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早上好。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人的城镇化”定的非常好，城镇化是有助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镇化，如何理解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是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今天想讲哪种城镇化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非常好的新的动向，我们无意中看到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一个互动，一个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我们现在要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城镇化。最初我们看到中央政府提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地方政府很快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一个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划拨土地的一个好机会，因此蠢蠢欲动。接下来中央又给了新的信息，我们讲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讲到农民工的市民化，讲到户籍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就要重新来认识，当然很多地方还继续保持，想把城镇化变成一个建设的城镇化，必须考虑人如何城镇化，这时候提出了非常实在的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是需要成本，而这个成本有些城市是承担不了的，比如说不同的城市算出来解决一个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有的需要10万，有的需要30万。接下来中央又有一个反馈，我们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探索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机制，还有一个新的说法，转移支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挂钩，这样的一个思路是表明了我们的改革尽管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推进，但是非常认真的在做准备。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需要的是人为中心的城镇化。
最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关于中国的改革，国外舆论上也普遍在讲，改革和经济增长其实是一个互换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些经济增长，比如说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要对中国做一个国会报告，讲的比较全面，至少在短期内改革会使经济增长下滑，尽管这些改革都会在长期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些做法可能会在短期内是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但是很多改革，比如说我们讨论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实是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可以比较快的转化成经济增长的百分点。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形成改革的激励兼容。在中央、地方，在各个阶层、社会、个人、城市居民、农民工、企业等等这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改革激励，一块儿来推进，改革共识进一步加强，推进改革的决心也加强了。同时我们认识到改革是可以带来及时红利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改革方式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马上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下滑，我们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合适，如果改革是总体上带来收益的，我们可以选择用这个收益从补偿一些在改革中有损失的一些当事人，因此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成本的分担机制和改革收益的分享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减速，原因是什么？过去30多年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我们都知道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些都是人口因素。但是60%、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那么它跟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是当处于下降的趋势，而且负担越来越轻的情况下，其实有利于我们更多的经济增长剩余转化成积累、储蓄，从而投资，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关系是，如果劳动力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你的资本不断投入，就不会遇到递减的现象。这两个因素可以实现高准确率、高基准率以及资本报酬较高，这两个因素支撑了过去30多年主要靠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
从过去这些年发生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2004年我们第一次看到劳动力短缺。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到今天我们还知道，招工难一直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最头疼的一件事，这是2004年到今天为止，而且工资不断上涨。过去这几年普通劳动力的工资上涨越来越快。二是2010年出现了显著性的转折。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到2010年达到顶峰，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是绝对的减少，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在绝对减少，这两个转折点合起来意味着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利用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再有无限的供给劳动力，也不再有资本报酬递增的现象。因此我们综合考虑到劳动力短缺的制约因素，投资回报率，就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以后，真实世界的投资回报率已经显著下降了，过去这些年非常明显。再有一个是生产率，如果劳动力转移速度没有那么快，和发达国家距离缩小了，继续提高的空间也在缩小，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合并到一个增长的帐户都会得出和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显著下降。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10%，我们真实的增长率大约也是10%。“十二五”平均7.6%。2012、2013年和今年的状况，过去是7.7%，今年是7.5%，大体和我们的预测一致。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潜在增长率还再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大概降到6.2%。我们后边还会说，如何能够重新拾起我们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步应该认识到这样潜在增长力的下降是应该接受的，接下来再考虑如何创造改革红利。很多人不接受，认为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需求冲击因素，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复苏乏力，我们消费需求因为长期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仍然没有起来，因此投资率有所下降，很显然需求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的确有一定程度的需求因素，今年1—6月份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已经在5%以上，比5%多一点。我们测算中国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叫自然失业，自然失业率大概是4.1%，如果实际失业率是5.1%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多少还是有一个百分点的周期性事业现象。而周期性事业是由需求方的冲击造成的，因此我们也承认，更主要的是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这是供给方的优势。屏幕上图给出来的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中国一些主要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部出口中的份额与世界的份额相比较，你有没有优势。我们看到2004年以来比较优势明显下降，它下降就意味者你的经济增长的问题主要不是需求方的而是供给能力的下降。
尽管说中国的潜在增长力下降了，我们要认识到真实的原因，围绕需求方面的刺激，我们应该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做了几个模拟，如果按照现行的升率水平，改革按照过去的节奏推进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是迅速下滑的，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些改革的假设，提高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政策调整，不同的改革假设可以有不同的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改革是可以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未来的速度准备要下降，我们也发展到这个阶段，要适应新常态，而这些改革包括提高劳动参与率，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现在已经53%、54%，但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也有35%、36%，这两者之间的差其实就是农民工，农民工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的提供。孩子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劳动的参与率。同时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要基于生产力，同时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入学水平，适度的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镇化率是一个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政策。人的城镇化即通过改革转方式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改革红利，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也有助于平衡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消费需求比较稳定，这一部分成为我们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一方面稳定住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可以从需求方保证今后的经济增长根本持续，宏观经济更加稳定。尽管不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其实也是一种改革的红利。
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人的城镇化可以带来总体上的改革收益。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新的改革方式，老的改革方式是帕累托改进，这个改进收益很明显，让一波人获益而没有受损，这种改进好，大家欢迎。我们肯定要触动一些即得利益，我们利用改革收益分摊改革成本，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在这里我的意思，我们推进人的城镇化，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收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