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媒体界的朋友，非常的欢迎大家在繁忙而拥堵的周一的上午来到了我们的研究院，参加了这个财税法案例研究中心成立的大会。今天除了交往很久的老朋友之外还来了很多新朋友，让我们非常的兴奋。我想借此机会，把我组建这样一个中心的大致的构想和各位做一下简单的汇报。其实组建这个中心，虽然早有想法，但是真正把它付诸实施还是和这次的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的系统部署直接相关。我们不管是来自于法学界，还是来自于近来学界，还是来自于实际的操作，我们大体上都很关注财政税收这个领域。通读三中全会的决定，如果以财税领域作为一个观察点，我觉得两个突出的印象我们特别关注。一次这次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不像以往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所以在对六大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与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做了总体部署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总目标，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我们特翻阅了以往的文件，可以提改革的目标、改革的任务，但是只有这一次提出了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它会统领六个线索。
提到改革的总目标的时候，就是一段话，叫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跟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理解改革的总目标实际上是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直接对接，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变化。第二个特别突出的变化，它紧跟着就写到财税，怎么写的呢？它是这样写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而且表述的时候很清楚，当提到基础的时候，前面没有加任何的修饰语，既然是基础，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唯一的，就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讲重要支柱的时候，虽然支柱前面加了重要的两个字，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为数不多的支柱之一。紧跟着又讲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四个方面的职能，包括资源配置、市场统一、社会公平、长治久安，统统收拢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把财税体制的改革与设计，延伸到六个领域的改革当中去了，它是统领一切，是引导改革特别重要的一个主线索。
由此我们理解，什么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什么是作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一个科学的财政税收体制，是我们特别要研究的。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归结，起码从现在改革的发展的方向来看，有这样两个重要的挑战，一个挑战在税收领域，我们以往提的是依法治税，李司长在这里，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强调依法治税。那时候讲依法治税，无非是按照税法的规定去实施税收的管理，主要讲的是一个执法的问题，当然也包括立法，但更多的放在执法方面。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恐怕就不会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现在提法制政府，提法制政府的同时，把这样一个含义引申到税收领域，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我不太懂，是不是得有一个法制税收，或者叫做税收法治建设，我们要进入一个全面的实施税收立法、执法的全过程，这是我感受到的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研究，就研究而言，我们这些人都在这个领域耕耘好多年了，越来越感觉到现在研究的这个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它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税收问题，以往我们习惯的研究就是税收的经济分析，现在看起来，税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的视角，实际上这些年越来越感受到这个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可能还有一个法律的视角。包括研究的作业方式，现在越来越不能说像过去的研究，坐在家里，积累卡片，凭我自己独立的思考，可以写完一篇像样的论文，过去可以，但是现在把它引到理论重大的破解当中，你不是单打独斗能完成的，单一学科解决不了问题。好像现在医学上疑难杂症的增多，需要多学科会诊一样。面对财政税收问题，我们也需要综合性的视野，集各个学科的协同作战完成这样的事情，在当前特别需要，我理解除了经济学研究之外，还需要引入法律和法学来破解当前的一些问题，就是综合性的问题是这样。这是从需求角度有这样两个变化。
从供给的角度来讲，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音）之后，大体上在偏应用研究的三个学部分别挑了一个所，来组建这个智库。经济学部挑选了我们原来的财贸所，在社会政法学部那里，选择了社会发展研究所，组建了一个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在国际学部那里，挑选亚太所，组建了一个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组建这三个战略研究院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研究向智库倾斜，向智库转型。换言之，作为组建后的财经院，我们虽然也研究基础的问题，但是重点一定从一般意义的学术研究转向了智库的问题。所以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我们有责任更多的关注应用这个领域的问题，重大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像以往那样，单独从某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出各种研究成果的这样一个年代大体上已经翻过了一页了，这不仅是大的背景的需要，也是我们给自己身上附加的这种研究的任务的这种需要，你得翻过这页。所以当一系列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的财政税收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研究也不能纯粹是财政税收视角，甚至不能纯粹是经济学的视角，还需要引入其它方面的视角，比如法律的视角、法学的视角。也恰恰是在这样的一种转型的过程中，滕祥志博士的加入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大家都知道，滕祥志博士具有深厚的法学背景，有多年的职业生涯，甚至还有和税务部门有广泛的咨询合作联系。他的研究使我们多了视角，一起来探究问题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来我们觉得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是他一发言，我们觉得还有一块没有想到，如果把这一块加入到我们的研究线索当中，有时候对既有的研究结论有颠覆之感，综合性的问题，每加入一个视角，结论就要被修正，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结论有被颠覆的感觉的时候，说明这个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
