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从十个方面阐述了这些历史经验，其中之一是坚持中国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最初效仿苏联，走“城市包围农村”的夺取政权之路。这条道路探索中的挫折，让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立足国情，中国共产党人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因此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在经济工作中更是坚持中国道路，克服了各种困难，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辉煌成就。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坚持中国道路，正阔步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让经济建设前进的道路更加宽广。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建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计划经济体制，一路披荆斩棘，建成基本独立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在成立后用很短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进入“一五”计划时期。在“一五”时期，中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重点项目建设，奠定了新中国工业的基础。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支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计划手段对于资金稀缺国家集中资金办大事有优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通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宏观经济稳定道路。
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形式在实施中也不断变化。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一报告内容丰富，其中与经济相关的六大关系分别是：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这些关系的处理均立足国情，抓住矛盾问题的主要方面，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计划经济体制在探索中也遭遇挫折，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激活。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易大起大落，最终导致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受封闭经济的影响，中国未能充分享受全球经济分工所带来的收益。
认识决定高度，同时认识能否有效转化为实践，还需要国内外各种条件的配合，但中国共产党人对实践的探索不停止。条件一旦具备，改革开放就开始起步，党的中心工作也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选择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市场活力不断地得到释放。经济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走出一条管用的道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每一个概念的提出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界定，都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经济改革的积极探索。中国经济奇迹因此出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需要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营企业改革等渐次推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催生非公有制经济经营主体。更多的经营主体，更加灵活的经营机制，更加完善的经营环境，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正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后，随着1994年以来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国有企业等多个经济领域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得以形成，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容易。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经济改革的依据，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寻找可供参考的道路；从西方国家市场运行机制中寻找可供借鉴之处，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那里得到技术援助。没有哪一种理论和实践做法未经改变，就可以直接用于中国。事实是，中国摆脱理论的僵化理解，综合借鉴各国做法，立足国情，经济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才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市场化改革才真正摆脱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
经济建设并非一帆风顺。1993年和1994年，面对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党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决策，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国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再次得到充分证明。党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定后市场型财政政策的首次实施。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2003年抗击“非典”反映出中国快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严重，而且这不是局部现象，需要从全局的、战略的，甚至是政治的高度上来思考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的成功与对外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国经受住世界市场的挑战，抓住全面参与世界经济的机遇，越来越习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发展中国经济，与全球共享红利。2008年经济形势复杂，中国宏观调控从“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转向“一保一控”（保增长、抑通胀），再转向“保增长、扩内需”。这一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及时对宏观经济政策作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从而促进和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 新时代经济建设道路的选择
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已有所下降，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重视量的增长到更加重视质的提升，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所组成的新发展理念。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建设上做了许多过去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所涉及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哪一项任务的落实都不容易，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用自我革命的精神，努力去完成任务，让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经过努力，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加清新，污染防治攻坚战已取得重大进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在持续推进中。
在经济领域，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扎实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是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举措。中国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在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金融风险等取得进展。统筹安全与发展，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让中国经济遇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艰难的挑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方面抓疫情防控，一方面抓经济发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目标。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2%，是这一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中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大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大国，中国有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条件，这符合大国经济发展规律，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选择。同时，中国绝不封闭自己，而是坚持对外开放，国门越开越大。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前进的道路不可能平坦，中国仍然需要应对各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有的已经到来，有的需要未雨绸缪。中国必须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的解决为导向，不断提高驾驭经济的能力，适应数字经济、转型社会、全球经济治理等多方面的挑战，走出一条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经济建设道路。
