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和局限
我们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主题是研究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如何避免陷入“陷阱”。对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些人强调中国还有20年高速增长期，不会陷入“陷阱”。而多数人认为中国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人概括主要有五个风险：一是增长动力减弱，发展进程放缓甚至可能停滞;二是出现比较严重的财政或金融风险;三是出现较大范围或规模的社会动乱;四是环境承载力减弱，制约进一步发展;五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多端，陷入政治经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增大。[1]
有人不赞成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有自己的瓶颈，所谓的“陷阱”和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并认为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未来如何健康、稳定、持续增长，换个提法和命题研究同一问题并没有多少新意，还会导致单纯追求GDP的偏向。[2]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并不精确，讨论中确实要防止一些偏向。但是，研究这个问题还是必要的。首先，中等收入阶段是客观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具有普遍性;其次，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都有“陷阱”，但是中等收入阶段的陷阱有其特殊性;第三，研究世界上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防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最后，中国已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
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换一个提法和命题。即使换一个提法和命题，由于视角的转换和扩展，也可能看到新的问题，会有新的发现。这几年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已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有些文章把“中等收入陷阱”和世界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研究，在国际比较中发现了与“中等收入陷阱”有关的一些典型化事实。例如，与先进国家相比，后进国家以较少的时间完成大体相同的工业化城市化“工作量”，增长速度在“挤压”之下提高，出现了高速增长期，一旦“挤压”增长潜力释放完毕，将会合乎逻辑地发生增长速度回落;又如，工业化过程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发生的增速回落，另一种是高速增长潜力基本释放完毕的情况下出现了进入中速增长和高收入阶段标志的增速回落。这两类增长回落有相似之处，但重要的是两者的区别;再如，“成功追赶者”当高速增长接近尾声，增速开始“下台阶”时，经济结构也会出现急剧变化，趋势是工业比重趋稳并逐步下降，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但此时的结构调整并非由于服务业比过去增长更快，而是由于工业增长趋缓相对提升了服务业的比重。投资消费的比例也属于这种“相对变化”;再如，随着增长速度下降，增长动力机制也将发生实质性改变，由此引出增长模式转变的问题。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体制、战略、政策的系统改变。[3]
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其局限性。这个概念不是很准确。世界银行提出这个概念是以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准确说是GNI)作为划分收入阶段的界限的，但是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产业结构、积累消费、居民收入、生活水平等情况。人均GDP相同或相仿而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却可能很不相同。由于物价汇率等原因，用GDP比较不同阶段也有困难，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之间进行比较困难更大。即使用通常用的国际元来比较，也不是很准确。对于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何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至今未见有明确一致的说法。有人认为工业化中欧美等先行国家由于是技术前沿的开拓者，因而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未曾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而有的文章又说美国在1929-1940年和1944-1960年经历过12年和20年的持续停滞，英国也在1943-1954年经历过12年的持续停滞，这又表明美国和英国也曾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
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要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偏向。由于以GDP划分阶段，有些人误认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使GDP高增长。某校一次干部学习班讨论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时，第一条意见是坚持加快发展速度。理由是“中等收入陷阱”最突出要害之处就是经济徘徊或停滞，最关键最有效之举就是加快发展不停步。这种意见显然是片面的，正如有人提出的，“要特别注意防止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名，行单纯追求GDP增长之实”。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说：许多经济体常常能够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是只有很少国家能够超越这个阶段。这个观点曾被很多文章引用。但是，说“许多经济体常常能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未必符合历史事实。有些人说改革后中国用了20多年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并以此说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比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容易。但是，他们没有计算中国改革以前低收入阶段的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就经历了30年，还没有计算新中国成立前的时间。事实上，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已经开始工业化，并努力跨越低收入阶段的“贫困陷阱”，直到本世纪初才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世界上这种长期艰难跨越“贫困陷阱”的国家并不鲜见，现在世界上还有10亿人口在低收入国家，中国也还有一些地方处于低收入阶段。因此不能为了强调“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性而把跨越“低收入陷阱”说容易了。
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和“低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完全割裂开来。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地区)面临不同的发展问题，但许多问题及其原因是有连续性的。中等收入阶段的问题可能是低收入阶段延续下来的。有些问题在低收入阶段没有成为“陷阱”，但在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陷阱”了。中等收入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在这个阶段没有成为“陷阱”，而在高收入阶段就成为“陷阱”。所以，要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和低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研究。防治“中等收入陷阱”既要治标，也要治本，这样才可以为高收入阶段的健康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就进入高收入阶段，有人估计，顺利的话，中国10多年后就会进入高收入阶段。因此需要认真思索一个问题：中国要建成什么样的高收入国家?一种普遍的倾向是把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作为理想目标，认为进入高收入阶段就是实现美国那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现在有一种现象，为了高增长，就要求高消费，生产成为目的，消费成了手段。在生活不富裕，正常消费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努力增加生产、扩大消费是必要的，但消费是不是越高越好呢?高消费是否就是健康消费呢?高消费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呢?尤其是，如果全世界近60亿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都像美国那样高消费，实现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地球能否承受得了呢?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当然不应该得出结论，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不应该进入高收入，但是必须思考高收入国家如何建成健康的、富裕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建成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一个决定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
