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韦伯命题：精神动力缘起
精神动力问题，是韦伯（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出的命题，其核心点是：在西方，新教伦理提供了现代事功（资本主义）之精神动力，而在中国，尽管传统中国拥有诸多成就现代事功之条件因素：如人口流动、城市经济、货币等，但传统文化之儒道释三教，不能提供基于法治、诚信、理性化上的现代化精神动力。
然而，世易时移，韦伯命题提出近百年来，西方由如日中天、雄心万丈到危机渐露。为激活西方文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学派，将目光投向古希腊，回归并阐释希腊原典。客观上，美国新罗马帝国之雏形，脱胎于二战，盛极于前苏联解体，顿挫于“9.11事件”，而重伤元气于本次金融危机。然而，其帝国政治哲学根基、深层文化结构、超强战争机器，迄今犹存。
中国恰与之相反。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内部保持总体稳定，经济增速放缓但仍维持较快增长，执政精英能总体上把握战略机遇。虽然在调结构、惠民生、稳增长、求和谐诸方面遭遇挑战，但面对天安号事件、海洋国土如南海、黄岩岛、钓鱼岛等诸多挑衅，冷静应对，保持战略平静。总之，在内政和外交上，总体无举措失当。毫无疑问，中国正在顽强走向复兴。
二、国学犹存：华夏文明不绝若线
韦伯命题，对中国学界乃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的知识挑战。就决策层和学术思想界而言，尚有一些宏观问题有待思考、厘清和谋划：
其一，中华文明曾雄踞东方，冠绝一时，为何出现宋元之变和明清之变？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出现何种纰漏，以至于国家逐渐瓦解，而遭遇汉民族历史上灭顶之灾？
其二，清末民初迄至新中国，中国国力渐衰，华夏文明依赖何种精神力量，逐渐化解诸如列强瓜分、日寇吞并、内部分裂等重大民族危机，最终完成国家整合？其中精神动力若何？
其三，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百年以至千年之战略规划，应秉承何种精神动力根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笔者不揣浅陋，谨就民族复兴精神动力问题，略呈管见。
《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每逢国族危难，即有仁人志士，或躬身入局，或挺身而出，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若时势不济，则屏迹幽居，沉潜学问，以为后世存留文脉。自唐虞三代，春秋战国，汉唐宋明，晚清民国，代不乏人。孔子居衰世，知先王之道不行，目睹诸侯僭国，陪臣执国命，慨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故删《诗》《书》，正《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传微言大义，以俟后世君子。
北宋时，周敦颐（湖南道县人）发轫理学，传伊川二程，二程传杨时（程门立雪乃此子），杨时传胡安国。南宋时，胡安国父子为避战乱，入潭州建碧泉书院，传圣人之教，开启湖湘学派。至此，文脉已然南移。至张轼主持岳麓书院，邀朱熹辩论学问，湖湘文脉之盛，冠绝当时。
明清之际，船山先生出。饮亡国之恨，遂沉潜经史，辟宋儒之空疏，昌经世之实学，张先圣之道统，庶开风气之先。一时湖湘学子，皆以经世济民为己任，湖湘人才之盛，为天下侧目。船山之学，博大精深，经史兼治，既以阐释经典自任，亦有鸿篇巨制《读通鉴论》、《宋论》存世，实乃国学之集大成者。“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际者，船山一人而已。” “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其“躬行践履”、“行先知后”、“匡济时艰”、“道在器中”、“《春秋》大义，严君子小人、夷夏之大防，国之大宝，可禅、可继、可革，不可使夷人间之”之论，义承千秋，振聋发聩。故国难之际，湖湘人物，迭起救国，前赴后继，不可胜数。
后世君子毛润之，饱受国学滋养涵咏，秉有精进刚猛之气，澄清寰宇之志。其早期文稿，国学之深，浸润之广，识见之远，同侪无出其右者。井冈山时期，应“红旗能打多久”之问，雄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横空出世。批阅其文，觉“履霜坚冰至”之阐幽发微，亦见“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惕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周敦颐，曾任合洲通判（今重庆合川县），于此兴办州学，延北宋苏轼等人讲学，传圣贤学脉。至宋元之际，合川钓鱼城曾与元军血战弥久，坚韧不拔，致元军最高统帅战死城下，改写欧洲史。无独有偶，抗战时，衡阳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抵抗十分顽强。常德保卫战亦十分惨烈。是故，学脉所传之处，则有殊死奋斗和抵抗。与张学良之弃东北而走，判若云泥。故文脉所存，国运之所存。近代湘人行状，尤为世人侧目，无他，惟国学耳。读蔡松坡、谭嗣同、陈天华诸君文献，可知大概。
