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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珺:《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作者序)》

发表于 majun

  本书选择以《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作为标题,是为了突出与正统财政学(orthodox public finance)的不同之外,同时,也是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建立起关联。传统上,财政学既不包含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理论,也不涉及相关的供给理论。公共物品与服务不是这一分支学科的重心所在。价格理论已在财政学中得到了相当直接的应用,但其科学成分仅限于推测个人和企业对于财政制度的反应。一位来自外部空间的学者,如果在后马歇尔时代光临地球,当他熟读财政学英文文献之后,也有可能得出如下结论,即政府完全外在于其公民而存在; 它们向个人和企业征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国家更富有;他也有可能认为,实证财政学就是要推测税收的效应,规范财政学(尽管其中不乏实证因素)则旨在就应当如何征税提供意见。

  马歇尔经济学(Marshallian economics)主要是关于私人物品供求及其交易组织(即市场)的理论。传统财政学借鉴马歇尔经济学中的效用主义来发展自身,却只承袭了效用主义谬论中国家干预的理念。早期的欧洲大陆学者,曾尝试将经济理论不仅应用到私人物品领域,还应用到公共物品领域,然而,英语世界学者囿于语言局限,对此视若无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萨克斯(Sax)、潘塔莱奥尼(Pantaleoni)、德维蒂·德马尔科(de Viti de Marco)、马佐拉(Mazzola)、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等人、最重要的是,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思想,在英美著作中几乎完全被忽视。

  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在R. A.马斯格雷夫(R. A. Musgrave)、霍华德·鲍温( Howard Bowen)、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J.G.黑德( J.G. Head) 以及其他人的努力下,这一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借助于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学者的努力,公共物品和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理论诞生了。现在这一理论正开始在(特别是1950年代中期以来写就的)初级财政学教科书中取得一席之地。然而其独立、系统的阐释尚未问世,这成为本书写作的动因。

  无需在此自称这是一本正统的初级教科书,即使分析的难度没有增加,但也必然存在不同之处。一定程度的复杂经济分析是必要的,熟悉理论福利经济学将会很有用。在可能的地方我已试着阐述得仔细一些。我不能说这是一个新理论,但我本人的见解和理论结构的安排,不同与这一领域的其他学者。就此而言,这一理论是我所独有的,我不做任何方法论客观主义(methodological objectivity)立场的尝试。我也决不声称,本书没有任何分析上的错误。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尚未被广为接受。因此它仍然令人充满兴趣,出于同样的原因,理论家也有出错的可能。

  1957-1968年间我在弗吉尼亚大学为二年级研究生开设研讨班,本书即以研讨班上的讲课内容为蓝本。每年我都对讲义进行修订,我希望能够不断完善。在这期间,我的1961-1962学年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这本书的原稿最初写成于1961年秋季,那时我正在剑桥大学主持一个为期八讲的讲座。呈现在这里的版本,实际上完成于1964-1965 和1965-1966学年度,以及1966年的夏天。及至书稿最终改定,则已经到了1966和1967两年之交了。

  应当感谢参加了我的研讨班的研究生,在那期间围绕指定的阅读主题,我要求他们每周完成一篇论文,其中常常涉及繁琐的分析细节,显然给他们增加了压力,这些论文成为本书的基本分析素材。十年来研究班上的学生尤其应当提及的有托马斯·博彻丁(Thomas Borcherding)、 奥托·A. 戴维斯(Otto A. Davis)、埃米利奥·贾尔迪纳(Emilio Giardina)、 查尔斯·戈茨(Charles Goetz)、马克·波利(Mark Pauly)、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 克雷格·斯塔布尔宾(Craig Stubblebine)和里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即使在毕业之后,他们还几乎都对本书初稿的全文做了建设性的评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 G. 黑德(J. G. Head)、佛罗里达大学的米尔顿·卡福利斯(Milton Kafoglis)、杜克大学的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以及赖斯大学的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都在不同阶段提出了很有帮助的修改意见。蒂伯·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不仅提出具体且有益的修改建议,还鼓励将这本书付梓出版。1960年代所有参加过在劳斯楼(Rouss Hall)举办的学术活动的人员,尤其是我,都要感谢贝蒂·蒂尔曼(Betty Tillman)女士,感谢她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她通常承担的秘书工作。1966年夏天我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萨拉塔·甘格拉(Subrata Ganguly)在编录索引方面提供了帮助,亦在此致谢。 

  J. M. 布坎南

  夏洛茨维尔

  1967年2月

  来源:《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詹姆斯·M.布坎南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