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通过人口和资源的集聚，拉动经济发展，优化配置资源，但要不断发展城市，提高城市化率，就要正确引导。因为城市化是把双刃剑！”著名经济学家李京文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指出，要正确认识城市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既要看到正面效应，也要看到负面效应。因为“城市化既能拉动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 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城市化水平，用经济的发展支持城市化，才能够通过城市化带动经济的发展，避免城市化对于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他直言，应该广泛宣传这个道理，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其有全面的认识，尤其要对中国的市长进行系统培训。
李院士对“5·12”大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深感痛惜。他表示，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灾后重建要本着既节省，又坚固，既要看长远发展，又要看近期效益的原则。对于学校、医院，一定要按照最严格的构筑物的要求，要让学校成为地震的避难所。
半个世纪以来，李京文一直在与数字打交道。技术经济学、数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物流经济学、拓扑学、模糊数学……在李京文心中，这都是庞杂社会现象的某种量化——生活的结晶、生态的变异、生产率的体现，又是经济运行的总结与展示。那么，他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中国经济学界没设院士，他为何能够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呢？
篇章1：城市化要趋利避害
李京文表示，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18世纪以来，城市化是继工业化之后席卷全球的大浪潮，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最重要的力量。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病”这一重大挑战。他不同意城市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的观点，但认为在城市化的发展中，要辨证看待城市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做到趋利避害。
城市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据了解，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就中国城市化中的问题进行课题研究。其中，城市化中的经济问题，交给了李京文和他的团队。
“由于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很低，各级政府希望通过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人口的扩大，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遗憾的是，大家只看到了城市化对于经济的正面效应，而没有看到负面效应。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受到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城市贫困人口增多等‘城市病’的困扰。”
针对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李京文一方面认为，城市化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系统研究。尤其在目前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4.9%，未来二三十年还将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研究更加显得迫切。
他认为，城市化是一个以工业化为动力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指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在内的社会整体变迁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经济过程。因此城市化必然涉及并引发社会经济的诸多问题。这就要求政府既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又能将城市化置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系统之中，使其协调地可持续地发展。
另一方面，他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城市病”实质上是生态问题，因为它主要由三个原因造成：一是资源开发利用不当造成的城市生态问题;二是城市结构不合理的生态问题，如产业结构、生产布局不当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三是城市功能不健全造成的生态失衡。
“既然‘城市病’的实质是生态问题，就要从生态入手，以城市生态理论为指导，分析、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调控机制，协调好城市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地进行城市生态建设。”
城市化要求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生态城市理念的理论体系正式被提出，并逐渐发展完善，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当前，世界上普遍认为生态城市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最优途径，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新的聚居模式。
自从“生态城市”被提出，“园林城市”、“山水城市”、“绿色城市”等成为当今许多城市发展追求的时尚，李京文认为这是工业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因为生态城市中的‘生态’，已不是狭义的生物学概念，它实际上恢复了‘生态’的本意，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的含义;生态城市中的‘城市’，也不是单纯指城市建成区，而是区域市，它强调城与乡的空间融合，第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布局融合，城市与区域的生态融合。生态城市是和谐、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理想栖境。”
但他指出，仅仅建设“生态城市”是不够的，因为没有经济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与发展的，“生态经济城市”才是我国未来城市发展比较理想的一种模式。
在他看来，城市的实质是一个生态经济系统，具有生态与经济的双重特征。他认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化将进一步要求生态经济平衡。生态经济城市的模式，既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追求生态美，又追求经济繁荣，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城市人口与城市资源环境相适应，这是未来城市所期望的目标。
就“生态经济城市”的建设，他提出，既要提高生态经济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又要全面规划，周密设计。同时还要遵循生态经济规律，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城乡经济社会互惠互利一体化发展，促进生态经济城市建设。
数字城市
——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21世纪是推进城市化战略的世纪，以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为基础的信息化革命带来了一次新城市化革命。李京文认为，“数字城市”是城市化战略发展的历史要求和最优选择，是解决欠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的有效途径，是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了解，目前世界城市人口的2/3以上居住在发展中国家，他们中的贫困人口约有15亿，至少有6亿人没有足够的住房，11亿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仅因饮水不洁每年就造成一千万人死亡。此外，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及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疾病、失业、犯罪、城市治理资金匮乏和管理者决策水平低下等问题，不仅威胁着城市的经济发展潜力，而且威胁着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
“‘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实现的技术基础，而且是城市信息化水平提高的特征。同时‘数字城市’又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城市病’的最优化方案。”
