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李扬院长讲过，我们媒体和社会大众可能对我们的排名是比较关心的，我们的学者、专家对排名背后的故事是比较关心的。王雨飞博士主要把排名的情况重点讲一下，我针对排名背后的故事和一些规律发现给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拿近三年的数据库进行了纵向的比较。从2012年-2014年，拿近三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三年之内均值有一个大的提高，2012年0.088到2013年0.103，再到2014年0.112，在均值方面有一个大的提升，但是变异系数在2012年是1.131变成1.113，再就是1.066。从均值的增大和变异系数的缩小，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在近三年来，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总体水平有一个稳步的提升，但是城市间的差距在逐步的缩小。
第二，可持续竞争力呈现出区域类的现象。在近三年是先降后升，从2012年0.393降到2013年0.303，从2014年小幅回升到0.304，可持续竞争的均值情况是先降后升，但是城市之间可持续发展差距是在逐步的扩大。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012年0.345到0.502，再到0.552，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升。这也是我们需要引起关注一个现象。另外，我们从空间分布规律也做了一个比较，把中国城市距离中国最近的港口的距离，距海的距离我们作为横轴，纵轴用综合经济竞争力做一个理合，可以发现新经济学“倒X”规律在我们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当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距海距离在500公里是一个单调递减的规律，在500公里这个拐点到1000公里之内有一个小幅度回升，1000公里以上又出现单调递减的规律。这是我们综合经济竞争力空间分布规律状况。
再从可持续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是呈现出一种正U型的规律，随着距海距离增加，是先递减后递增。第三个发现，中国特色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我们经常提到这个库兹涅兹曲线，也是一个倒U型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是先增加后减少，但是我们用竞争力数据进一步得到一个发现，横轴是用综合的增量竞争力。在过去一年中，各个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比如北京增长7%或者8%，我们用北京GDP总量来乘以增速，可以得出一个综合的增量。过去一年中，中国城市发展的快慢程度跟环境质量有一个倒U型的规律，在综合增量比较低的城市上是这样，随着综合增量的增加也是先增加后减少的规律。
这说明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或者过慢，环境质量改善程度都不是太高，所以适度发展对环境来说应该是一个最优的选择。第四个发现，前几天我们中心做了一个讨论会，针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我们也有一些思考。在最近几年，因为面临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是下滑的，但是从就业人数来看是逐步的提升，从2010年到2014年虽然经济增速在下滑，但是新增城镇就业人数是逆势上行。李克强总理有一句话，我们可以转述一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带动一百万的就业，但是同样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130-150万人的就业水平。所以，虽然经济增速在下滑，但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在逐步的增高，逐步的逆势上行。”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发现，内部的转型升级是在悄悄的进行，虽然我们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从数据来看，倪老师总结深圳，叫轻舟已过万重山，有些率先转型的城市收到一些比较好的效果，同样用创新要素，相关系数在0.721，高度显著并且显著正相关。所以，我们创新要素对综合经济竞争力提升也是比较显著的，这是我们对中国城市目前转型发展利好的因素。
随着转型发展，我们也总结了两个模式，在前两天的讨论会里面提到了。第一，以深圳为代表的创新驱动；第二，以苏州为代表的演化升级。深圳模式最近总结的比较多，用数据库和专业的视角对深圳转型也作了一些发现和研究。深圳是在全国单位面积里面单位面积经济产出最高的一个城市，同时是万元GDP水耗、能耗最低的城市，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在全国的副省级城市当中生态环境最好的，产品质量合格率，还有市民的质量满意度在大中城市中属于领先水平。所以，率先转型也是能够掌握发展先机的。
第二个模式就是苏州模式。苏州模式和深圳模式不一样，深圳模式是瞄准新产业和新业态，然后集成公关，苏州模式是一种演化升级的模式，升级经历了“三步走”的规律。一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以乡镇企业大发展，我们总结的是“苏南模式”，苏州可能是当时“苏南模式”的代表。二是在1994年之后，利用中心工业园的契机大力推行工业园区建设，第二个转型也是比较成功的。三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苏州市政府提出来“腾龙换凤”的策略，收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随着中国城市的转型，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我们新型城镇化在2014年迎来一个重要的节点之年，我认为2014年意义不下于2011年，因为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这个50%我们分析是有水分的，因为加入了农村大学生进入城市，也被纳入城镇化的人口。城镇的无业人员也被纳入城镇化率，但是2014年城镇化率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化率，2014年城镇就业人口达到50.9%，首次超过了农村。所以，2014年应该在意义上来说，比2011年在城镇化里面意义更大。