国学经典存之于经，以供士子解读；亦存之于史，以便记载并传诵。是故，经典在，则国故存；国故存，则文脉不绝；文脉不绝，则道统存；道统存，则国家不灭，天下不亡。荀子言“文以明道”、刘勰言“文以载道”、韩愈言“文以贯道”，先贤之深意，在兹念兹，今人当深切体悟之。
三、察变观风：重振人心、朝向经典刻不容缓
观当今世风，惟利是图弥漫，物质主义凸显；道德人心，政教风俗、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多方强力挑战。名流以变更国籍为荣，礼仪廉耻之心日鲜；而先富者则去父母之邦，家国天下观念日稀。笔者愚见，察当今之社会沙漠化生态，精神依皈之枝零破碎，安身立命之穷途困顿，维权意识之恶性膨胀，则知重拾道统、重振人心和朝向经典之刻不容缓。
君不见，日前某著名演员，独享国家特殊尊荣，偕日本三级片电影明星，为商业活动作秀站台吆喝，此诚“天丧斯文”之危机；君不见，某著名航天员，为“二人转”朋友捧场，着军装与会商业活动，岂有珍惜荣誉、恪守分际、履行“职务”“职守” 之观念？君不见，某公居国家之教职，肆“三百年殖民地”之谬议，颠倒冠履；某公执高校之讲席，发“外敌入侵可也” 之歪论，耸动学子。
落叶知秋，窥斑见豹。凡此种种，“文不在兹”乎？“游谈无根”乎？殊可堪忧。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论，以为生死决战之前夜，恐不为过。此必待主流意识形态之重述，以之内聚人心、恢复自信、接续道通、重整共识，并在哲学心理学层面，抗衡西学假“非意识形态”之名之步步进逼，构筑强大心理防线。人心正固，则社稷安宁。
重塑主流核心价值观之组成部分，重整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之精神内核，重塑中华民族之文化自尊心，已刻不容缓。当代中国的政治论述，从华夏文明源头吸取精神资源，恢复传统国学，正视文化传统，决绝历史虚无，正本清源，势所必然。概言之，接续道统、传承文明、融汇西学、以中化西。若此，或可言正人心、敦风俗、克人欲、大一统和民族复兴。
文明复兴仰赖强大持久之精神动力。察美国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学派为拯救西学，寻找精神资源，重归古希腊原典，反观中国思想，焉有不回归国学原典，重启文明源头，秉文明复兴之命，承强大精神动力之理？中国古代先秦典籍，乃人类“轴心时期”之智慧结晶，值此混沌不明之时，应能持续激发文明火焰，烛照人类未来前行之路。
一个世纪前，泰戈尔曾言：古希腊之火已然熄灭，罗马亦被埋帝国废墟之下，“但人文精神和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当此“全球化”所向披靡之际，铭记开国领袖的教诲和先秦古典智慧，以当代国人对西学之强大学习、消化和掌控能力，赖国学博大渊深之“通变”内功，回归国学经典，接续道通，薪火相传，庶可融汇贯通，而别开生面。若论中华文脉危在旦夕，不绝若线，而有一息尚存之忧叹，然以《易》观之，则可察一阳来复之际，危机转换之时，否极泰来之机。
四、国学复兴：事关国家百年、千年气运
明刘伯温《苏平仲文集》序云：“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又云：“继汉…享国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诗文有陈子昂，而继以李、杜；有韩退之，而和以柳；于是唐不让汉，则此数公之力也。继唐者宋，而有欧、苏、曾、王出焉。其文与诗，追汉唐矣。而周、程、张氏之徒，又大阐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窥三代，而汉、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较之汉、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减汉、唐者，抑亦天运之使然与？”是故，“气昌而国昌，由文以见之也。”
窃以为，国学（诸子百家儒为主）复兴，事关国家今后百年、千年气运。简言之，国家是否分裂，道通是否传承，是否出现五代十国、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之巨变，又能否挺过近百年（明始，即有传教士大量游于中土）之西学紧逼，实关乎国学文脉是否存续。然文不在兹，游谈无根日久，加之自由主主义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学说日渐弥漫，此诚危急存亡转换之秋也。读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书，即知，文化领域的战争早已硝烟弥漫。
文脉渊深，失之久远，非长期涵养，恐难奏功。是故，继昌黎之事，会横渠之意，弘船山之学，承复兴之命，振衰救弊，此其时也。
《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于政策层面，宜复兴古典学术传统，延续中华文脉学统，将先秦经典研习传承下来，在教育、教材、学制和考试制度层面着力，逐渐增加教育、教材、考试、选拔、公招时国学经典的含量，于正人心、醇风俗、强化执政党之公信力和执政力，将尚公、民本、爱国和均富的道统上下贯通，颇有益处。缘此，民族复兴之精神动力，源远流长，永不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