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圣明等：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一）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它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方位和层次的对外开放。这里仅从经济学尤其国际贸易学的视角探讨这个战略的内涵、理论基础、基本要求及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国际环境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不过是商品（包括服务）交换关系。所谓国际经济秩序不过是国际交换秩序、市场竞争秩序。而这种商品交换关系或市场竞争秩序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采用何种模式？如何建立？中国政府提出的总战略、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过去称为平等互利，目前称为互利共赢，国内学术理论界则取名等价交换。这些称谓并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说透、说彻底。在理论上，应当说，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新应用。换言之,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是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在国际市场上，各国的商品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为什么能够相互比较和交换？比较的科学标准是什么？交换的合理依据在哪里？交换是平等互利的、双赢的，还是一方剥削另一方？对这些问题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都给出了科学回答。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不论在何国，或国际社会里，均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双方要按照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各自获取应得的利益。不论何时何地的商品及其主人——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国际价值规律面前一律平等。或者说，国际价值是双方交换的依据，是平等的尺度，是合理的标准。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这个基本要求，那就是维护和发展商品等价交换的正常关系和秩序；否则，就是破坏正常的国际交换关系和秩序。中国倡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在国际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正常的国际商品等价交换秩序。中国政府过去坚持平等互利，目前提倡 “双赢”、“多赢”、“共赢”，都是基于国际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符合这个规律要求的，因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尝。但是，有些发达国家并不遵守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按国际价值这个标准判断是非，而是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搅乱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秩序，从中渔利。

　　

　　1．国际价值规律的特点：等价交换掩盖着剥削 

　　

　　同国内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相比，国际市场经济中的国际价值规律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同一劳动时间内，不同国家的劳动创造不同量的国际价值 

　　

　　马克思写道：“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1]由此可知：生产率和劳动强度较低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显然处于不利地位，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

　　

　　（2）不同劳动时间内，不同国家创造相同数量的国际价值 

　　

　　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国家内，亏损和盈利是平衡的。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 “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2]。当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以三个劳动日同发达国家的一个劳动日进行交换，其中的剥削不言而喻。

　　

　　（3）双赢与剥削并存 

　　

　　既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为什么还要进入世界市场进行商品交换呢？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暂时落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3]简言之，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的出口方面吃亏，而在进口方面获利。正如马克思所说，“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是一国总是吃亏”。[4]既获利，又受剥削，这是当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真实情况的写照。

　　

　　如上所述，国际价值是各国商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等价交换的基础、尺度和平等的客观标准。这里所说的“等价”、“平等”就在于以同一个尺度——国际价值来衡量和判断。但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科技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同。因而，创造同量的国际价值则要花费很不相同的劳动时间，在发达国家可能仅用一个劳动日，而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耗费三个劳动日。这样，就出现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三个劳动日同一个劳动日相交换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出现，平等将转化为不平等，等价交换将转化为不等价交换，产生剥削行为，“价值转移”必然发生。这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的二律背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有的不理解这一点，主张保留等价交换，而同时消灭剥削、不平等、不等价等等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这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国际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规律即国际价值规律决定了一切国际法权都是表面的平等而事实上的不平等，表面的等价交换而事实上的剥削。既获利、又受剥削，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所决定的。要摆脱这种矛盾环境，消灭剥削，只有离开市场经济，否定国际价值及其运行规律。这在目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进入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市场、价值规律等消亡之后，事实上的真正平等，无剥削的的极乐世界，才会降临人间！当前的唯一办法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建设现代化的强国，争取早日消灭商品经济。

　　

　　2．国际价值理论是走向贸易强国的指路明灯 

　　

　　（1）三个劳动日交换一个劳动日的现实 

　　

　　我国按贸易规模而言，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贸易大国，但仍然不能称为贸易强国，主要原因在于，外贸仍是粗放增长方式，出品商品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者甚少；资本和技术 密集者少，而劳动、资源、能源密集型者多。据有关部门计算，我国出口8亿件衬衫换回的外汇，才能购买一架空客380的飞机。类似的情况还不少。它们说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正处于以我们的三个劳动日同他们的一个劳动日相交换的阶段。这种交换，既发挥了欧美国家的科技优势，又发挥了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双方都获利，即达到“双赢”，同时又含有不等价的剥削成分。这是当前条件下国际价值规律铁面无私的公平裁判，谁能奈何之？

　　

　　（2）一个劳动日交换一个劳动日的目标 

　　

