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位专家点评都很好的，对竞争力报告的评价我都同意。鹏飞做了14本，坚持了14年不容易，而且今年的选题挺好，有一些新的指标。刚才听了这个以后，讲五个观点。第一，今年我们竞争力这个报告的主题是新引擎、多中心、群网化的城市体系。这个多中心、群网化，过去好多年以前，我就是主张多中心网络开放，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后来参与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的时候，还把多中心网络开放这个思想写到了规划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思想是一致的，多中心群网化、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多中心网络开化，我的意思就是多中心网络状的结构，为什么未来是中国主要的空间形态呢？这跟我们的法典阶段有关系。1988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区域开笔理论问题，当时就写了根据发展阶段，落后地区增长开放，发展中地区演出开放，较发达地区网络状的开放。我们去年的GDP是8000美元左右，我们已经稳步进入了中等收入的阶段。:
工业化发展来看，中国进入整体工业化后期阶段，下一步提高工业化质量。城镇化来看，去年我们城镇化率是56.1%，我们已经进入了城镇化中期的快速减速阶段，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也是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所以从方方面面来看，我们现在提多中心群网化也好、多中心网络段也好，刚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个观点。昨天我们也在广州那边开会，跟我们这个都差不多，有些叫多极网络化，我叫多中心网络化，鹏飞这里叫多中心群网化，都是说明了一个意思。
第二，听了以后，包括我们现有的研究，感觉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是城市规模越大，我们的综合竞争力的指数就越高，我们“城市病”的指数也就越高。就是说竞争力排在靠前的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城市，这也反映我们现在这些年，地方政府要提高竞争力，都是把城市规模做得很大，把县改为区，把市改为区，越搞越大，就是做大规模，“摊大饼”。城市搞得那么大，像北京又出现了城市的“膨胀病”，这里面的原因在哪儿？我认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到目前为止，中央也好、地方也好，中国公共资源的配置还是大城市的偏向，这个我们做过测算，人均公共资源跟我们的行政等级是有关系的，你是首都，人均资源就要高于一般的省会城市，省会城市就要高于地级市，地级市就要高于县级市，跟我们的城市规模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资源的配置是一种大城市的偏向，我们大城市拿到的资源、争取到的各方面资源就相对比较多。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在统计上面计算城市规模效益的时候，统计核算上有一种偏差，比如说北京南水北调，北京严重缺水，张家口把水调过来了，但是我们给张家口的补偿很少。我们南水北调，每吨水调水的成本是8块钱，但是这8块钱是靠全国14亿人民分摊的，北京用水的价格并没有得到反映，这种资源的价格因素，在现有的统计口径里面没有反映出来。还有一个是环境的问题，我们都说北京雾霾，空气不好，甚至还说雾霾可能影响妇女的生育，等等一系列，但是雾霾这一系列的因素，在我们计算的经济指标里面并没有反映出来。前段时间，给我评一个城市规模效益的报告，最后测算的结果，根据我们现有的统计数据，测算的结果说，中国城市的最优规模是两千七百万，那显然就是说，目前为止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能达到这个最佳规模。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也不是说我们理论错了、方法错了，可能是我们统计的口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城市规模大，竞争力指数高，“城市病”的指数也高，这样一种相关性比较高的，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这些年来，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有些强调要发展大城市，有些强调要发展小城市，有些要发展中等城市，不同的争论。我认为，这些争论实际上意义不大，我们今年的竞争力报告，实际上大中小城市各有优劣，它是一个城镇体系，它在城镇体系中承担的作用，所起到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我只要大城市不要中小城市，只要小城市不要大城市，它是一个体系，大中小城市都是存在的，承担的功能不一样，只是说我们这种城市体系，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当然，过去说城镇体系、人口的规模结构是金字塔型的，这是我们过去典型的传统的观点，今天我们倪鹏飞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说可能是一种“哑铃型”的，高国力部长又提出了一种“纺锤型”的，这只是形态不一样，不管哪一种形态，我觉得都是一种城镇体系。既然是城镇体系，就是我们的大中小城市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优势，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