从供给的角度，我们有能力，也有这个条件，来加强法律和法学方面的研究，考虑到财税的研究，既需要引用法律法学的视角，而且也需要有一个评判，根据滕祥志博士的这种设想，我们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财税法案例的研究中心，希望依次来加强我们的研究力量的薄弱环节的建设，这是我们成立这样一个中心的基本的价值背景。我还想最后说的是，就财经院而言，我们在法学研究方面还是薄弱的，组建这样一个财税案例的研究中心，是想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工作，我们只是个牵头人或者组织者，希望能够借助今天到会的以及没有到会的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幸好今天我们几位法学界的泰斗式人物都到了，李司长是我认识二十年的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四十出头的样子，都很年轻的，我们的陈甦书记，法学所的教授。还有刘局长。刘磊还是我的学生。还有我的学生。朱青是我的老同事，我曾经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请大家来捧场，我们这个平台肯定会建设的好一些，路子会走得稳一点。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
提到改革的总目标的时候，就是一段话，叫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跟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理解改革的总目标实际上是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直接对接，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变化。第二个特别突出的变化，它紧跟着就写到财税，怎么写的呢？它是这样写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而且表述的时候很清楚，当提到基础的时候，前面没有加任何的修饰语，既然是基础，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唯一的，就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讲重要支柱的时候，虽然支柱前面加了重要的两个字，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为数不多的支柱之一。紧跟着又讲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四个方面的职能，包括资源配置、市场统一、社会公平、长治久安，统统收拢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把财税体制的改革与设计，延伸到六个领域的改革当中去了，它是统领一切，是引导改革特别重要的一个主线索。
由此我们理解，什么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什么是作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一个科学的财政税收体制，是我们特别要研究的。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归结，起码从现在改革的发展的方向来看，有这样两个重要的挑战，一个挑战在税收领域，我们以往提的是依法治税，李司长在这里，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强调依法治税。那时候讲依法治税，无非是按照税法的规定去实施税收的管理，主要讲的是一个执法的问题，当然也包括立法，但更多的放在执法方面。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恐怕就不会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现在提法制政府，提法制政府的同时，把这样一个含义引申到税收领域，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我不太懂，是不是得有一个法制税收，或者叫做税收法治建设，我们要进入一个全面的实施税收立法、执法的全过程，这是我感受到的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研究，就研究而言，我们这些人都在这个领域耕耘好多年了，越来越感觉到现在研究的这个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它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税收问题，以往我们习惯的研究就是税收的经济分析，现在看起来，税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的视角，实际上这些年越来越感受到这个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可能还有一个法律的视角。包括研究的作业方式，现在越来越不能说像过去的研究，坐在家里，积累卡片，凭我自己独立的思考，可以写完一篇像样的论文，过去可以，但是现在把它引到理论重大的破解当中，你不是单打独斗能完成的，单一学科解决不了问题。好像现在医学上疑难杂症的增多，需要多学科会诊一样。面对财政税收问题，我们也需要综合性的视野，集各个学科的协同作战完成这样的事情，在当前特别需要，我理解除了经济学研究之外，还需要引入法律和法学来破解当前的一些问题，就是综合性的问题是这样。这是从需求角度有这样两个变化。
从供给的角度来讲，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音）之后，大体上在偏应用研究的三个学部分别挑了一个所，来组建这个智库。经济学部挑选了我们原来的财贸所，在社会政法学部那里，选择了社会发展研究所，组建了一个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在国际学部那里，挑选亚太所，组建了一个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组建这三个战略研究院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研究向智库倾斜，向智库转型。换言之，作为组建后的财经院，我们虽然也研究基础的问题，但是重点一定从一般意义的学术研究转向了智库的问题。所以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我们有责任更多的关注应用这个领域的问题，重大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像以往那样，单独从某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出各种研究成果的这样一个年代大体上已经翻过了一页了，这不仅是大的背景的需要，也是我们给自己身上附加的这种研究的任务的这种需要，你得翻过这页。所以当一系列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的财政税收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研究也不能纯粹是财政税收视角，甚至不能纯粹是经济学的视角，还需要引入其它方面的视角，比如法律的视角、法学的视角。也恰恰是在这样的一种转型的过程中，滕祥志博士的加入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大家都知道，滕祥志博士具有深厚的法学背景，有多年的职业生涯，甚至还有和税务部门有广泛的咨询合作联系。他的研究使我们多了视角，一起来探究问题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来我们觉得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是他一发言，我们觉得还有一块没有想到，如果把这一块加入到我们的研究线索当中，有时候对既有的研究结论有颠覆之感，综合性的问题，每加入一个视角，结论就要被修正，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结论有被颠覆的感觉的时候，说明这个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
从供给的角度，我们有能力，也有这个条件，来加强法律和法学方面的研究，考虑到财税的研究，既需要引用法律法学的视角，而且也需要有一个评判，根据滕祥志博士的这种设想，我们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财税法案例的研究中心，希望依次来加强我们的研究力量的薄弱环节的建设，这是我们成立这样一个中心的基本的价值背景。我还想最后说的是，就财经院而言，我们在法学研究方面还是薄弱的，组建这样一个财税案例的研究中心，是想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工作，我们只是个牵头人或者组织者，希望能够借助今天到会的以及没有到会的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幸好今天我们几位法学界的泰斗式人物都到了，李司长是我认识二十年的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四十出头的样子，都很年轻的，我们的陈甦书记，法学所的教授。还有刘局长。刘磊还是我的学生。还有我的学生。朱青是我的老同事，我曾经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请大家来捧场，我们这个平台肯定会建设的好一些，路子会走得稳一点。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