　　按国际价值这个标准进行衡量，当前我国的三个劳动日在交换中可能等于欧美国家的一个劳动日。如果经过专家研究和计算，实际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我国为制造向欧美出口商品而消耗的劳动将有大约三分之二是无效劳动。换言之，如果我国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完成现在的出口贸易额，仅有三分之一的劳动消耗就够了。这说明，我国劳动数量潜力和质量潜力多么巨大啊！我们决不能停留在以三个劳动日交换欧美一个劳动日的阶段。但是，我们又不可能一步登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可否分三步走，划分三个阶段；目前处于三比一阶段。走完这个阶段至少还要20年时间。二比一阶段，这个阶段也需要20年时间，由中等发达国家迈向更高水平的发达国家，加速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最后是一比一阶段，届时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将与欧美持平，商品生产劳动消耗大体一致，中国真正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事实将证明，三比一转化为一比一的过程就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3）如何完成三比一向一比一的过渡 

　　

　　三比一向一比一的过渡，实际上是我国对外贸易由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增长，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完成这些质量型转变或过渡的关键在于，能否在科技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迅速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列宁曾说，社会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在这里可以说，社会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实现贸易强国的最根本条件。只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才能以同样的劳动时间创造出同他们一样的国际价值量，进而达到真正的等价交换。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时，不能单纯依靠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必须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在外贸方面，要真正落实“科技兴贸”战略，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

　　

　　（二）“五外”和谐新战略

　　

　　所谓“五外”是指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和外援。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这“五外”的开放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末，本人就根据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初步总结出这“五外”应如何协调的几点建议。[5]十年以后，又依据2008年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新教训新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努力开创“五外”新格局的问题。[6]根据科学观的要求，应把“五外”的关系再进一步提升到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高度。故本文将它们定位为“五外”和谐新战略。下面将阐明这个新战略的基本要点。

　　

　　1．外贸与外资关系的和谐问题 

　　

　　外贸与外资的关系可能要经历三个阶段，目前以外贸为主，外向投资为辅阶段；中期的二者大体相当阶段；后期外向投资为主，外贸为辅阶段。现在中国尚处于第一个阶段。如何走好第一阶段，并为走好第二、三阶段作准备，将是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从历史上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依靠外贸与外资（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这两条腿走向世界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揭示了这条路径。他写道：“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商品输出为主，而资本输出为辅；在垄断时期，则以资本输出为主，而以商品输出为辅。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世界也主要依靠这两条腿。当然，这两条腿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各自的性质不同，作用方式和后果不同但二者必须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则是相同的。

　　

　　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外贸与外资既有互补互利的方面，又有相互制约的地方。“三资”企业的进出口在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早已超过50%以上，占据半壁江山。可见，外资对外贸多么重要。外资结构合理与否，也会影响外贸平衡、外汇平衡的能力。当外资大量流入不创汇项目时，虽然可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但也会形成外汇供大于求的局面，迫使本币升值，形成本币高估，恶化贸易条件。在外贸与外资的关系方面，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外贸是“长腿”，而外向投资是短“腿”的问题；外贸中重出口轻进口的问题；外资中重引进外资轻向外投资问题；对外投资中重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而轻直接投资（绿地投资）。下面将逐一分析这些问题。

　　

　　在外贸与外资的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外贸“长腿”与对外投资“短腿”的问题。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2.9万亿美元，而向外直接投资仅3000亿美元左右，二者大约是10：1，相差悬殊。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原因并不是没有钱对外投资，而是对外投资结构严重失衡，把大量资本投向美国的国债和企业债券，仅把很少的资本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绿地投资）。因此，我国走向世界只能主要（甚至唯一）依靠对外贸易，使外贸依存度畸高。由于对外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高，占据了较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招致了一些国家的对华反倾销、反补贴。2008年爆发的危机，虽然“冠名”金融危机，但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并不大，更严重的冲击是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如果中国的外向性投资多一些，在国外设立更多的企业，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不经过外贸出口这个环节，那就可能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可见，加快中国的外向性投资，在当地生产和销售，绕开外贸出口这个环节，将更有利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走向世界主要依靠外向投资，辅之对外出口，它们的海外公司销售额大约相当于其出口额的3-5倍。例如，美国1995年在海外的分公司销售额为1.8万亿美元，而同年美国的出口额不足6000亿美元。[7]那里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今天的中国必须加快外向性投资步伐，力争便外贸与对外投资这两条腿平衡、协调起来。

　　