第二个就是新型城镇化重大的会议、重大的决议，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在2014年集中的出台，我简单梳理了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提的“三个1亿人”，就是优先解决1亿人城镇外来务工人员。第二个1亿人是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第三个1亿人中西部地区的就近城镇化，这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
第二个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在2014年出台，这在国内外收到一个比较好的舆论效果，证明中国使新型城镇化的决心。
第三个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也是在2014年出台，还有一个就是新型城镇化的试点，这个试点工作虽然在2015年全面展开，但是一些重要的决议、文件，还有讨论、方案，试点工作的具体计划，都是在2014年完成的。所以，我认为2014年是中国城镇化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2014年城市再发展转型中面临一些问题，我简单罗列了一下，大致梳理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区域分化现象。我们经常讲房地产，中国的城市面临区域分化，但是我们城市竞争力在去年一年当中，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区域分化现象。这个区域分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面临巨大的分化。第二个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虽然刚才倪主任也讲到了东中一体，但是在去年当中，中部这个城市竞争力水平跟东部地区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差距程度特别是西部地区是在扩大的，中部地区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缩小。第三个就是行政级别，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我们去年也经常强调过，包括一些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还有一些省会城市，和其他地级市发展差距也是在明显扩大的。
还有一个差距，我们通过高铁导致的差距，我们进行了一些分析。中国目前通高铁的，刚才王雨飞博士把全国所有通高铁城市加起来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汇报，包括城际、城市中的高铁，她有一个汇总。我分析了一下，通高铁的城市，包括动车、城际，通高铁和不通高铁的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均值水平上高了71.15%，几乎已经在2/3倍以上了。通高铁的城市比不通高铁的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均值水平普遍高56.91%，这也是比较明显的差距。高铁时代的到来，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城市竞争力的马太效应。
第二，城市转型现在正在面临着高端挤压，低端蚕食的内外压力。所谓高端挤压，随着产业化技术逐渐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我们面临技术锁定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不把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战略的考虑。其中，更重要的是越来越接近它的技术前沿之后，他会面临一个跨国公司、一些自然的技术锁定，这和八十年代的日本面临着美国技术锁定原理是一样的。另外，低端蚕食，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优势逐步的丧失，怎么办？很多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可能会选择劳动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比如其他的金砖国家，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薄荷四国”，比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他们劳动力成本优势比现在金砖国家更具优势，所以他们会面临一个承接劳动力转移一个重要的地区。
第三，创业和创新。我们经常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事实上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和阻力的。首先，城市政府还是把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精力投向大企业和知名品牌，对草根创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力度关注不够，另外很多城市政府明显偏向于产业政策，数量化的一些刺激指标。
第四，造城运动和土地财政。在过去的一年中也是面临很大的阻力，首先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地方官员的落马，也是宣布了传统模式化的破产。另外是摊大饼式的发展，中国城市密度加密，是需要增加密度还是分散密度，这是经济空间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分成两派意见，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第五，生态环境问题。去年，我们把我们的数据，包括住建部和环保部的数据进行了汇总，包括大拆大建导致建筑垃圾的增加，“十二五”每年大约是40%，新增的碳排放量大约是10%的水平。2014年74个重点监测城市中66个城市污染物超标，土壤超标率16.1%。
