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 从收入分配角度看经济结构的调整，我这里所说的收入分配不是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因而我也不会讲基尼系数这样相关的概念。我讲的收入分配主要是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我认为这样的收入分配对于经济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为了优化经济结构，也必须从调整这三个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来着手。 中国的投资率不宜再继续上升 先来看经济结构情况。我要特别强调几个数字。一个是储蓄率，它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新世纪开始以后，储蓄率增加得非常快。一个是投资率，在2000年以后，投资率的增加也很快。储蓄之外的就是消费，包括政府的消费和居民的消费。还有一个就是居民消费所占比重。我特别想强调这两个数字。2000年，居民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46 .44%。到了2010年，短短的十年之间，居民消费占G D P的比重从46 .44%下降到33 .8%，下降了12 .6个百分点。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其实有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投资率太高，一旦讨论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时候，因为政府部门能够直接控制的手段是有限的，而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投资。所以一旦遇到政策上的讨论，就提到了投资率。 根据2009年的数据，全世界投资率比中国高的国家有12个，这12个中从经济上来说比较关心的可能是沙特阿拉伯，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地位都是微不足道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投资率都是比我们低的。 真正要判断投资是否太多，要看投资是否可以带来回报。这是我与我的同事一直做的分析，我们是用G D P核算数据计算总体的经济回报率。这是调整价格以后的税后回报率，是实质的回报率。19 9 3年的实质回报率是15 .7%，在这之后尽管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稳步下降，一直下降到最近的5%左右。 5%是否太低？也不能简单地说这个回报率太低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是平均的回报率，包括各种各样的投资。投资的回报率是5 .1%的话，投资回报率比较少的企业的回报率就会很低。如果看边际回报率，可能我们的边际回报率要远远低于资本的成本。这就说明投资太多了。当边际投资带来的回报率低于资本的成本的时候，就是投资太多了。 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去几年的高投资率是反常的现象。尽管从2000年开始的投资率不断增加，但从2008年开始的高投资率是更加反常。 另外，从1979- 2011年，中国的人均G D P增长，有一定的波动。可以做增长的核算来观察人均G D P增长的来源。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人力资本的增长，一个是物质资本，还有一个是效率的提高。物质资本是用单位G D P的资本存量来衡量。也就是说生产一块钱的G D P要用掉多少资本。如果单位G D P的资本存量是在增加，那么它对增长有贡献，就会提高增长。如果单位G D P的资本存量下降，它对G D P是负面的影响。 看2008年至2011年的情况。在这四年中，物资资本的比重比较大，物资资本在增长，也就是单位G D P资本存量的增长。在这四年中，资本产出比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在增加。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在这之前尽管有变动，但幅度不是很大。 全要素生产率(T F P)的增长，1979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长3 .8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平均每年增长2 .2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的高投资率是反常现象，如果一直维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也是不应该的。全要素生产率(T FP)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也就是效率改善的速度在降低。当然，很难证明效率的降低是由于投资太快造成的。效率降低有很多原因，运气不好、外部的环境不好，还可能有周期性的原因。但是，也不免怀疑效率的降低可能是由于投资增长太快造成的。高的投资率伴随低效率的改善。我没有办法证明它有因果关系，我想说的是我们怀疑有这样的因果关系。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1979年到2007年，资本产出比的增加对G D P增长的贡献是很小的。尽管投资在不断增长，但它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匹配的。到了2008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的增速每年是5个百分点。 过去四年中，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这么快，我做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中国的投资率不宜再继续上升。中国的投资率已经超过48%，如果继续上升的话，会对社会福利造成负面影响。 有人说中国的人均资本占有量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为什么不能更多投资，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呢？这个说法听上去特别有道理。既然中国比人家的资本占有量少，为了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尽快投资，赶上他们的人均资本占有量。但这个说法的背后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效率的增长是稳步的，不可能今天投资，明天的效率就跟美国一样。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是缓慢平稳增长的，而投资应该是跟随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尽管中国的人均资本占有量还很低，但并不代表中国的投资率应该更高。 提高投资率并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今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投资率，今年的G D P增长速度会增加，但如果明年不继续提高，G D P的增长率又会回落。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不宜于进一步增加投资率，更重要的是改善投资的效率。我们刚才讲到的投资回报率在降低，不仅仅是因为投资过多，同时也由于投资效率在恶化。 如何保证储蓄率不继续增加 怎样保证投资率不会增加？投资与储蓄有密切的关系，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证储蓄率不继续增加。储蓄率的增加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只有知道了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才能想办法不继续增加储蓄率。大家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都集中在居民部门，比如房价的高企，在金融系统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不能借百分之百的资金，所以要储蓄。我想这都是重要的原因，居民部门的储蓄是不能忽略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不能仅看居民部门的储蓄。 原 因 是 我 前 面 讲 的 两 个 数 据 。2000年的时候，居民消费率是40%，而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3%。假如政府、居民和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没有变，如果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还是跟2000年一样，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告诉我们居民部门的储蓄率需要从30%增加到50%，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消费率下降12个百分点的结果。