　　在外贸出口与进口的关系方面，也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不和谐问题。从1994年起至2010年止，连续十七年我国都是出口大于进口，出现了年年顺差，累计顺差已达1.5万亿美元。这分明是中国亿万劳动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但却成了美欧国家一些议员攻击和诬蔑中国的口实。甚至被贬为重商主义的“证据”。这个问题也是某些国家以对华反补贴、反倾销的借口，不利于我国外贸的发展。从理论上说，长时期大量顺差或逆差都是不正常的，对国内外经济都是不利的。只有出口与进口基本平衡才是最佳的。重视出口，轻视进口。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倾向。那时，由于国家缺少外汇，一直把出口创汇放在外贸的首位，格外注重出口，而轻视进口，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延续了下来，实际上仍然把出口和创汇置于第一位。然而，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不仅不缺少外汇，而且外汇储备已达2.9亿万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如果再把出口创汇放在首位，那就太不合时宜了。根据上述情况，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根本改变过去重出口、轻进口的问题，坚决实行出口与进口并重（并举）的方针。这是我国外贸上的一次重要的战略性转变，必然会加快走向贸易强国的步伐。

　　

　　在直接投资方面，“请进来”与“走出去”，也存在着突出的不和谐问题，即重视“请进来”，而轻视“走出去”。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国实行“请进来”的方针，成功地吸收了大量外资，截止2010年底累计已超过1.2万亿美元，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走出去”则相形见拙。2010年底累计不超过3000亿美元，仅相当于前者的四分之一，二者很不相称。对外直接投资少的弊端已在上面分析过了，这里仅强调指出其原因所在。其一，起步晚。向外投资问题并没有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上日程，而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重创中国对外贸易致使其第一次下降后才起步的，晚了大约二十年。这可能是一种战略失误。其二，对外部世界不了解。过去长时期封闭，不了解国际投资问题，缺乏信息和人才，举步维艰。其三，国际环境复杂，风险大。不用说过去的那个时代，即使目前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也常常遭受重大损失。且不说在美国收购屡屡失败，仅在沙特阿拉伯的一次铁路投资就损失达40多亿人民币。对利比亚的石油投资，由于美法英发动对利比亚的战争，中国的损失何止几百亿！总之，作为一个后起的新兴国家的中国要“走出去”是很难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决不是出路，只是死路。对于决心走向贸易强国的中国来说，必须排除万难，走向世界舞台，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正因如此，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提出，要把吸收外资为主转向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并举）。这个指示揭示了我国以往三十多年走向世界时外贸“长腿”与对外投资“短腿”以及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不协调的根源及其解决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在国际投资问题上的一次重要战略转变，将会有力促进贸易强国的兴起。

　　

　　在对外投资中，还要正确处理直接投资（绿地投资）与资本市场投资（债券、股票、期货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派生出来的一种关系。资本市场是双刃剑，既能有助于筹措资本，发展经济，又能给投机者提供机会使其暴富，或成为乞丐，分裂社会。买空卖空的资本市场尤其金融衍生品市场是投机家的“乐园”。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但华尔街大亨还有丰厚收入，穷奢极欲。如上文所述，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轻视向国外的直接投资，而却格外注重在国外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尤其在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且投资数额巨大，仅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一项就高达上万亿美元。这不能不使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提心吊胆，多次提醒美国政府要保护我国投资的安全，而他们则置若罔闻。不仅如此，美国还再三推行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发行美元，使美元大幅贬值。由于美国国债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的贬值基本上等于美国国债的贬值。为避免或减少这种贬值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有的提议尽快抛售我国手中的美国国债。这也行不通。如果大量抛售，其价格将迅速下跌，造成更快贬值。的确，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只好再交学费，记取教训了。

　　

　　2．外贸、外资与外汇关系的和谐问题 

　　

　　我国的外汇问题，包括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人民币汇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这里仅从外汇与外贸、外资的相互关系上探讨几个问题。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货币纷纷大幅度贬值，美日等国趁机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贬值，以便把中国拖入危机之中。但是，中国政府则庄严承诺人民币决不贬值。事实证明，中国的承诺是负责任的，不仅有利于东亚各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为东亚地区很快渡过危机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保持了中国及其港澳台地区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这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美欧等发达国家则多次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中国政府则根据国内外环境力求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于人民币贬值或升值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仅是个汇率问题，其实是“五外”关系问题。贬值与升值各有利弊，应当根据“五外”的关系，慎重地权衡利弊，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至于人民币汇率能否稳定，不仅受制于“五外”关系，更取决宏观经济环境。为了更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作些更系统的分析。

　　

　　（1）外贸与外汇的关系 

　　