去年对舆论媒体对环境状况、公众舆论异常关注，呼声越来越强烈，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很多媒体和精英人士对我们新环保法和环境保护质量的改善寄予了厚望，认为2015年将成为中国环保的分水岭，我们拭目以待，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谢谢大家。
第一，拿近三年的数据库进行了纵向的比较。从2012年-2014年，拿近三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三年之内均值有一个大的提高，2012年0.088到2013年0.103，再到2014年0.112，在均值方面有一个大的提升，但是变异系数在2012年是1.131变成1.113，再就是1.066。从均值的增大和变异系数的缩小，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在近三年来，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总体水平有一个稳步的提升，但是城市间的差距在逐步的缩小。
第二，可持续竞争力呈现出区域类的现象。在近三年是先降后升，从2012年0.393降到2013年0.303，从2014年小幅回升到0.304，可持续竞争的均值情况是先降后升，但是城市之间可持续发展差距是在逐步的扩大。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012年0.345到0.502，再到0.552，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升。这也是我们需要引起关注一个现象。另外，我们从空间分布规律也做了一个比较，把中国城市距离中国最近的港口的距离，距海的距离我们作为横轴，纵轴用综合经济竞争力做一个理合，可以发现新经济学“倒X”规律在我们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当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距海距离在500公里是一个单调递减的规律，在500公里这个拐点到1000公里之内有一个小幅度回升，1000公里以上又出现单调递减的规律。这是我们综合经济竞争力空间分布规律状况。
再从可持续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是呈现出一种正U型的规律，随着距海距离增加，是先递减后递增。第三个发现，中国特色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我们经常提到这个库兹涅兹曲线，也是一个倒U型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是先增加后减少，但是我们用竞争力数据进一步得到一个发现，横轴是用综合的增量竞争力。在过去一年中，各个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比如北京增长7%或者8%，我们用北京GDP总量来乘以增速，可以得出一个综合的增量。过去一年中，中国城市发展的快慢程度跟环境质量有一个倒U型的规律，在综合增量比较低的城市上是这样，随着综合增量的增加也是先增加后减少的规律。
这说明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或者过慢，环境质量改善程度都不是太高，所以适度发展对环境来说应该是一个最优的选择。第四个发现，前几天我们中心做了一个讨论会，针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我们也有一些思考。在最近几年，因为面临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是下滑的，但是从就业人数来看是逐步的提升，从2010年到2014年虽然经济增速在下滑，但是新增城镇就业人数是逆势上行。李克强总理有一句话，我们可以转述一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带动一百万的就业，但是同样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130-150万人的就业水平。所以，虽然经济增速在下滑，但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在逐步的增高，逐步的逆势上行。”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发现，内部的转型升级是在悄悄的进行，虽然我们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从数据来看，倪老师总结深圳，叫轻舟已过万重山，有些率先转型的城市收到一些比较好的效果，同样用创新要素，相关系数在0.721，高度显著并且显著正相关。所以，我们创新要素对综合经济竞争力提升也是比较显著的，这是我们对中国城市目前转型发展利好的因素。
随着转型发展，我们也总结了两个模式，在前两天的讨论会里面提到了。第一，以深圳为代表的创新驱动；第二，以苏州为代表的演化升级。深圳模式最近总结的比较多，用数据库和专业的视角对深圳转型也作了一些发现和研究。深圳是在全国单位面积里面单位面积经济产出最高的一个城市，同时是万元GDP水耗、能耗最低的城市，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在全国的副省级城市当中生态环境最好的，产品质量合格率，还有市民的质量满意度在大中城市中属于领先水平。所以，率先转型也是能够掌握发展先机的。
第二个模式就是苏州模式。苏州模式和深圳模式不一样，深圳模式是瞄准新产业和新业态，然后集成公关，苏州模式是一种演化升级的模式，升级经历了“三步走”的规律。一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以乡镇企业大发展，我们总结的是“苏南模式”，苏州可能是当时“苏南模式”的代表。二是在1994年之后，利用中心工业园的契机大力推行工业园区建设，第二个转型也是比较成功的。三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苏州市政府提出来“腾龙换凤”的策略，收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随着中国城市的转型，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我们新型城镇化在2014年迎来一个重要的节点之年，我认为2014年意义不下于2011年，因为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这个50%我们分析是有水分的，因为加入了农村大学生进入城市，也被纳入城镇化的人口。城镇的无业人员也被纳入城镇化率，但是2014年城镇化率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化率，2014年城镇就业人口达到50.9%，首次超过了农村。所以，2014年应该在意义上来说，比2011年在城镇化里面意义更大。