李京文同时指出，建设“数字城市”可以提高城市行政管理水平，有效配置管理城市资源，包括人文资源和物质资源，适应技术的飞速进步，致力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实现城市信息化过程中，选择“数字城市”建设作为其目标，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篇章2 ： 居安思危，加强经济发展预测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李京文认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中心正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中国经济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居安思危，加强经济发展预测。
中国经济面临双重瓶颈
基于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及此间发生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互补共进、知识经济问题引发的学术讨论、新型工业化问题、振兴我国制造业等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他认为，中国将是国际资本长期投资的热土！
但他指出，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已经从投资约束以及其后的需求约束，变为资源及国际竞争双重约束。李京文警告，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将主要不是受资金的约束，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底为161587.3亿元，从20世纪末以来每年利用外资超过700亿美元，资金是比较宽裕的。但应该警惕的是，资源的约束和国际竞争的约束，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近年来，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瓶颈。以煤为例，我国的煤炭储量1000多亿吨，扣掉已开采的，还有600多亿吨，其中有可能开采的只有60多亿吨。但以目前经济发展对煤炭需求的增长情况看，李京文说，需要增加上千万吨的煤炭供应，这相当于每年要增加一个兖州煤矿，是根本不可能的。石油也是如此。李京文预测，今后石油进口将占总消费量的40%-50%，甚至达到60%，这样大的进口量，不仅受价格的影响，而且要受运输和安全的制约。
他反问，对于绝大部分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运输，有没有国力能够改变美国和其它大国随意限制石油进口？对此，他建议，建立国家能源基金，完善国家能源战略实施机制，保护国家能源工业。同时，尽快建立资源定价中心，确立我国在世界资源定价体系中的参与权。他认为，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将对解决资源对经济的制约找到有效途径。
此外，李京文直言，国际竞争对中国经济产生的约束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新约束。国际环境给了中国机遇，但挑战更加严峻，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反倾销调查在不断加剧。这将使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限制。他表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要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加强经济发展的预测分析，做到“凡事预则立”。
文化产业拉动中国消费结构升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如何让文化产业的发展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成为提高中国综合国力竞争水平的艰巨任务。李京文表示，要大力提高我国的文化力，包括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重点培育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升级。
结合他最近对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的研究，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文化消费将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国要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就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他分析，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在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出现了以汽车、住房消费为代表的消费升级。目前，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居民消费已由以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轨道。
随着今后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政策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制约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将进一步减少，消费升级的速度将更快，从而必然会使文化产业发展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他认为，各地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这为通过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条件。东部地区文化消费活跃，消费层次不断提高，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升级，并力求“走出去”;中西部地区要借助现代传播手段，面向全国市场，打造各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开发特色文化产业。
发挥城市群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作为深圳、海南、湖北、中部五省、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性发展战略的主持人或参与者，李京文认为，过去由于中国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匮乏，发展只能 “全国一盘棋”，集中财力物力发展重点地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差异性、积极性。
他说，即使美国在发展上，也强调区域发展，其国名“United States”就可以看出。中国现在也在强调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渐在各个经济区域形成了众多的城市群。但要更好地发挥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城市群要注重规模效应，培养有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的大城市和区域中心。
就中部崛起，他认为中部各省应注重差异，而不是都要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各省应握手形成合力。
就武汉都市圈的异军突起，他认为优势在于武汉交通发达、工业基础好、科教实力雄厚。尤其是国家对于这一地区进行“两型社会”的试点，将极大促进这一城市群的发展。他建议，武汉要加强对大型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社会评价和环境评价。
就珠三角近年的快速发展，他认为广东实现GDP从1千亿元迈入“万亿元”，花费了将近20年，而实现1万亿（2000年）向2万亿（2005年）的跨越，却仅用了5年。“这一跨越的历程既是过去5年成就的总结，也是对未来趋势的预示。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中国，更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他建议，珠三角在发展上要借鉴长三角的经验，尤其对于城市的建筑，要合理规划，有序发展。
“奥运”检验中国市场经济
就日益临近的2008北京奥运会，李京文表示:“中国依靠改革开放的成果赢得了奥运会举办权，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也检验和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成果。奥运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次大演练。”
长期从事大型工程项目经济论证的李京文院士说：“北京奥运会不仅要强调科技、人文和绿色，更要强调市场经济，只有这样，奥运推动经济的正效应才能充分体现，负效应才能最大减弱。”
2008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推动作用一直为人们所瞩目。李京文分析说，筹办奥运会拉动中国GDP年均多增0.3至0.4个百分点，近1.4万亿元的经济贡献;北京的投资需求急剧扩大，消费增长得到有效拉动;七年来，各种体育、交通、通讯和服务等设施的经营、建设增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为达到举办奥运会的环境指标，中国投入价值2000多亿元发展环保产业，积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得到了奥委会的肯定和赞扬。
篇章3：桀骜不驯，成就梦想