　　外汇从何而来？可能有这样几种途径：外贸的创汇、外资的投入、向国外借债，在市场上购买外汇，接受国外的捐赠和援助等。在这些途径中，外贸创汇是最基本的。外贸是外汇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西方国家曾以重商主义为理论依据，通过其外贸数量上的多出少进，价格上的高出低进，获取了大量外汇。日本曾实施“贸易立国”战略，通过外贸取得巨额外汇。仅1981年至1997年，日本的外贸盈余累计达1万亿美元以上，成为世界上外汇最多的国家。中国目前拥有2.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其功绩首先应当归外贸。三十年来，中国外贸所创的外汇成为外汇储备的主体。如此巨额外汇储备，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加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发言权。这分明是中国亿万劳动者所创造的，应当归功于他们。但是，也有美国的一些议员歪曲事实，硬说这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太低造成的，必须使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40%以上）。对于这一点，将在文有关汇率问题的部分进行系统全面的反驳。这里仅指出一点，中国的外贸顺差其实仅仅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对除美国以外的整个世界而言，中国的进口与出品是平衡的。仅以2010年而言，中国从美国进口1020亿美元，向美国出口2833亿美元，顺差1813亿美元。同年，中国在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进口13948亿美元，出口15779亿美元，顺差1831亿美元。既然中国的进出口大体是平衡的，那么人民币汇率是合适的，应当保持基本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岂不搅乱国际贸易和国际汇率。可见，某些人居心良苦！目前，力求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既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又适应国际环境的要求，值得肯定。至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那主要是美国的三大政策，即高消费政策、高赤字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造成的。

　　

　　（2）外资与外汇的关系 

　　

　　按照传统国际金融理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必然会遇到“双缺口”问题，即资本缺口、外汇缺口。可是中国不仅不缺少外汇，而且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这既要归功于外贸的创汇能力，又要归功于引进大量外资。表面上，这似乎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统一的。引进外资形成的所谓“三资”企业，不仅是外贸出口的主力军，同时又是创汇的主力军。外国在华企业创出的巨额外汇，又以利润的形式经过不同渠道回归母国。这就说明，中国的外贸顺差大，形成的外汇收入多，并没有完全归中国所有，而由在华投资企业瓜分了不少，并返回其母国。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分享到这杯美羹。说透了这一点，就可知美国的某些议员仅仅根据中国外贸顺差多（其中包括美国在华企业的大量贸易顺差），就断言人民币应该大幅度升值是多么可笑了。由上分析，不难明白，最好把外资引向出口创汇产业，力求其创汇与用汇达到基本平衡，使中外双方共赢。

　　

　　中美之间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向我们警示：外贸顺差不一定越大越好，外汇储备不一定越多越好，外贸依存度不一定越高越好。它们总有一个适宜的“度”。这个“度”当然就是外贸、外资、外汇三者的结合部或交汇点。如果偏离这个“度”，将引发一些不平衡，可能出现负面效应。这是迈向贸易强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

　　

　　3．外贸、外资与外援的关系 

　　

　　过去，我国对外援助都是无偿的，不与外贸、外资挂钩，可以说三者各自独立进行，互不相干。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逐步将三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这就将无偿援助与有偿贸易、投资结合起来，将输血变成造血，既增强了受援国发展经济的能力，又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外向投资的发展，达到互利合作的双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偿援助消失。恰恰相反，体现国际主义精神的无偿援助还会同时加强，实施无偿援助与有偿贸易、投资并重的政策。

　　

　　无偿援助与有偿贸易、投资结合起来，符合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为上文所述，国际价值规律的特点之一，是各个国家科技、管理、劳动者素质以及自然条件不同，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创造不同的国际价值。如果按国际价值进行交换，富有国家赚钱，贫穷落后国家亏损。前者剥削后者，这必然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近三四百来惯用的伎俩。旧中国深受其害，至今还难以忘怀。现在，中国独立了，富裕了，强大了。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水平，劳动者素质，社会劳动生产率等等还是落后的，因而在国际交换中，按国际价值规律要求办理，还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与此相反，如果将中国同亚非拉的不少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将在按国际价值的等价交换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虽然双方达到互利共赢，但各自赢多少，获利多少，并非半斤8两，可能四六开、三七开、……。在这种情况下，获利多的一方通过无偿援助让一部分利给予另一方。这是无偿援助与有偿贸易、投资结合的实质所在。它根本区别于贪得无厌的殖民主义者的掠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有偿贸易与投资，还是无偿援助，从来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是社会主义新型对外援助的另一个根本特点。

　　

　　在外贸、外资同外援的关系中，还有一些不和谐的问题。由于外贸、外资、外援由不同行政部门管理，又有不少企业参与其中，由于协调不够，常有梗阻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国外的第三者的干扰问题。我国的金融、保险等“走出去”滞后，人民币国际化也刚起步，这些往往使对外援助、向外投资以及双方贸易产生许多困难。通晓国际经济、法律、税收等复合型人才也很缺乏。加快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既会改善对外援助，又将会有力促进中国的贸易强国建设。

　　

　　4．外贸、外资、外汇与外债的关系 

　　

