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资本性国有资产账面净值大约为30万亿元。国家的资本性资产与当年GDP的比值接近60％，这无疑是一项巨额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无出其右者，而且过去几年还在以超过15％的速度增长。 诚然，资本性资产价值存在着由于宏观景气变化和行业起落而贬值的可能。但是，考虑到各级政府控制的大量资源性资产和事业性资产可以不断实行资本化，可以预期，中国由国家拥有的资本性资产在较长一段时期会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由此引起的对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将不会销声匿迹。 资本性资产会产生资本收益，即使国有资本表现较私人资本更差，在诸多垄断领域和寡头市场中的国有资本总不至于年年空手而归，所以来自巨额国有资本的收益也是国家重要的公共资源。即使国家能够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出售资本性国有资产而变现，这些现金也是公共资源。这项非常巨大的公共资源，必须正式纳入国家预算体系，否则会出现使用漏洞。 过去几年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总体上呈现缓慢上升之势，不过，占国有企业利润的比重一直低于10％，2012年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才900多亿元。与超过10万亿元的中央企业净资产相比，是一个应该遭到市场抛弃的收益水平。但就是这样一个水平的收益，其支用也基本上回到了对国有资产的自我补贴，与作为所有者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并没有多大关系。从有限的信息披露来看，900多亿元有一项支出是用于补充五大国有发电集团的资本金。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决定，因为五大发电集团负债率太高，补充资本金就能使负债率降到安全区域。而且，据说由于煤和电之间的价格没有理清，发电与输电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这些发电集团一度严重亏损，所以急需银子。 但是，从正常的经营策略来看，降低负债率不光有增加权益资本这一选项，也有压缩投资和其他支出以偿还债务这一选项。更重要的是，如果有足够的理由和吸引力要增加权益资本，完全可以去资本市场融资，而不是游说政府来补充资本金。而电和煤之间，发电和输电之间，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产业层面和监管体系的改革来处理。 我认为，以国家所有权的方式来取代产业层面和监管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莫大的误区，也是一个对国家来说最划不来的买卖。国家作为裁判员，应该对自然垄断的输电环节严格监管，并对可以竞争的发电环节大胆改革，主要举措应该是，在目前局限于国有企业之间的高度同质化竞争格局中，引入非同质化的大型竞争对手，如民营的大型竞争对手，这样才能通过竞争发现市场中真实的成本、利润、投资额、财务费用、负债水平、营业模式，等等。 对中国庞大的国有部门仍然有不少争论和分歧。一个可能为许多争论者共同接受的思维是：作为资本性国有资产，国家必须设立基准性的资本收益诉求；作为公共资源，国家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程序正义的使用机制。如果达不到基准性的资本收益水平，国家至少应该对国有部门做出诸如关闭、出售、重组等被动性改革；因为有公开透明、程序正义等机制，哭奶者、游说者，都不容易拿到公共资源来作自己的补贴，这将使竞争更加公平，市场配置资源和优胜劣汰能发挥更大作用，而且有助于健全社保和改善民生。如果要说新加坡有什么经验，这方面就有经验。这种思维，可以落脚到中国的复式预算体系和正式化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笔者认为，这个试行办法还不是一个正式的预算制度，因为试行阶段只要经过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像正式的预算那样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所以缺乏透明度和公平性，更谈不上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和促进民生。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尽快结束试行期，对有关条款调整、补充、完善，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正式化，纳入到国家预算体系当中。 正式化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事物，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预算，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如此庞大的资本性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也许是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不过，即使国家能够对国有部门做大刀阔斧的收缩性改革，目前分布于许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资本性国有资产，将可以被转化为一个具有较强分散性和流动性并专注于财务目标的国有资产组合，到那时，一个简化版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仍然是有用的。 我们呼吁一个更加现代化的预算体系，它应该不但能够涵盖国家的重要经济社会活动，还应该能够指向未来的国家收入与债务，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民众的要求和意志。预算体系和财政体系的改革，对于推动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来源：财新《新世纪》时间：2013年0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