二、具体深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原因，一个国家不同年代落入陷阱的原因也会不同。而且原因是有层次的，有表层的，有较深层次的，有根本的;还有内因外因之分，有时外因比内因更为重要。弄清楚一个国家为什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具体研究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概括出不同类型国家落入陷阱的一些共同原因和根本原因。如果不进行具体研究，概括出来的原因可能失之笼统，不完全符合甚至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有文章说，一些国家困在陷阱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过大，形成了两极分化，能否阻止贫富分化，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这个说法似乎过于笼统，贫富差距过大确实是很多国家落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一定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不能说阻止贫富差距一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这篇文章指的可能是一些拉美国家，但这样分析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过于简单笼统。拉美一些主要国家19世纪70年代工业化开始起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增长很快，但后来增长一度停滞倒退，经过100年的发展，仍然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阶段，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也被称为“拉美陷阱”。一些拉美国家为什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般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二是没有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三是城市进程缺乏管理，导致大量社会问题;四是不能有效管理外资，缺乏自主发展能力。可见，不能把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作为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为重要的原因。
有人认为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是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研究拉美国家的社会经济史将会发现，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苏振兴主编的《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一书中记载：19世纪拉美国家独立革命以后，虽然缔造了一大批独立的共和国，却延续了旧殖民体系的许多基本制度。其中最突出的有奴隶制度、种族歧视制度、社会等级制度、大地主占有制的土地制度、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劳工制度。该书还记载：拉美国家独立以后，奴隶制度又继续存在了数十年;奴隶制度被废除后，在拉美被称为“非洲人后裔”的黑人群体并没有获得土地或其他补偿;拉美地区的土地占有严重不公，1970-2000年大部分拉美国家土地占有基尼系数在0.8以上。我认为，拉美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可能是它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拉美地区长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意识形态争论激烈，这些都影响经济发展，而其根源则是基本政治经济制度。
前苏联东欧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类国家，也为分析陷阱的原因提供了案例。很多文章从计划经济体制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落入陷阱的原因。有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苏联陷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一、计划经济体制在比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难以持续提高微观效率、宏观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水平;二、长期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和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三、居民消费受压抑，投资需求难以持续增长;四、对全球市场参与度很低，市场空间无法拓展。我认为这个分析是比较全面中肯的。我想补充的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析不能完全取代对苏联基本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除此之外还有所有制、分配制度、城乡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除了基本经济制度，还有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基本制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基本制度都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因果关系来分析，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由政治制度和所有制决定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战略也有决定作用。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对苏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不能在研究的视野中消失。
有论述苏联解体教训的文章说：苏联剧变的根子主要在于其以党代政、党国不分的政治体制。苏联国家和社会职能倒置，国家承担起了社会的职能，社会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一些本来应该由社会解决的问题。文章还说：苏共在加强政权建设时，由于没有基本的民主观念，而走上了专制的道路。苏联没有权力划分，没有权力制衡，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中心，集中到各级党的机关手中。各级领导人被认为是掌握了能预见未来的特殊天赋才能的人，有能力作出唯一正确的决定。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实际上是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决定一切。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国民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难免了。
在拉美国家和苏东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都能找到基本制度的根源，这里说的基本制度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陷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基本政治制度同样是根本原因。在这些国家里，往往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基本经济制度是由政权建构和维持的。基本社会制度如城市剥削农村、贫富身份固化等也是陷入陷阱的原因。文化教育科技制度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中，科学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认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一定要重视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的影响，要把“中等收入陷阱”和社会经济基本制度联系起来研究。
三、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要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密结合
上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个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七大适应形势的变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又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所谓小康，是指温饱有余而还不富裕的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使我国人民生活由小康进入富裕，也就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尽管在党的文件中至今没有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形成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也是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纲领。这是一个科学的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纲领。