　　近代国际经济史表明，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时，都会遇到资金短缺问题，尤其外汇匮乏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大举向外借款，成为债台高筑者。我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2009年，我国外债余额达到4286亿美元，偿债率2.9%，负债率8.7%，债务率32.2%。这些指标都没有超越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处在合理的水平上[8]。不仅如此，还有大量剩余资本输出国外进行投资，或者投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成为多种国际基金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的奇迹，它完全打破了传统国际金融理论，创立了新型的国际金融理论，值得大书特书一笔。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简单地说，在于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闭关锁国，决无此壮举。在改革开放中，通过贸易创汇与引进外资两个渠道基本上解决了我国现代建设所需外汇问题。同时，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亿万群众的高储蓄，又解决了现代化建设所需国内资金问题。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再也不是债务缠身低三下四的债务国，而是扬眉吐气的大债权国！

　　

　　外债与外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外债其实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外债同外资相比，还有独特优势。在如何使用外债上借债国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国家需要灵活使用。外债的形式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国家间直接举债为主向通过市场发行国债券为主转变。美国是当今世界通过在市场上发行国家债券筹集资本最多的国家。仅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已高达9000亿美元左右，成为最大买主，也是最大债权主。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也开始在香港或国外出售中国的国家债券。国家债券的发行实质上是财政机制通过市场与金融机制结合起来，更广泛地动员和使用国内外的资本。这是国家举债形式的新发展。

　　

　　外债的规模多大为宜，很难一言而尽。这主要取决于还债能力。具体说，它取决于国内总产值（GDP）的规模、增长速度及其分配，国家贸易收入，非贸易收入以及外商投资等因素。换言之，它取决于本文以上所述的“五外”关系如何。

　　

　　5．正确认识和处理“五外”关系的三原则 

　　

　　“五外”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力争使“五外”和谐发展，达到互利共赢，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统一对外原则 

　　

　　“五外”本来有内在的统一性，但是，在实践中，它们又分别隶属不同部门管辖，受部门观点和部门利益的制约，“五外”之间的矛盾经常发生有时还相当尖锐。比如，负责外贸出口和来华旅游的部门或企业，往往要求或赞尝人民币贬值，以利扩大出口，吸引来华旅游，而负责进口和赴国外旅游的部门或企业，则希望人民币升值；负责偿还外债本息部门或企业，往往反对人民币贬值，以免增加还债成本，而宏观管理部门则力求币值勤的稳定，以便管理；由于还债机制尚不完善，责任不落实，凡举债的企业或部门总希望越多越好，而债务的管理部门和偿还部门则持相反的观点；在国内资金剩余、信贷额度剩余的条件下，有的不希望再引进外资，也反对再举借外债；在外贸进出口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对外机制，各企业相互压级压价，肥水流入外人田，或哄抬物价，抢购货物，争夺市场。以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国际谈判而言，我国进口量如此之大，却失去了话语权，原因何在？主要是众口不一。以上列举的种种事例说明，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全局利益出发，坚持统一对外原则，增强统一对外意识，制订和执行统一对外法规和政策。在这方面，日本有较成熟的经验，值得借鉴。

　　

　　（2）以外贸为基础的原则 

　　

　　“五外”有轻重、主次之分，不能等量齐观。在“五外”中，外贸是基础，是核心。外贸发展了，外汇就会增多，外债就可少借。外贸能够带动国内大批产业群体的崛起，提高国内科技水平、增加就业和税收。二战后，日本提出“贸易立国”，把外贸作为拉动经济的火车头。美国总统奥巴马面对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寻求出路时，提出出口新战略，要求外贸出口额五年翻一番，以带动美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在我国，必须长期坚持以外贸为中心为龙头，不仅带动就业和税收，而且使外贸的盈余成为增加外汇储备的可靠基础，把外资引向外贸的创汇行业，把外债的偿还能力置于外贸出口创汇能力之上，把外援与外贸、外资有机结合起来，使外援促进外贸、外资。

　　

　　（3）行动和谐的组织原则 

　　

　　为了更好地发展外向型经济，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进一步协调“五外”关系。“五外”隶属不同部门，面向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经常发生矛盾。在国际谈判中，不仅与外国谈判对象有矛盾，而且国内各部门的态度和意见也不一致，使内外矛盾叠加一起，谈判效果欠佳。这就需要统盘考虑统一决策。尤其国际服务贸易涉及的部门、行业和企业更多，同国外的关系更复杂多变，更需要协调行动。目前，名义上是商务部统一对外，而实际上仍是多方牵头。以外贸进出口说，事实上商务部仅管出口，而进口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引进外资和外向投资由商务部、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共同当然有分工的管理。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更是纷繁多头。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有两点建议：其一，全面改革我国外向型市场经济体制，以适应创建贸易强国的需要；其二，为加强领导和协调行动，成立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尽快妥善解决开放中政出多门、相互掣肘问题。

