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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发表于 cjyyzb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感谢并且欢迎大家牺牲周末的宝贵时间来参加发布会。今天的发布会是财经院的一次例行成果发布会,有两个意思:一是这样的成果发布会我们经常举行;二是城市竞争力报告为主题的发布会我们每年都举行,这是例行的发布会。今天的发布会还有点不同于以往发布会的特殊意义,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本书的封皮标示这是第11本《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说到第11本,就说明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蹲守长达11年之久。作一个报告并不是很困难,刚才在休息室和牛文元老师聊过,他也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长期蹲守在城市竞争力的领域做持续研究,11年如一日,而且每年变换一个新的主题。今年用的主题叫做“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理想城市”,至少说明一条,我们这项研究围绕着这个主题所出版的报告本身就是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第二点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的选定,一个是竞争力,一个是可持续性。如果说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当中去追溯这样一个词汇,可以追溯到十八大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经济会议,那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有重要的讲话,他讲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个位数增长阶段,在作出这样的判定之后他转而说,我们今后要实现的经济增长或者追求的经济增长是尊重经济规律且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增长。我体会这几个字之间本身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比如说不尊重规律的增长肯定不能是可持续的增长,没有质量的增长也不是可持续的增长,没有效率的增长也肯定不是可持续的增长。   当把这样一系列新的用语表达和今天报告的主题联系在一起之后,我们肯定会发现今天的报告用可持续竞争力这样一个标题,实际上是把它放在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新的治国方略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一系列新的变化,这样一个宏观背景条件下定位、阐述、研究的。大家可能还没来得及翻阅,这本报告前面有一个简介,在这个简介当中对今天报告的主题从八个方面对可持续竞争力作出了一种描述。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它是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看到这八个方面的描述时肯定会有眼前一亮之感。从这八个线索或者八个方面出发做可持续竞争力的研究,并且从中提炼出若干关键因素,也就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有68个指标所组成的可持续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又以这样一个指标体系来对目前的城市进行评价、进行排名,从而得出种种判断。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这本报告呈现给大家的,算是有所贡献的东西,也请各位来评估,对我们这个报告品头论足。   第三点,这样一个可持续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是拿出来了,但是下一步的问题也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形成并且提升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我们的报告显然不能停留在仅仅是描述、仅仅是评估的基础上,关键是着眼于未来。作为一个城市,它的行为主体是两个:一是具体管理城市的政府;二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这两个行为主体合二为一实际上是今天所讨论的可持续竞争力理想城市的两大行为主体。我们知道政府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显然是要根据居民的切身利益来形成并且提出的,居民的切身利益又是根据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各方面形成的要求所提出的。作为一个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我们需要和城市有关的行为主体去推进,问题是在当前我们生活的城市,比如北京、全国的其他地方,究竟有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实施具有可持续的城市建设与发展道路,这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有没有积极性?有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加以推进?说来遗憾,我个人感觉这恰是我们目前的软肋,不讲太远,就讲其中的一个指标,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的建设,怎么去推进?我想这样一个提法和李克强总理所提出的新型城市化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两者是相吻合的,是我们城市建设的目标,也是可持续竞争力理想城市的必由之路。但如果没有积极性,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进,显然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是有诸多困难的。以眼前的北京为例,近一到两年,在党和政府所形成了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这样一个发展方略之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朝着这方面努力的,但是在外来人口或者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方面,我们又有多少进展?这种进展的困难可以从多个方面去搜索,但恐怕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或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和动力去推进这样一个困难,可能是更为显著的。比如说从去年热炒了一段外来人口的异地高考问题,现在推进的怎么样了?外来人口的基本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社保问题等等。可能会想在其他的领域我们的改革不会像类似这样的领域遇到的困难如此之多,为什么在这些领域我们的新型城市化建设会变得步履维艰?你也可以从多个方面去列出这些问题的清单,很多人提到的问题都把它归结到“钱”字上,就是没有钱,没有足够的钱,或政府缺钱。当然人们也做了研究,说一个外来人口转变为市民,我记得五年前有人提出一年要花2万元人民币。这两年又有人提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10万元人民币也是不够的。   再加上今年又遇到财政收入的增速下滑,于是很多研究就把这样一个外来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困难归结于财政资金的紧张,但我想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方面我们所遇到钱的问题,其实是归结到现行的制度安排上和外来人口的市民化,外来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能够直接跟上,于是在这样的制度条件安排下,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外来人口对当地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挤占,比如公共汽车,当你发现公共汽车的人变得多、变得拥挤的时候,我看到媒体上、网络上经常发出这样的声音,说是外来人口多了。当说自己家孩子就学的学校吸收农民工子弟时立刻变得不能容忍,我的孩子怎么能和农民工的孩子一起上学?他们一来把教学质量就变得相对下降了,如此等等。当看到更多的是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的挤占而没有看到其他时,很难找到积极性和动力,不仅是居民,包括城市,我们可以用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加以安排,很显然,一个积极性很难找到推进动力的发展路径,显然在推进上会遇到困难,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没有和经济规律相对接,我们的制度安排还不符合这样的经济规律,不尊重这样的经济规律,显然让人看不到它的质量、效益,当然没有效益、没有质量,没有和经济规律相对接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看起来还得在制度安排上为我们建设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铺平道路,这也是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经常用税收制度的三个比例来表达对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格局,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具有由三个比例所构成的典型特征。第一个比例是70%,70%的税收都是流转税收,流转税是间接税,是要融入到价格当中转嫁的税,意味着大多数人通过购买商品或服务所对国家、对当地政府所作出的贡献,在价格的转移过程中被淹没掉了。第二个是90%,90%以上的税收都来自于企业的交纳,而不是个人。而企业实际上是个中间地带,我们讨论问题时更多是从政府和居民这两个终级点来考核,所以这90%的税收究竟归属于谁的身上?我们是不清楚的。第三个是6%,只有6%的所得税收来自个人。这意味着政府和居民之间在税收上的联系渠道是相当狭窄的,甚至大多数的居民和政府税收之间是没有对接关系的,即便有也是暂时的、偶然的、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持久的、长期的。在这样的税收体系格局条件下,当一个人从江苏、河北其他省市进入到北京时,他即便有满腔的热情想对北京市的公共服务建设有所表示、有所贡献,他实现的渠道在哪儿?他基本的贡献渠道就是在当地采购消费品,在当地消费各种相关的服务,然后由于他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当中包含了他交纳的一部分税收,在现行的分税制条件下对北京市的财政收入作出贡献。即便是理论上的,当然也是现实当中的,只不过我们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没有让它能够充分显示出来。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回过头来这只是其中一个,还是要在改革当中去探索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理想城市的建设之路。令人欣慰,也特别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正处于新一轮改革大潮的孕育期,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会议探索,通过集思广益形成我们改革的基本思路,并且通过适当的渠道把它融入于改革方案的谋划过程中。         我也相信,今天会议来了很多专家、很多媒体界的朋友,特别是有很多老朋友,熟悉我们的研究领域,熟悉我们这样一个研究报告的基本思维模式,我们一起来做这一件事情,肯定会形成好的、理想的、也是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研究成果。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