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前来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这里我见到了过去十一年来，在参与式预算上还有在绩效预算上我们的合作伙伴。何达基教授、汪德华教授，陈穗红教授，袁岳董事长，我们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在理论研究，对外考察，和实际操作方面，都有很好的合作，非常感谢。
今天，要讨论中国的绩效预算改革，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从2006年开始关注预算问题，在过去11年中，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进展，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进展。
首先，在全国层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全局、面向未来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对全面深化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做了明确的阐述。当前，财政部在绩效预算方面走在前面，提出了很多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中期财政规划，比如说要求要有非常明确的绩效目标。在过去财政支出的项目中，有很多绩效目标是模糊的，对于制定与完善绩效目标的要求，应该说是非常强烈。另外在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评价等各个环节，财政部都做了规定。
推动绩效预算改革，对于建设“高效、问责、透明”政府有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它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重要一环。因为财政收入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是相当高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0%，全口径预算收入占比可能超过30%。第二个，绩效预算是现在越来越需要的公共服务的资金的基础，财政基础。第三个，我们特别看重的，绩效预算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希望通过提高财政绩效来推动政府向人民群众负责，推动实质上的民主进程。
其次，在地方层面，当前绩效预算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在给河南省政府做一个技援项目的时候，曾经到广东、河北、上海、四川等地方考察，在这些地方都看到了财政绩效预算所取得的进展，非常让人欣喜。尤其像河北，他们全面推行了绩效预算，并建立了“部门职责—工作活动—预算项目”三个层级规范的绩效目标管理体系。上海闵行区2009年引入PART评级工具，2014年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PART工具进行了改进。通过“前评价”督促支出部门，把用钱的绩效目标、绩效指标都考虑清楚，然后再要钱，再用好钱。同时，闵行区以绩效评价来改善资金分配的效果，这就形成了很好的全过程绩效管理循环。引入人大政协和公众参与，审计部门也很早就介入这个过程，这样就使绩效预算法治化的一个过程更明显、更突出了。
此外，我们和零点公司在南海做过绩效预算的第三方评价，其中的事前评价主要是指项目方面的评价，我们和零点帮他们一个一个的请专家对项目进行打分。现在从很多地方的实践已经看到，目前的预算绩效评价已经从项目评价发展到部门综合评价与政策评价，浙江、河北都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地方所做的工作确实显现了中国的绩效预算改革做到了“中央有要求，地方有创新”，给人以很大的鼓舞。总体上看，我们说十年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确实有这样一些成绩，制度逐渐的健全，资金覆盖面逐步扩大，根据绩效目标编制预算逐步推行，目标的科学性逐步提升，绩效预算支出的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第三方评价的质量和水平得到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途径和方式正在拓展，各地方各部门逐渐形成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业务骨干队伍。这是目前所取得的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还有很多不足。
第一，政府的政策本身和财政支出脱钩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对于涉及公共产品提供的政策，没有明确的预算资金支持是行不通的。所以战略规划和预算支出之间到底应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更紧密的联系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重投入轻产出，重项目轻整体，重任务轻目标，重评价轻管理，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都有改善，但仍然存在值得研究与改进的地方。
第三，绩效预算的改革具体执行者对于改革的认知度、认同度并不高，动力不足，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针对政府部门官员的简单调查得出的这样一个看法。有钱用就行，把钱给我就行，至于说要做到很公开、很透明，这个支出部门是有抵触的。