　　

　　（三）“科技兴贸”战略

　　

　　1．“科技兴贸”战略提出的背景 

　　

　　我国的外贸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不外两种发展方式，一种是外延的粗放方式，另一种是内涵的集约方式。这两种方式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而后者则主要依靠生产要素质量提高。这两种方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在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处于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一般说来，在经济和外贸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外延、粗放方式为主，而在经济和外贸的中级阶段，逐步向内涵、集约方式为主转变；达到高级阶段之后，经济和外贸发展将以内涵、集约方式为主。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这个阶段。应当强调指出，在这三个阶段中，中间阶段最艰难。或者说，由粗放、外延方式为主转向以集约、内涵方式为主，是极其艰难的。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原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了这个转变的问题，但是，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亡党亡国，仍处于粗放经营，外延方式为主，始终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中国的学者早在1962年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时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9]1984年刘国光同志在他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一书（本人是该书的作者之一）中，全面系统研究并阐明了“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增长的转变”问题。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四大”进一步强调，“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并再三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这个问题关系着现代化建设的前途与命运，资源、能源约束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经济的主要障碍，粗放方式经营难以为继；二是这个问题虽然反复强调，但效果并不佳，有的地方或行业还继续恶化。所以党中央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再次强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10] 

　　

　　中国的外贸同其他经济领域一样，长期存在着粗放式的数量增长型的特点。早在开放之初，上世纪80年代，外经贸部针对外贸出口中的重数量，轻质量，档次低、质量差、科技含量少等问题曾经提出并执行了“以质取胜”战略。这个战略要求，不仅要把提高商品的质量放在首位，而且还要不断提高援外项目质量，对外承包工程质量、外派劳务人员质量以及商品售后服务质量等。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提高科技水平。以质取胜战略可谓是“科技兴贸”战略的刍型。进入90年代后期，外经贸部又在总结“以质取胜”战略实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兴贸”战略。这个新战略不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企业，都要求科技带动外贸，实施科工贸一体化（或科农贸一体化），使外贸真正转移到集约化的道路上，以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几年间，虽然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外贸中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粗放经营，外延发展方式为主。如何将外贸发展转移到以集约经营，内涵发展方式为主，依然是面临的艰巨任务。

　　

　　2．“科技兴贸”战略是最根本的战略 

　　

　　为了创建贸易强国，本文提出必须实施四大战略。这些战略并非同等重要，有轻重、主次之分。应当说，“科技兴贸”战略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战略，是四大战略的核心和根基。这个论断的主要根据在于：

　　

　　（1）“科技兴贸”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外贸的首位。作为拉动外贸发展的火车头，作为贸易强国的根基。关于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1]对于外贸来说，科学技术是外贸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创建贸易强国的最有力的推动者。高质量的外贸品从何而来？只能由此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劳动者使用以高科技装备起来的劳动工具，作用科技含量高的劳动对象，不断地制造出来。没有高科技，侈谈所谓高质量外贸产品，岂不是天方夜谭。至于外贸商品如何推向全世界，这要靠先进的社会科学所设计的品牌、网络、信息、营销、运输、保险、金融等等软实力以劳动者素质的培育和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既含有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只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是不妥的片面的。对于外贸来说，亦如此。依靠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制造出好的外贸产品，依靠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将产品推向全世界。这就是我们走向贸易强国的两大法宝。它们当然有不同的搭配在货物商品贸易中，自然科技成果为主，而社会科学的成果为辅。与此相反，服务产品的交换即国际服务贸易中，社会科学的成果为主，自然科技成果为辅。这样配套，会更好地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2）“科技兴贸”战略是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为指导的战略。马克思认为，在国际市场上，商品按内在的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或者说商品的国际交换遵循着国际价值规律。这是国际贸易的平等（公平、公正）性所在。但是，不同国家创造同量的国际价值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劳动量）是不同的，甚至相差悬殊，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劳动复杂程度高，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亦高，因而创造同量的国际价值耗费的劳动时间（劳动量）少。与此相反，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低，复杂劳动少，简单劳动多，劳动生产率低，创造同量的国际价值则要耗费更多的劳动时间（劳动量）。这种“过多”的劳动时间在国际交换中是不会被承认的，只能白白浪费了，这是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所在。说透了，这是国际剥削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办？为了早日成为贸易强国，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不再受列强们的岐视和剥削，唯一的出路和办法只能是“科技兴国”、“科技兴贸”。这就是“科技兴贸”战略的真蒂所在。

　　