第二个就是新型城镇化重大的会议、重大的决议，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在2014年集中的出台，我简单梳理了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提的“三个1亿人”，就是优先解决1亿人城镇外来务工人员。第二个1亿人是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第三个1亿人中西部地区的就近城镇化，这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
第二个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在2014年出台，这在国内外收到一个比较好的舆论效果，证明中国使新型城镇化的决心。
第三个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也是在2014年出台，还有一个就是新型城镇化的试点，这个试点工作虽然在2015年全面展开，但是一些重要的决议、文件，还有讨论、方案，试点工作的具体计划，都是在2014年完成的。所以，我认为2014年是中国城镇化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2014年城市再发展转型中面临一些问题，我简单罗列了一下，大致梳理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区域分化现象。我们经常讲房地产，中国的城市面临区域分化，但是我们城市竞争力在去年一年当中，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区域分化现象。这个区域分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面临巨大的分化。第二个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虽然刚才倪主任也讲到了东中一体，但是在去年当中，中部这个城市竞争力水平跟东部地区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差距程度特别是西部地区是在扩大的，中部地区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缩小。第三个就是行政级别，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我们去年也经常强调过，包括一些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还有一些省会城市，和其他地级市发展差距也是在明显扩大的。
还有一个差距，我们通过高铁导致的差距，我们进行了一些分析。中国目前通高铁的，刚才王雨飞博士把全国所有通高铁城市加起来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汇报，包括城际、城市中的高铁，她有一个汇总。我分析了一下，通高铁的城市，包括动车、城际，通高铁和不通高铁的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均值水平上高了71.15%，几乎已经在2/3倍以上了。通高铁的城市比不通高铁的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均值水平普遍高56.91%，这也是比较明显的差距。高铁时代的到来，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城市竞争力的马太效应。
第二，城市转型现在正在面临着高端挤压，低端蚕食的内外压力。所谓高端挤压，随着产业化技术逐渐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我们面临技术锁定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不把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战略的考虑。其中，更重要的是越来越接近它的技术前沿之后，他会面临一个跨国公司、一些自然的技术锁定，这和八十年代的日本面临着美国技术锁定原理是一样的。另外，低端蚕食，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优势逐步的丧失，怎么办？很多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可能会选择劳动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比如其他的金砖国家，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薄荷四国”，比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他们劳动力成本优势比现在金砖国家更具优势，所以他们会面临一个承接劳动力转移一个重要的地区。
第三，创业和创新。我们经常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事实上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和阻力的。首先，城市政府还是把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精力投向大企业和知名品牌，对草根创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力度关注不够，另外很多城市政府明显偏向于产业政策，数量化的一些刺激指标。
第四，造城运动和土地财政。在过去的一年中也是面临很大的阻力，首先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地方官员的落马，也是宣布了传统模式化的破产。另外是摊大饼式的发展，中国城市密度加密，是需要增加密度还是分散密度，这是经济空间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分成两派意见，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第五，生态环境问题。去年，我们把我们的数据，包括住建部和环保部的数据进行了汇总，包括大拆大建导致建筑垃圾的增加，“十二五”每年大约是40%，新增的碳排放量大约是10%的水平。2014年74个重点监测城市中66个城市污染物超标，土壤超标率16.1%。
去年对舆论媒体对环境状况、公众舆论异常关注，呼声越来越强烈，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很多媒体和精英人士对我们新环保法和环境保护质量的改善寄予了厚望，认为2015年将成为中国环保的分水岭，我们拭目以待，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