四、 新时代经济建设中的三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本文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新华社2021年12月11日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动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需要正确处理好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一方面要鼓励创造财富，另一方面要防止两极分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按劳分配的效果如何与就业密切相关。为此，需要强化就业优先导向，让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分配的调节，应各就其位，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领域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按此要求，“提低”“扩中”的任务压力仍然较大。社保、转移支付应该在“提低”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相应的保障标准，让社会共享发展的红利。税收制度可以在“扩中”上发力。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不能以静态的标准来衡量，应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个人所得税制度可通过税档和级距优化，让中等收入群体更快成长。对于超高收入群体（如收入在前0.5%或1%的群体）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设定在较高的水平上，以体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对于灰黑色收入，则应区分收入来源，通过罚款、没收等形式，通过非法手段致富的，应通过没收、罚款、罚金等方式予以调节，促进收入机会的均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改善公共服务，不仅可以让人民享受到更多的精神财富，而且可以减少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实现共同富裕也离不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财富水平的增长，愿意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和社会群体越来越多，公益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应作进一步优化，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阻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其他障碍也应一一拆除。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富裕，而且包括精神财富的富裕。在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精神财富层面的富裕问题会变得更加重要。从政策面上，要注意文化等方面的投入，让最终实现的共同富裕内涵更加丰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所有公共政策都是有成本的，政策的实施要考虑财力约束因素，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同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同公平状况说明实现共同富裕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必须立足国情，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二）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
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行为不能没有章法，否则消极作用就可能大于积极作用，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
资本行为有规律，要在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的基础上，认识和把握其行为规律。资本本性是逐利，逐利本无可厚非，但应遵守市场规则，应在合理的市场秩序下进行。为此，要对资本逐利行为加以引导。
随着数字经济等新经济的兴起，资本行为规律似乎有了变化。实际上，资本特性没有变化，资本行为规律也没有根本性变化，但由于资本行为的实施条件发生了变化，资本行为的经济社会影响放大，资本行为所依赖的平台经济“赢者通吃”趋势越发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资本行为的有效监管。要对资本行为方式有更密切的跟踪，充分把握资本行为模式，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既不影响资本合规合法运作，又不让资本的消极作用扩散；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平台经济的发展让平台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即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平台建设如果一开始是资本投入的结果，那么资本运行就需要成本的补偿，就会要求对平台的使用收费。平台收费高低以及垄断性质的界定都存在不少争议。收费低，平台可能无法运行；收费高，平台可能会受社会责难。平台还要面对阶段性问题。在平台建设的初始阶段，平台或通过低收费赢得市场竞争优势，但接下来就需要高收费来补偿资本投入，而当平台投入的资本得到充分补偿之后，平台运行的变动成本很低或接近于零，这时平台运行只要较低的收费就可以做到，但商业平台有盈利诉求。无论何时，从商业视角看，商业平台都有高收费的潜在愿望。这就需要直面平台的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矛盾，在平台经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寻找较好的均衡点。
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共性，也有个性。国有资本的参与可能表现出与私人资本不同的特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不同，从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目标出发，中国需要健全符合自身特色的资本监管模式，走出一条中国道路。
（三）金融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重大风险。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等各方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这是非常正确的决策。风险与收益应该相称，唯有如此，市场经济才能有序运行。
市场经济的成长和成熟过程，是市场秩序不断规范的过程。大型企业风险极容易转化为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一大着力点就是防范大企业风险。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不是帮助企业逃避责任的制度安排。有限公司的股东只就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但是企业责任及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需要进一步厘清。现实中，一些公司通过不规范运作，转移企业资金、业务收入和利润，抬高企业成本，掏空企业，让企业资不抵债。像这样的企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就绝不是公司一破产就可以了之的。
公司有限责任的前提是企业遵纪守法和正当经营。企业不规范运作，让企业利益受损，首先应该回溯相关责任方的责任。这里涉及的不仅仅包括企业外部债权人的权益，还有企业自身的权益和股东权益。企业有责任保护企业自身的资产，维护企业自身的权益，收回本应归属企业的资产权益。那些被各种资金转移所侵蚀的“空心化”企业，变成空壳公司，所进行的非规范运作，不外乎通过复杂程度不一的关联交易，导致企业实力大降，有的企业甚至走到破产边缘。
企业规模越大，问题越多，处理起来越不容易。“大而不倒”本为防范金融风险及相关的社会风险的选择，但某些不规范经营的大公司将之视为“护身符”。长此以往，经济领域的软预算约束就会蔓延开来，经济就会失去活力。有的大企业散布舆论，认为企业破产会有这样那样的大风险，却忘记反思企业经营成这样的自身原因。压实企业的责任，要不为企业破产“舆论”所主导。冤有头，债有主，企业责任不只是作为法人的企业之责任，更是企业的经营者、实际控制者以及企业相关利益者的责任。要厘清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企业风险，并据以决策。
强调企业自救的主体责任，是因为企业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最直接的责任人就是企业，企业自救的主体责任即使在有其他力量支持的条件下也不能减少。风险与收益必须相称，唯有如此，各种市场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形成，软预算约束问题才能解决。行业主管对本行业状况有更多的专业信息，可以利用信息优势以及主管的地位，对本行业的风险进行预警，对本行业的风险防范化解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对于行业主管应履职却未履职的，也要有相应的惩罚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监管一方面要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促进金融稳定。金融监管是否到位，与金融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是否规范，有密切关系。金融问题不仅是金融行业的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在金融行业的集中体现。金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未用好金融，结果可能放大经济风险。用更有效的办法处置金融风险，尽可能减少金融风险，减少经济社会损失，同时，健康的金融业可以更好地服务经济。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是现代金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监管能力，金融机关的责任才有更坚实的专业保障。
化解金融风险要有充足的资源。充足的资源，意味着相关各方要统筹资源，统一释放财力。就地方责任来说，重要的是利用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让地方资产更多地服务风险防范化解，而不能将责任上移。各地的风险如能做到自己承担，中央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做更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大事。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所拥有的资源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统筹资源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上还有一定空间。这些都要求中国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防范化解风险的道路。
作 者：杨志勇
简 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
刊 期：《财贸经济》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