　　（3）“科技兴贸”战略吸收了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内核”。我国的“科技兴贸”战略除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为指导外，当然还要吸收诸多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成份。有的文章提出，后危机时代对外贸易发展新战略，既要吸收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要素禀赋理论的合理内核，也要吸收新贸易理论的合理内核，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理论的合理内核，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合理内核，以及国家竟争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12]本文认为，还应当补充一个合理内核，即科技兴贸理论的合理内核。不仅如此，进而还应当把这个合理内核置于上述诸多合理内核的首位，作为引领者。只有这个合理内核明确无误地把科技放在发展外贸的首位，因而它应当属于这个位置，这是符合当代世界贸易发展新趋势新特征的。放眼世界看，当代的贸易强国无不具有科技优势，无不是科技强国，只有以当代高新科技成果武装我国对外贸易，才能园贸易强国之梦。

　　

　　3．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重大举措 

　　

　　（1）以自主创新为主导，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13]但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仍然落后于美国，不仅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低，2010年仅31%，而且自主创新者少，拥有知识产权者少，且由在华外资企业主导。200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所占比重刚刚超过1/3。据科技部的资料，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目前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制造业结构调整任务依然艰巨；二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效率低，有待提高。据计算，美国、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全员生产率分别是我国的6倍和5倍，德国、法国则为我国的4倍；三是高新技术产业的科学研究、开发试验等的投入强度仍然偏低，远远低于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三个问题制约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是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要千方百计加以破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高新技术创新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是，相当多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产品化步履维艰，其关键在于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改革。当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出口多集中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是否也有过度的问题。如何发挥全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创新力值得更多关注。

　　

　　在进口方面，同样要把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放在首位，实行出口与进口并重，以弥补我国的不足，加快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坚持不懈地同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作斗争。按照WTO的非岐视原则，我方处于有利有理地位，应当更有力地工作，寻找薄弱环节，个别国家，力争突破，或从第三方转口进来；二是加强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再创造的环节，更充分地发挥已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的酵母作用，榜样作用；三是增加对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财政、金融支持，尤其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切实解决资金问题。

　　

　　（2）争创国际技术标准，加快迈向技术标准大国、强国的步伐。随着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的谈判成功，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又称贸易壁垒）大大降低，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技术贸易壁垒则成为主要手段。根据世贸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规定，技术壁垒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所谓技术法规是指强制执行的有关产品特性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定。主要包括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命令、决定、条例以及有关技术规范、指南、准则、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所谓标准是指经过公认机构批准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非强制执行的关于产品特性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或指南。标准又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产品标准等等。所谓合格评定程序是指任何直接或间接用以确定产品是否满足技术法规或标准的程序。它有认证、认可和相互认证三种主要形式。上述三部分中，技术法则是主权国家自主制定的，申缩余地不大。而合格评定程序是为确定技术标准服务的。显然，技术标准是三者中的主要部分。这方面，还有中国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为了创建贸易强国，必须争创国际技术标准，加快迈向技术标准大国、强国的步伐。

　　

　　世界贸易组织提倡在国际贸易中尽量采用国际标准。这体现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附件3《关于制定、采用和实施标准的良好行为规范》中。该规范要术，所有标准化机构应尽量采用国际标准，并充分参与国际标准化机构的工作。各成员的中央政府标准化机构有义务接受并遵守该规范，同时成员方有义务使其领土内的其他标准化机构行为符合这一规范。由此可知，国际标准，应是我国努力的方向。

　　

　　目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大量的技术标准。比如，欧盟拥有技术标准10万多个，德国的工业标准有1.5万多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还公布了1.2万个标准。不仅如此，它们往往将其自己制定的标准定为国际标准，并强制发展中国家承认和执行。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并制约中国外贸的出口，成为走向贸易强国的绊脚石。除继续向这种不公平现象作斗争外，主要任务在于，尽快提出我国标准化战略，首先必须千方百计提高科技水平，创新国际标准，不断使中国的更多国家标准成为国际标准。要增强全民的标准意识，不断提升各种行业标准、产品标准。

　　

　　（3）大力发展绿色国际贸易，建设绿色贸易强国。化学制品的滥用、碳石能源的废物废气排放、转基因的异化作用以及核辐射的危害等等，已经严重恶化了人类生存环境，对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以消除这种危害为宗旨的绿色倡议、绿色行动、绿色贸易、绿色经济……，共同汇成世界经济发展的绿色潮流，势不可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国际背景上，发展绿色国际贸易、建设绿色贸易强国当然是最佳选择。所谓绿色国际贸易包括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补贴等。要达到绿色贸易，首先必须基于绿色产品和绿色产业。这就要求我国的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必须成为绿色产业，生产出绿色产品。由此可知，发展绿色贸易，不仅使我国成为绿色贸易强国，还可带动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绿色化。