“我能从一个学生成长为部长助理，并成为有国家学术最高头衔的院士，要感谢我的父母和老师。是父母养育了我并培养了我好学向上的性格，是老师教给了我很丰富的知识，我才会有今天！”
谈及自己的人生历程，李京文院士让我们体会到的是如何感恩。而他的人生轨迹，更让我们看到，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所体现的桀骜不驯的一面。
从“文学之梦”走上
“经学生涯”
1933年，李京文出生在广西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书读得好，还当过县里小学校长。所以，家里虽然穷，但唯一的特点是书多。家庭的熏染，让他自幼酷爱读书。
少年时的李京文有一个瑰丽的梦想:当诗人、文学家。稍大后，感到现实的丑恶是因为没有吸取以往教训，改而想当历史学家。再后来，因为数学成绩出色而颇受老师表扬，于是又想当数学家。
1950年，李京文高中毕业，严重的伤寒让他错过了高考，却没有让他放弃上大学的梦想。病好后，一面工作，一面准备考大学。在姐姐的鼓动下，他放弃了进中南艺术学院创作系的机会，选择了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走上名副其实的“经学生涯”。
1953年，李京文被选送到苏联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接受了苏联教授们的教导和苏联同学们的热情帮助，并在1957年当面聆听到毛泽东主席那段脍炙人口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弃官从文
1958年，李京文回国，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北京经济学院、国家建委、建材部和国家建材总局等单位工作。“文革”中期，从农村下放锻炼后被调回国家建设委员会，从部长秘书一直当到总局长助理。
这是因为李京文是公认的“笔杆子”，还具有较强的理论优势，为建筑建材行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观念。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重工业、生产资料的发展不是重点的情况下，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建筑材料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建材工业既是重工业又是轻工业。这一理论得到了部里的认可，更得到了总理的赞赏，认为建筑材料应该享受轻工业的待遇。建材行业因而取得了优先贷款、优先投资、优先运输的许可，取得了大发展，满足了当时城乡对建筑材料的旺盛需求。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李京文被调任技术经济研究所当负责人，完成了由官员到学者的大转身。这一举动让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放弃“官位”到“清水衙门”去耍笔杆子太可惜，可李京文觉得“做科学研究比较能发挥我的特长”，并且他认识到“应用科学方法来提高投资效果，只注重技术不行，要经济和技术结合”，他希望用经济理论、数学方法来研究讨论技术项目和技术方案的水平，通过测算优选最好的方案，集中力量投资，促进项目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2001年，李京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迄今极少拥有这一头衔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界的“两栖动物”
李京文说，自己是经济学界的“两栖动物”。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他研究的技术经济学是技术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二是他既是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没设经济学院士，他是作为工程管理学专家被选为院士的。
在工程管理上，李京文对建立我国工程论证、规划与决策的理论方法和制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特别是近20年，李京文带着他的团队，以数字为依托、以科学计算为方法，完成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还主持或参与制定了电力、建材、水利、铁道、物流、航天等部门的发展规划和技术政策。
作为我国技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首次提出了精确测算我国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方法，率领助手们开创性地研究了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的著名观点。他与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等各国学者合作，系统地分析比较了中、美、日三国的生产率，撰写了《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一书，在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政两界均引发了不小的反响。
乔根森称之为“对增长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是支撑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政策发展的重要依据”。并强调指出“李京文和他的研究所彻底改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他们发展的方法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带到了国际水平，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李京文领导课题组所执行的“总理基金研究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自1990年开始，每年春秋两次预测、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成为我国制定新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他主持或参加的《1998-2050年中国经济发展与预测》、《12部门技术政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研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等，均获得了包括多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重大奖项，成为中国和相关区域、部门经济转型过程中重要的科学依据。
迄今为止，他已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培养硕士40余名、博士30余名、博士后8名……
古稀之年，腿病缠身的李京文院士依然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奔波忙碌，依然在为中国经济培养后继人才。他以“热爱、追求、勤奋、真诚、奉献”作为座右铭，时刻用以勉励自己和学生。他说，人总要有所追求，生活才有意义。他这辈子，就是捉摸怎样把事情做好。他很赞成把“扎扎实实地做事，勤勤恳恳地学习，老老实实地做人”这三句话当成做人的基本准则。
人物档案
学衔：1951年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1953年到莫斯科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195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94年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举为外籍院士，不久又被聘为俄罗斯人文科学院院士；1998年被国际欧亚科学院选举为院士；1999年被选为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当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和学部主席团成员。
曾任：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北京经济学院、国家建委、建材部、国家建材总局等单位工作，任工程师、讲师、处长、司长、局长助理等职。1985-1998年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兼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现任：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评估与战略规划研究中心理事长、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组组长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经济与管理评审组召集人，国家软科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社科基金应用经济评审组副组长等职务。曾任七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著作：《科技富国论》、《跨世纪重大工程技术经济论证》、《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主编，
四卷）、《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主编之一）、《迎接知识经济新
时代》、《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合著主编之一）、《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
战略法规与政策研究报告集》（主持人）等等。
时间：2008年07月22日
来源：城市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