当然，在这里面，比如说中心城市，有些城市可能是世界的中心城市，有些是国家的中心城市，有些是区域的中心城市。我们现在说北京、上海都要打造世界城市，实际上世界城市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世界中心城市，我倒觉得，北京也好、天津也好，能不能成为世界中心城市，它不取决于北京和上海，而取决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只要我们的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有地位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两个，甚至包括香港，两到三个、四个世界中心城市，纽约有好、伦敦也好，之所以成为世界城市，是因为美国英国经济在世界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它的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假如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中国不可能出现世界城市。究竟是北京、上海还是香港三个城市谁能成为世界城市，那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城市体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四个观点，城市的等级与城市的网络并不矛盾。就是说，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本身就能够形成一种网络。刚才也讲了，过去我们提出多中心、网络型的空间结构，中央也提出来未来推进城镇化，城市群是一个主体形态，我们也曾经提出一个构想，就是多中心网络开放的构想，多中心就是提出三级城市群，第一是世界级的城市群。根据我们的研究，在2020年以前，我们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有可能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在2030年以前，或者2040年以前，我们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可能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第二个层面是国家级的城市群，有一批。第三个层面是区域级的城市群，这个就是依靠三个等级的城市群作为国家级的增长极，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三极中心。
还有网络开发，从空间开发的角度来说，提出了四纵四横的结构，国家重点开发主轴线，四条纵向的线，一个是远海、二是京广、三是京九，四是从包头到西安，到成都，一直到南宁去的，是三条南北向的国家级重点开发路线。还有一个，长江经济带，还有丝路经济带，沪昆线，从上海到杭州到贵阳到昆明去的，这是未来国家重点开发的途线。第四条重点开发途线，就是从青岛到济南、到石家庄，到太原，一直往西走这么一条重点开发途线。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多中心、网络的开发，形成多中心网络状的结构，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假如这种多中心网络结构能够形成的话，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十到二十年左右的高度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五点，简单谈一下我们的城市体系跟分工是结合在一起的。应该说，处于顶级的城市是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底层的中小城市应该是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但是现在我们的大中小城市的分工，有一种趋同发展倾向，比如说北京、武汉这种大城市都在搞一些中低端的产业，我们把中小城市的机会占有了，所以，一方面带来这些大城市的膨胀，一方面抢占了中小城市发展的机会。所以，下一步要强化城市体系，大中小城市功能的分工，北京、武汉这种大城市，就是要去功能化，北京搞那么多中心干吗？北京现在又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又是金融中心，又是交通中心，又是文化中心，所有的中心都集中在这里，你不膨胀也很困难。所以我想，要去功能化，通过功能的疏散，来引导我们产业的疏散，依靠产业的疏散，来促进我们人口的分散，这样才能够治理大城市病，同时也给中小城市留出一些发展的空间，留出一些发展的机会。这样的话，城市体系里面就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产业分工格局。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就谈五个方面的观点，供大家参考。谢谢！-
工业化发展来看，中国进入整体工业化后期阶段，下一步提高工业化质量。城镇化来看，去年我们城镇化率是56.1%，我们已经进入了城镇化中期的快速减速阶段，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也是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所以从方方面面来看，我们现在提多中心群网化也好、多中心网络段也好，刚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个观点。昨天我们也在广州那边开会，跟我们这个都差不多，有些叫多极网络化，我叫多中心网络化，鹏飞这里叫多中心群网化，都是说明了一个意思。
第二，听了以后，包括我们现有的研究，感觉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是城市规模越大，我们的综合竞争力的指数就越高，我们“城市病”的指数也就越高。就是说竞争力排在靠前的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城市，这也反映我们现在这些年，地方政府要提高竞争力，都是把城市规模做得很大，把县改为区，把市改为区，越搞越大，就是做大规模，“摊大饼”。城市搞得那么大，像北京又出现了城市的“膨胀病”，这里面的原因在哪儿？我认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到目前为止，中央也好、地方也好，中国公共资源的配置还是大城市的偏向，这个我们做过测算，人均公共资源跟我们的行政等级是有关系的，你是首都，人均资源就要高于一般的省会城市，省会城市就要高于地级市，地级市就要高于县级市，跟我们的城市规模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资源的配置是一种大城市的偏向，我们大城市拿到的资源、争取到的各方面资源就相对比较多。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在统计上面计算城市规模效益的时候，统计核算上有一种偏差，比如说北京南水北调，北京严重缺水，张家口把水调过来了，但是我们给张家口的补偿很少。我们南水北调，每吨水调水的成本是8块钱，但是这8块钱是靠全国14亿人民分摊的，北京用水的价格并没有得到反映，这种资源的价格因素，在现有的统计口径里面没有反映出来。还有一个是环境的问题，我们都说北京雾霾，空气不好，甚至还说雾霾可能影响妇女的生育，等等一系列，但是雾霾这一系列的因素，在我们计算的经济指标里面并没有反映出来。前段时间，给我评一个城市规模效益的报告，最后测算的结果，根据我们现有的统计数据，测算的结果说，中国城市的最优规模是两千七百万，那显然就是说，目前为止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能达到这个最佳规模。