和合理的规划如何落地。区别于既往的产业规划，近年来，各地注意差异化竞争，亮出特色牌，将地方特色的规划上升为国家级规划。地方发展经济已不再仅限于投资。有的地方还在国家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加码，出台了地方版的鼓励消费的意见。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论是投资规划，还是鼓励消费，都涉及资金来源问题。地方版“经济刺激计划”不同于2008年国家经济刺激计划。差别不仅仅在计划层级，更重要的是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发债受严格限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设如今也非易事。如此看来，地方版经济刺激计划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层面的扩大投资和消费。
金融危机仍未过去。习惯等待政府“援助之手”的各类经济主体，首先期盼的是中央政府的积极经济政策。在未见中央政府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背景下，各地出台的规划和意见，自然易为有关各方解读为地方版的经济刺激计划。
在一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转中，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归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在统一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运作的。除非各地步调一致，否则，一个地方的经济扩张举措，其好处很容易外溢到其他地方；一个地方的紧缩经济措施，也很容易被其他地方的扩张措施所干扰。因此，关于地方政府的各类规划和意见，应更多地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理解。
地方鼓励投资和消费的资金来源何在？在现行制度和政策约束下，地方政府自行融资的难度较大。过去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拆迁和征地，“经营城市”，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撬动土地市场进行融资。如今，“土地财政”几成“过街老鼠”，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计划已很难实施。
过去的土地融资，在如今的房地产市场格局面前，昔日光景已难重现。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压力较大。建设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不仅在置地上要投入巨额资金，还要为建造住房支付成本，为保障性住房的后续运行承担部分成本。同样的一块地，若用于商品房开发，则地方政府不仅不用支付房屋建安成本，而且可以回收大笔土地出让金收入。商品房用地的减少，多地土地出让金规模的萎缩，决定了地方政府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主导甚至直接投资众多项目。
在财政收入增速回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能正常地维持当地的经常性支出，并为已经存在的各类项目提供后续资金，已实属不易。
金融体系能够为地方版刺激计划融资呢？在商言商。金融体系提供融资的前提是项目有效益，安全系数高。在货币政策总趋势放松的背景下，金融体系有可能为项目提供融资。但是，金融体系的资金要落实到具体项目，需要一系列条件。
在既有的融资平台债规模仍较大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增加必然要谨慎。况且，如果所有的项目都由政府主导，那么这就有可能导致政府包揽一切局面的出现，导致政府进入一些不该进入的领域。
即使是一些政府该做的事，如果度没有把握好，也有可能出现其他问题。政府做事，要避免防止好心做坏事，特别是关系民生的事。稍不注意，好事也容易被误读为坏事。有些事情，市场可以做的，政府“越厨代庖”，结果是民众感觉不公平。最近，厦门保障性住房分配问题引起关注。其背后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地方政府不仅要为居民提供保障房，还要留住人才，鼓励人才，同时，还要为不太合理的公务人员薪酬体系提供必要的配套措施。
地方版规划和意见要落实，只能靠民间资金。扩大民间消费，无论从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已强调多日。消费未能持续扩大，原因是综合性的。从根本上说，扩大民间消费，需要有持续的收入，显然此事非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但决策层可先从一些易操作的政策入手。通过削减消费税，将一部分流失到境外的消费留在国内，就是其中之一。政府改善公共服务，也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最近，北京市取消幼儿园赞助费的行为值得肯定。如能有效地落实，当可为许多家庭减轻负担。好政策仍然有问题待解，有疑问要消除。如取消赞助费之后，某些所谓一类幼儿园还能上的了吗？也许最直接的受益者是那些已经交了赞助费孩子已经为幼儿园所接收的家庭。这些家庭有望退回赞助费，且不用担心孩子的入园问题。
地方版经济刺激计划的落实，需要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强调民间资本的重要性，不是要让政府袖手旁观。四两拨千斤的事，政府仍然要做。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需要环境，更需要投资项目回报。如果项目没有回报，或不能取得和市场相应的回报，那么民间自保是不可能引导起来的。现在，一些领域的玻璃门已经打开，但只是打开了一点点，民间资本仍然裹足不前，因资本所有者不知接下来的命运是什么。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还需要加快制度建设。
不注意民间资本回报的地方规划，最终只能一厢情愿。在这个不缺“规划”的年代，许多规划能够落地，但也必然有不尊重实际的规划最后束之高阁。尊重市场规律，规划才有可能成功。任意为之，简单地将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解决过程中，也要尊重既有的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