第四，缺乏高位推动，绩效预算的信息以及使用，实际上都是为决策者服务的工具，决策者需要对这一点高度重视，绩效预算才能够起到作用。另外绩效评价本身还不够完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能基于现实的评价指标，更符合实际的绩效信息，才能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更好的依据。绩效评价怎么能够做到战略引领，做到全过程的绩效预算，这是未来我们很需要探索的。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几个试验，一个是，2006年到2008年，在无锡和哈尔滨开展参与式预算，参与式预算最早我们是在巴西看到的，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也用不同形式在做。我们试了试，在这两个地方效果很好，哈尔滨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在坚持着社区、街道一级的预算，要拿到居民中讨论来通过。2012年到2015年，我们做了广东省南海市的财政绩效评价，这个评价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它了解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过程
第三个是，2014到2016年，我们承担了河南省财政厅“全过程财政绩效管理与监督框架”这样一项研究，这是亚行的技援项目，汪德华教授、何达基教授都是课题组专家。
第四个是，2016年开始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试验，当时，针对河南的研究结束以后，我们觉得河南太大，这么多层级其实我们做不了。我们选择了广州，广州市政府很欢迎，所以我们在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合作现在开展得很顺利。时间关系，具体的内容我们就不细说了。总体上，绩效预算不简单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一个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过程。我们希望绩效预算做到战略引领，希望说要从基于愿景的政府战略到部门目标，从部门目标到项目目标，然后再到这个绩效评价，它包括项目的绩效，部门的绩效和政策本身的这个绩效。我们希望预算的过程，应该对上联系着中央的决策者，对下应该联系着公众，横向应该部门之间有协同，如果这三个方面都能够做好，那么绩效预算就能够起到它的作用。
我举一个例子，看这个数字它是怎么样把绩效信息传递过去。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政府的一个专项资金项目，这个项目每年中央拨付的财政经费约为190亿，用于贫困地区孩子吃饭本身，如果是地方要确保供应好免费营养餐，大概地方还需要配套40多亿到50亿。我们建立了一个阳光校参数据平台，由每个学校老师把数据填表以后报上来，再附上学生当天吃饭的照片，我们通过大数据来进行分析，政策效果很明显，我们的数据平台目前监测覆盖100个县，9000多所学校，近400万学生的营养改善状况，根据监测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比如采购食材是什么情况，补助资金用到哪里了。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改善效果，就是在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省份的这些孩子，各年龄段学生平均身高均有增长，11岁男、女生分别由2012年的137.8和138.7厘米增长至2016年的143.5和144.3厘米，四年间同一年龄段的男女生身高分别增长了5.7和5.6厘米。考虑全国平均身高的增长因素之后，校餐对贫困学生身高增长的直接影响大约在3厘米左右，当然，这个数字我们还在进一步细化和论证。一个专项资金项目，能够做到190亿财政投入都吃到孩子嘴里，而且有“5公分”的效果回报。像这样的一些基本数据、基本的判断，是政府在决策中特别需要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了，财政的经费不是说就是拿刀子砍，你上100亿我就给你50亿，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在大的战略目标下，哪些方面要加强，要预先有所谋划，例如，未来人们的医疗支出是肯定要上升的，上升到整个国民经济支出百分之几大体是合理的？这个增加的经费用在哪里比较合理？这个应该不是仅取决于部委之间的谈判，而是取决于很好的国内和国际的比较研究，同时对与公众获得感密切联系的支出应该特别予以注意。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了。
最后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现在政府只是在讲我为你做好事，我们在做参与式预算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地方政府说我做十大民生实事，这是不够的，你得先问一问老百姓需要做什么，这些选择中哪些是他们的优先项。我们特别了解了萨默维尔市的做法，当地的市民能通过网站、通过手机反馈他们的需求，政府能够知道反馈需求的是在哪个区域，这个区域住的是什么人，流动的、本地的、知识分子的、高收入的、低收入的都有详细的反馈与数据分析，然后不同类型的需求反馈后对城市决策的影响有权重的区别。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做法确实是个明星市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需要有更多的途径了解老百姓实际的需求，把老百姓的关注点从那些不着边的事情直接引导到他们身边的事情，他们关注的事情。政府和他们是一致的，有这样的一种政治过程，政府除了投入资金为民众做好事，更重要的还能够得民心。所以我们主张要做财政绩效信息公开，我们有政府治理与公共预算网站，同时我们跟广州市政府也正在合作，希望这个网站更多的起到互动、沟通这样的作用。
总之，在绩效预算方面，中国已经走了很远了，基金会有幸和在座的各单位朋友一起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们愿意继续努力，继续向各位学习，把事情做得更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