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也不是说我们理论错了、方法错了，可能是我们统计的口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城市规模大，竞争力指数高，“城市病”的指数也高，这样一种相关性比较高的，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这些年来，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有些强调要发展大城市，有些强调要发展小城市，有些要发展中等城市，不同的争论。我认为，这些争论实际上意义不大，我们今年的竞争力报告，实际上大中小城市各有优劣，它是一个城镇体系，它在城镇体系中承担的作用，所起到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我只要大城市不要中小城市，只要小城市不要大城市，它是一个体系，大中小城市都是存在的，承担的功能不一样，只是说我们这种城市体系，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当然，过去说城镇体系、人口的规模结构是金字塔型的，这是我们过去典型的传统的观点，今天我们倪鹏飞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说可能是一种“哑铃型”的，高国力部长又提出了一种“纺锤型”的，这只是形态不一样，不管哪一种形态，我觉得都是一种城镇体系。既然是城镇体系，就是我们的大中小城市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优势，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
当然，在这里面，比如说中心城市，有些城市可能是世界的中心城市，有些是国家的中心城市，有些是区域的中心城市。我们现在说北京、上海都要打造世界城市，实际上世界城市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世界中心城市，我倒觉得，北京也好、天津也好，能不能成为世界中心城市，它不取决于北京和上海，而取决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只要我们的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有地位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两个，甚至包括香港，两到三个、四个世界中心城市，纽约有好、伦敦也好，之所以成为世界城市，是因为美国英国经济在世界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它的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假如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中国不可能出现世界城市。究竟是北京、上海还是香港三个城市谁能成为世界城市，那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城市体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四个观点，城市的等级与城市的网络并不矛盾。就是说，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本身就能够形成一种网络。刚才也讲了，过去我们提出多中心、网络型的空间结构，中央也提出来未来推进城镇化，城市群是一个主体形态，我们也曾经提出一个构想，就是多中心网络开放的构想，多中心就是提出三级城市群，第一是世界级的城市群。根据我们的研究，在2020年以前，我们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有可能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在2030年以前，或者2040年以前，我们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可能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第二个层面是国家级的城市群，有一批。第三个层面是区域级的城市群，这个就是依靠三个等级的城市群作为国家级的增长极，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三极中心。
还有网络开发，从空间开发的角度来说，提出了四纵四横的结构，国家重点开发主轴线，四条纵向的线，一个是远海、二是京广、三是京九，四是从包头到西安，到成都，一直到南宁去的，是三条南北向的国家级重点开发路线。还有一个，长江经济带，还有丝路经济带，沪昆线，从上海到杭州到贵阳到昆明去的，这是未来国家重点开发的途线。第四条重点开发途线，就是从青岛到济南、到石家庄，到太原，一直往西走这么一条重点开发途线。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多中心、网络的开发，形成多中心网络状的结构，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假如这种多中心网络结构能够形成的话，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十到二十年左右的高度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五点，简单谈一下我们的城市体系跟分工是结合在一起的。应该说，处于顶级的城市是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底层的中小城市应该是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但是现在我们的大中小城市的分工，有一种趋同发展倾向，比如说北京、武汉这种大城市都在搞一些中低端的产业，我们把中小城市的机会占有了，所以，一方面带来这些大城市的膨胀，一方面抢占了中小城市发展的机会。所以，下一步要强化城市体系，大中小城市功能的分工，北京、武汉这种大城市，就是要去功能化，北京搞那么多中心干吗？北京现在又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又是金融中心，又是交通中心，又是文化中心，所有的中心都集中在这里，你不膨胀也很困难。所以我想，要去功能化，通过功能的疏散，来引导我们产业的疏散，依靠产业的疏散，来促进我们人口的分散，这样才能够治理大城市病，同时也给中小城市留出一些发展的空间，留出一些发展的机会。这样的话，城市体系里面就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产业分工格局。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就谈五个方面的观点，供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