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康]:大家好，我参加今天这样一个研讨会，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简单谈三层次的看法。一个是社科院原来财贸所在组建了财经战略研究院之后，第一次发布会给我们社会提供出这样一个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现实意义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还是要回到我们在90年代就反复研讨，到财政的实际工作里已经成为一个指导纲领的“公共财政建设”这个主题词上来，这样一个概念是有争议的，我们也反复在这方面试图梳理出一个逻辑，我个人作为研究者概括自己的认识，我认为公共财政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当中首先是一个导向，而不是一个已经具有通盘设计的蓝图，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完成这样一个转型，财政的基本转型要考虑学术上的东西比较多，它不是简单照搬成熟国家的事情。[10:52]
- [贾康]:在基本特征上，以高培勇为牵头人的研究群体打磨形成的文本里，试图刻画出公共财政在中国是怎么样的由来，我也是非常认同，它是有中国特殊意义的概念，我们提炼所谓非公共财政原来是三个基本特征，属于“国有财政”、“城市财政”和“生产建设财政”，这样一个角度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就是你说清楚了原来是什么样的基本特征，不符合跟市场经济匹配的公共财政应有的基本特征。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见仁见智，我试图提炼了四个基本特征，我们要区分非公共财政和公共财政，这里至少有四个基本区别，第一是不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公共财政体系运行的工作重点，第二是不是以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基本手段，第三是不是以民主化、法治化、竞争化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作为公共事务决策和监督机制，第四是运行载体机制，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这些都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再加以区分。[10:55]
- [贾康]:现在，财经院的研究成果把它进一步争取量化了，这就是我说的第二层感想。我们看到以指标体系和地方抽样这样两个方面的互动，形成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在中国现实生活里位于东部、中部、西部不同行政辖区里的公共财政建设量化的判断，而且这样的量化判断是做了大量调研形成的，这个事情我认为非常值得肯定。从前面的大逻辑支持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落实到我们研究者自己要发挥我们的学术特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有一个个很具体的要做的事情。与理论研究国际方面的讨论接轨的话，也需要一些不再只是简单的定性，而是要落实到量化材料的工作。这样一些量化材料肯定有值得推敲之处的，但是毕竟这是第一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10:56]
- [贾康]: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第三个层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有些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也简单就他们关注的政府干预度和财政收支集中度谈一点感觉。现在的文本，在谈到政府干预度的情况下，已经引入所谓合理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指标设计上，已经隐含着并不是越高越好或者是越低越好，我觉得这个逻辑应该坚持，也是必要的。所以，以后可不可以把政府干预度直接叫做政府干预合理度。后面的收支集中度，现在看起来，指标体系没有像前一个指标那样，延伸到绩效导向。收支集中类似于税收的集中度，并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一定要找到具体情况下所谓的合理区间，就像税收的“拉弗曲线”，最后要收缩到一个点上最好，我们不可能收缩得那么精确，我建议干预度的指标体系在“收支集中度”这一方面，努力发展一些所谓合理方面的考评，这意味着把收支集中度落到收支集中合理度上。[10:59]
- [贾康]:还有人均支出和供给成本的不可比问题，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按照现在的人均支出甘肃比较高，如果把西藏拉进来会更高，这个人均支出比较高并不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高，因为这里面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方面的水平很可能还是低的，这方面涉及很复杂的技术处理，也关系到所谓转移支付的指标体系。这方面，我们的财经战略研究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个人感觉按照这样的思路做下去，我们这套指标体系会越来越合理细致，它可以形成长期的越来越有现实工作和实际改革支撑力的一套标准体系[10:59]
- [贾康]:谢谢。[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