在十年中，居民部门储蓄率从30%增加到50%，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如果仅看居民部门是不够的，一定要看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这是必须要看的，回避不了的。 这样的收入分配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的数据有不同来源，有很多不同的结果。我只是用自己的数据加上统计局的数据，可能不会特别权威。数据显示居民部门的平均储蓄率从1993年到现在，是比较稳定的，在30%上下浮动，但它绝不能解释居民消费占G D P的比重从46%下降到33%。这样一个居民储蓄率的变动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在下降。 我们也是用土办法来计算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根据数据，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从65%降到50%。这是非常严重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降低很多。我刚才讲看居民消费的问题需要看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之所以降低这么多，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就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在下降。当然还有政府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有比较大幅度的增加。虽然这个数据并不权威，但不管用什么样的数据都是得到这个趋势，就是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在上升。 这是储蓄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居民之所以不消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储蓄率增加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收入占G D P的比重在减少。 调整居民、企业和政府间收入分配 到底什么因素造成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下降？为什么居民收入占G D P的比重在下降呢？仍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大家回想一下居民收入有哪些，工资收入、钱存到银行拿到的利息收入、投资得到的红利、退休以后从政府拿到的养老金，这些都是收入。如果是个体户，还有盈利。同时，还要纳税，要进行社保缴费，会减少可支配收入。这些因素到底哪一个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影响最大？一个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中最主要成分，居民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下降。 劳动者报酬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些原因不是政策造成的，也不是政策所能改变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在变化，农业占G D P的比重，在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小。而其他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和工业占G D P的比重越来越高。这是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就是农业变得越来越小，制造业和服务业变得越来越大。 当我们考虑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时候，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而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又是这样的结构转型。从这一点上来看，好像政策是无能为力了。 除了产业之间的变化，还有产业内部的变化。产业内部是工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在下降。这个原因是什么？用企业数据分析发现，工业部门内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所有制的变化。就是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较高，而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较低。 是不是说明有了这个原因以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坏事，是不是就不要进行所有制改革？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必要，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非常有必要。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 除了结构转型和所有制变化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垄断力量的变化。有垄断行为的这些行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变得更大了，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大家可能会不同意我说的话，垄断企业中的员工收入这么高，怎么可能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因为它的利润同时更高，两个都增加的话，只要一个比另一个增加的快，相对比重会发生变化。垄断企业的利润很高，劳动者收入也高，但利润比劳动者收入高得更多。所以垄断企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是相对比较低的。如果垄断企业变得越来越少，全社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就会增加。 如果分析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原因，主要的是三个，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计。一个是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改制，第三个是垄断企业的增加。前两个不应该逆转，第三个应该是我们努力去改变的。 还有的提议增加工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但增加工资的副作用是降低就业的增长。我们用同样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当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业增长会减慢一个百分点。这两个效果正好是抵消了。增加工资给劳动者报酬，会增加每一个有工作人的报酬，但不能增长所有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就是因为增加工资以后，参与劳动的人数会降低。 分析各种各样的可能，我们发现政策对要素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不能在这个方面做文章。能做文章的，除了要素以外，还有刚才说的资本收入可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更应该做这样的分配。一个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如利率市场化，贷款利率基本已经市场化了，而存款利率远没有市场化。人民银行去年走出了重要一步，允许存款利率可以上浮10%。居民的主要财产收入还是利息收入。还有就是增加企业的分红，企业的平均分红率是18%左右，但国际平均是27%左右，中国只是国际平均的三分之二左右。 再分配过程，大家经常关注的是个人所得税。我觉得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更主要的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对员工的负担和企业的负担是非常重的，五险一金加起来是工资水平的40%左右。其实对企业的负担就是对居民的负担，如果没有这个税，工资收入会增加更快。社保缴费率太高，如果降低的话可以减少居民的负担。社保的资金不够怎么办？应该想其他的财源，比如国有企业的分红应该纳入一般性预算，可以用来支持社会保障。 时间：2012年12月30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