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发言 | 财经战略研究院

[李扬]: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我们财经院的这个重大研究成果的系列发布会，这是第五次了。我首先代表中国社科院对我们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14:21]
[李扬]:这个会议我的印象是开过一次，我刚刚问了一下培勇院长，我们现在向大家发布的是全国版，以前有地方版，我仔细在琢磨地方版和全国版有多少区别，那一次发布会上我还讲了很多的感想，今天想说三个意思：[14:21]
[李扬]:第一个，财经院做的这项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我们国家财政改革过程中提出了公共财政这个概念。虽然说对这个问题大家是有争论的，因为有些人理解，财政从来都是公共的，财政之前的公共性本身是可以讨论的。我想这种概念的讨论是一个方面，但对于中国来说，公共财政这个概念确实标志着一个革命意义的变化，我记得以前我在学校读书时介绍财政，特别是比较财政制度研究的时候，建设性财产一定是公共的，因为如果政府作为一个实体，特别是从事投资活动，他一定是公共的。所以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很重要的一项内容。[14:22]
[李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战略目标，这个目标的构成中就有政府做政府的事，企业做企业的事，居民做居民的事，市场做市场的事，这样一种战略安排。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安排下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财政这样一个概念应该在这样一个大的体系中给予定位。[14:23]
[李扬]:可以说正式提出公共财政这个概念以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怎么推进公共财政建设，怎么评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督促这样的问题，这是需要研究的。中国社科院作为国家设立的一个机构，有责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样一个研究成果它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框架来很清晰的告诉大家什么是公共财政，我们看到有三个层次的指标。然后我们对这样一些指标给予量化，需要从数量上刻画这样指标的变化，综合我国公共财政建设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若干年进行比较就能看到它的变化，我们社科院做的是这样的事情。[14:24]
[李扬]:我注意到，它的指标中有大多数指标是客观指标，一部分是调查来的，现在理论上归于客观指标，但是由于调查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样本量足够大才能够保证调查的科学性，我们由于各方面限制，它的客观性可以改善。但是总的来说，由于我们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由于我们大部分是客观的指标，所以这个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得到保证的框架下，7年以来公共财政建设得到一个向上的曲线，也就是说我们公共财政的状况是改善的，这样一个研究成果很有意义，这是第一点。[14:25]
[李扬]:第二点，对于他们的研究态度。我们很早就开始做这个事，利用社科院的条件，加上团队的合作，做了很久了。而且在不同的范围之内，也公布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考虑到这个事情很大，考虑到它的研究还不够成熟，所以这个成果等待了七八年，一直没有公布。在这七八年中间，不断改善，指标从49到现在最基层指标是88，40几个到80几个，这80几个指标又分类、重组，我觉得这个科学态度非常值得赞赏。[14:29]
[李扬]:我们应当做这些事，但是更应当科学地做这些事。社科院最近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指标，各种各样的评级，今天上午又评了一个，上午在国际饭店又公布了一个评级是城市竞争力。以前我记得不久前是商业竞争力，其他的各个所都做了很多。总体来说，社会对我们这些评价的反映是不错的，我在多次会场都讲过，我们并不特别看重我们自己的成果指标，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获得的数据是真实的，是可以验证的，我们对数据的组织方式是科学的。因此，做一切这些指数，最终我们要把我们的数据能够公开，我们的方法能够公开，所有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甚至包括想对这个研究提出挑战，来挑毛病的人，用我们的数据，用我们的方法来验证这个结果，这就是最能保证它的科学性。[14:30]
[李扬]:财经院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下一步要把数据公开你怎么取得的，然后别人可以对你取得的方法评头论足，来说你科学或不科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整个的研究成果是科学的，对我们的建设是有用的。应当说我们院的这些成果大部分还是能够保证科学性，也有少量可以改善。这方面我觉得财经院做出了榜样。[14:30]
[李扬]:第三点，我们这个研究里面揭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希望我们进一步去研究。比如我们注意到，我刚刚讲的，我们几年的成果拉出来一条曲线，这条曲线是公共财政建设综合指数2007-2012，这条曲线总的趋势是向上的，表明我们这么多年在建设公共财政方面的努力是正面的、积极的。[14:44]
[李扬]:我们在这样一个公共财政的框架下，全国人民获得公共服务方面是得到改善的。但是，这条曲线也告诉我们，从2011-2012年略有下降。当然，你看这就有了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然后就进入第二个层面，哪些因素使得它略有下降，那么从初步的分析结果来看，因为叫做财政非盈利化这个指标比较大的大幅度下降，导致总的指标下降。那么一说到财政非盈利化这个指标，就可以深入再做一下，公共财政就应当是非盈利化的，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把大量的资财放在盈利性的这样一些事情上本身是被质疑的。所以你们这个指标的设立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导向，对这个问题应当说有自己很强的判断，这个判断对于当前讨论中国进一步改革，不只是我们财政体系改革，是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的，而且有非常好的参考价值。[14:45]
[李扬]:再比如，这下面还有很多问题，是既涉及到对状况的判断，也涉及到理论的问题。我们因素指标第二层指标里面有政府干预度，是政府干预得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还是说有一个合适的指标？那么何为合适，这都需要研究。[14:45]
[李扬]: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这条线索来说，政府不太干预，革命之后，政府积极干预，积极干预导致很多问题，从七十年代以后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都是如此。到新自由主义，政府又不太干预，但是这次危机显示出政府又干预。所以政府干预度这个指标需要设定它怎么来量化它的程度高、程度低，这显然是一个变化的趋势，而且这个变化是因形势发展而变化的，怎么样把这样一个动态的因素反映在我们这样一个恒久的评价体系中来，有待研究。[14:45]
[李扬]: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收支集中度，集中好还是不集中好？显然是不多不少正好。什么叫不多不少？集中到什么程度是好的？这个事情也是可以讨论的。这个问题的讨论对我们很有现实意义，我们国家财政在94年之前应当说是一体化的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的后期分灶吃饭，分灶吃饭是强烈地反映地方和中央之间有利益的不同，但是它不是体制的安排。94年之后，是在体制上确认了中央和地方的集中，权力、义务、事权、财权。[14:45]
[李扬]:那个时候我还有印象，当时讨论的时候是所谓“瘦肉中央拿着，肥肉给到地方”，所谓瘦肉是从增长方式上来看增长潜力低的中央拿来，收入增长潜力大的是所谓肥肉，那么给地方。但是这十几年下来经济体制有所变化，经济增长飞跃发展，环境有了变化，税源就有了此涨彼消的变化，瘦肉变肥肉、肥肉变瘦肉，所以集中度也发生了变化。[14:45]
[李扬]:目前中央集中很多，过程中需要转移支付，体制性的转移支付比较小，是单项的项目进行转移支付，这里面显得是使跑部前进成为一个诟病的现象，这都和财政集中度有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财政集中度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你设计指标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个很可能它是这样一种情况，它不像比如说财政民主化肯定是越高越好，法制化是越高越好，干预度不一定，非盈利化肯定也是越低越好，这里面恐怕有一些指标可以进一步仔细的研究。[14:46]
[李扬]:我没有仔细看，就是走马观花，而且是刚刚观了一下，好在过去我知道这么一点事，我就讲这么一点。总的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而且这项工作科学性是能够保证的，希望今后进一步的努力，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建设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的财政体系已经是当务之急。下一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是很重要的内容，不可或缺，而且财政体制改革突出它的公共性是要点。在这方面我们也是做出贡献的。[14:46]
[李扬]:我就讲这几点，不对请大家批评指证。[14:51]

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