　　

　　（四）“两洋” 战略问题

　　

　　1．中国必须有走向贸易强国的海洋战略 

　　

　　凡贸易强国都有自己独特的海洋战略，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水是生命之源，又是舟楫之便的基础。只有经过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海洋道路”中国才能走出国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强国。依靠火车、汽车只能在欧亚大陆的范围内走一走，无法跨洋越海，而飞机虽然能超越海洋，但其运量有限。所以海洋道路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海洋战略是我国全球战略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四、五百年来，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等世界贸易强国无不通过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等“海洋道路”走向全世界，无不具有独特的海洋战略、大型远洋商船队及其后盾——强大的海军。它们为争夺海洋通道（包括海峡、运河）曾经进行过多次战争。只要我们回顾16-17世纪争夺地中海和18-19世纪争夺大西洋以及20世纪争夺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的历史[14] ，就清楚了海洋战略对于贸易强国的重要性。

　　

　　随着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优势由西向东转移，从北向南转移，太平洋将逐渐成为21世纪贸易强国争夺的主要对象。对于太平洋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马克思曾经预言道：“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15] 这个预言在21世纪将会变成现实。中国作为太平洋西岸的贸易强国，必须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海洋战略。

　　

　　2．“两洋”战略是中国目前的战略重心 

　　

　　“两洋”战略是指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战略。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而太平洋又是中国面临的唯一海洋。因此，中国理所当然应当把太平洋战略放在首位。目前，我国每年近三万亿美元进出口货物的大部分都是经过太平洋的“海上道路”完成运输的。这条海道可以说是中国的咽喉要道。必须用全力保证它的安全和畅通。但是，近年来，也有的想在这条道上制造一些麻烦，企图把中国限制在“第一岛链”之西，甚至声称我国的南沙、西沙关乎他们的利益。对于这些杂音应有警惕，应有准备，以防万一。太平洋的安全尤其西太平洋的安全，是中国成为贸易强国的极重要的一个前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有两手准备。在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上，除了继续加强太平洋通道外，同时，还应当把开拓印度洋通道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或者说，实施“走出去”的印度洋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借助于缅甸、泰国这两个面临印度洋的国家走进印度洋，进而达到非洲、阿拉伯世界直至欧洲。在缅甸方面，从中缅边境上的云南瑞丽出发，途经缅甸的曼德勒直达缅甸西南部的印度洋岸边的重要港口实兑港（又称阿恰布港）。在泰国方面，经昆曼高速公路和铁路由中国的昆明直达泰国的曼谷（港），再由输船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对于我国正在开辟的印度洋战略，国外媒体早已有所报导。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09年8月12日发表的题为《中国如何影响印度的军事战略》一文中称：“中国提供资金修建卡拉奇附近的瓜德尔深水港，在斯里兰卡建造汉班托物港，在孟加拉的吉大港建造集装箱码头，在缅甸的实兑港兴建加油设施等等。”“为了抵御中国在缅甸科科群岛上的实力，印度在安达曼群岛上建立了三军指挥中心”。[16] 该文谈的虽然是军事战略问题，对经济贸易战略也有借鉴参考价值。

　　

　　3．关于进一步实施印度洋战略的一点建议 

　　

　　大家知道，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将印度洋与大西洋联结起来了，极大地方便了东西方的交流；巴拿马运河又将太平洋与大西洋贯通了，这就为环球队航行提供了便利。现在，本文建议：由中国与泰国共同合作，在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开挖和建造世界上第三条大运河（目前我们暂且简称克拉运河），将太平洋与印度洋直接连结起来，为中国和泰国通过印度洋走向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欧洲提供更加便捷的一条海上通道。（见附图）

　　

　　“克拉运河”一旦建成，不仅缩短中国到达印度洋的二千多海里的航程，而且还能缓解目前 马六甲海峡过往船只的堵塞问题，更能为中国通过印度洋走向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开辟另一条海上道路。这对于中国建设贸易强国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此，还能为东盟各国尤其泰国、缅甸、柬埔塞、老挝、越南、菲律宾等提供一条走向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欧洲更加便捷、安全的海上通道，更有利于东盟各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这个举措将能把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以来，虽然时间很短，但成绩显著。201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2927.8亿美元，仅次于欧盟、美国和日本，居第四位。其中，去年中国自东盟进口达1545.6亿美元,增长44.8%%，中国向东盟出口达1382.2亿美元，增长30.1%；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163.4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倍。双方的相互投资本来是“短板”，近来也有突破。2010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25.7亿美元，增长12.0%；东盟对中国前11个月直接投资达50亿美元，同比增长35.0%。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随着“克拉运河”的建成，将会持久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