首先，这个纲领对我国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使我们思想上有应对这些问题的准备。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分析了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落后等七个问题。十七大又系统分析了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剖析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八个主要特征。
其次，这个纲领对于如何解决我国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明确的任务。十六大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七大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创新道路、城镇化道路、建设新农村等构想，这些都是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采取的措施。
再次，这个纲领既总结了我们自己发展的经验，也吸取了国外发展的经验。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是研究总结自己经验和国外经验的结晶。科学发展观也是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和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而形成的。
最后，这个纲领重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的完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十七大又提出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两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十七届五中全会针对改革的现状，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这些任务既是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要求，也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后避免“高收入陷阱”的要求。
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完成。要使这项研究能够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和压力，能够吸取其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能够推动和帮助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困难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很艰难的，当前面临的贫富差距、资源环境、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中小企业发展、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腐败等问题，解决起来都困难重重。和以往改革不同，现在改革不仅有思想认识的困惑，更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十六大、十七大都提出了改革任务，也取得了进展，但行动迟缓，成效不大，改革严重滞后。很多理论问题也需要研究。例如，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宪法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有的人认为只能说私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说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在全部公有制甚至全部国有制基础上建成，意思是说消灭私有制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看法是不是仍受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不是对私有制的歧视，会不会阻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再如，国有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是否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什么样的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企业?有的人无条件地赞成发展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一定比私有企业好。而苏联是在国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时解体的。再如，扩大民主。有人认为政体西化是未来30年中国最大的陷阱。中国当然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制度，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有没有共同点?西方民主制度有没有可以给我们学习的东西?如果不发扬民主，不实行权力制衡，能彻底消除腐败吗?能使人民自由全面发展吗?能提高文化软实力、建成创新型国家吗?再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很多场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并不起基础作用。这既有优势，也有缺陷，而且缺陷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要深入研究。
理论界一段时期来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研究重视不够。相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讨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研究讨论较少。有些人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看得过分简单容易，认为只是翻两番的问题。有些人急于实现现代化，瞧不起小康社会，没有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理论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讨论很热烈，这是一个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深入讨论是必要的。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之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更大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分支系统。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和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结合起来，使它们相互促进和认识不断深化，全面掌握它们的规律。否则，可能会重视了树木而忽视了森林，甚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理论界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结合不够，也说明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认识不足。
关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有一份统计表反映的情况是(单位：%)：
从表中的数字看，2020年肯定能轻轻松松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但是，实际上有些任务完成的难度很大。表中的有些数字和人们的感觉也差距较大。例如，社会和谐、生活质量的完成情况好于经济发展，民主法制的完成情况更好。我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一个高要求还是低要求的问题。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高要求，十七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十六大、十七大要求那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可能难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难题，尤其是改革方面的难题，有人强调要顶层设计，顶层推动，也有人强调要基层讨论，民主讨论。我认为两者都需要，它们应该也可以结合起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客观规律还所知甚少。为了提高认识，需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还要允许在研究中犯错误，并对此要有一种包容的精神。
[作者简介]周叔莲(1929—)，男，江苏沭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工业经济研究与企业管理。
[参考文献]
[1]侯永志，张军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和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J].经济要参，2011(41).
[2]张学良.理性思考中等收入陷阱[N].文汇报，2012-01-19.
[3]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评估与转型选择[J].改革，2012(1).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周叔莲
时间：2012-07-13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