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产业经济走向的影响
由美国次贷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只是金融制度缺陷和金融行为非理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爆发，而实体经济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之深刻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们中国，都必须从整个经济机体的内在关系中，认识危机的性质，找出摆脱危机的路径。
当代世界产业发展时代特征是：以石油等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发展达到巅峰时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处于高平台期；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入扩张期。体现时代特征的三类产业——传统产业（主要是工业）、高技术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成为经济体的三大支柱，各居要地，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这三大产业均面临深刻的矛盾。
传统产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发达国家传统产业面对成本推进压力却越来越缺乏机制弹性，层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产业尽管具有技术优越性，但技术创新的巨大“创造性破坏力”缺乏有效的新商业模式支撑，导致投资人长期信心不足而倾向于风险性短线投资行为。金融服务业具有强烈的自我增值能力，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膨胀，系统风险性剧增。
因此，世界产业发展的三大机制出现明显障碍：第一，创新机制出现创新不足与创新失度并存现象。基本原因是：创新外溢和创新风险导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同时，因创新者可以转嫁失败风险又导致一些领域创新失度，从而世界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前景不明；此外，虚拟经济吸纳大量投资资源，并积累起越来越高的风险。第二，由于体制机制趋向缺乏弹性，企业特别是巨大型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衰减，盈利能力高度依赖于金融虚拟经济以及以此为支撑的“资本运作”(兼并、收购、剥离、重组、证券化等)，而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整个经济机体可能发生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第三，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市场渗透能力都呈现缺乏适应性和扩张力的疲态，难以应对市场需求结构和社会(居民)财富结构巨大变化的现实，表现为销售乏力，而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信贷扩张。
因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深刻，表明整个世界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没有度过传统产业(工业)消亡的发展阶段，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并存交融是当代经济的基本特点，只有发达的工业才能支撑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
实际上，在当代世界，制造业水平仍然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美国拥有世界最高技能的劳动力和先进的装备，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的引领者。20世纪前半期，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电力、广播、电视、汽车、飞机、家用电器、计算机等领域的制造业曾经是美国的骄傲。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崛起，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逐步下降，甚至在汽车、钢铁、消费类电子等美国过去实力很强的制造业领域也面临严峻挑战。有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地位的相对下降，是产生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减少了370万个就业岗位，即减少21%的制造业就业人数。这一现象被认为威胁到了美国作为创新领导者的地位，而且对应对全球暖化和解决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非常不利。
在本次金融危机以前，不少人就指出，美国制造业不振将导致严重的危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再次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作用，对制造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些人提出了“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和重振美国制造业(Renewing U.S.Manufacturing)的主张。问题是，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制造业)已经“高成本和高福利”化，其制度的僵化使得企业难以消化高额的成本和技术创新的巨大投资花费。即使是不乏先进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大型企业，其成本—收益关系也处于“边际”状态，一旦出现市场变化，很容易发生亏损甚至陷入破产境地。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曾经赚取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丰厚利润的企业，居然抵御不了一年的亏损风险？这表明，对于发达国家，即使制造业仍然至关重要，也难以在现有的运行机制下保持国际竞争力。所以，如果要实现再工业化，或者重振工业，就不仅必须有技术创新，而且要有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创新，而成本的控制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改革，否则，发达国家的企业就只能如同貌似强大的“恐龙”，难以适应发生巨变的生态环境和难以抵挡那些看似弱小的竞争者的挑战。所以，奥巴马政府尽管表示须重视美国制造业的重振，也不可能重走回头路，而必须从制造业的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中找到所谓再工业化的出路。而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将在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上做文章，以使得“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的工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即不仅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也必须有成本—价格上的竞争力，否则，“再工业化”只能是纸上谈兵。
因此，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发达国家所主张的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金融危机中，国际市场规模突然大幅度缩减，对中国工业品的出口造成极大冲击。而当危机过后，国际市场再度繁荣时，中国工业也不可能再次回到曾经趟过的同一条河。希腊哲人的著名格言“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将是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我们不能期望一味地批评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壁垒”、“环保壁垒”、“碳排放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就能保持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一成不变，以变应变才是惟一可行的策略。
二、工业增长及工业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针对本世纪以来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形象，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新发展观，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进步和政策理论的概念创新。问题是，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如何体现为具体的行为和可行的政策措施？
在金融危机之前，一些人曾经抱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既然工业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会导致资源消耗(枯竭)和环境破坏，那就不要发展工业，特别是不要再走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好了，因此，GDP增长率即经济增长不重要了，直接追求“幸福”好了。科学发展观几乎被曲解为对工业的谴责，似乎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可以绕过重化工业的工业化阶段。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浪漫主义不得不让位于现实主义。人们再次切身体会到，GDP即经济增长太重要了，没有GDP的增长，“幸福”成了海市蜃楼，因为，对于大多数人，就业是第一位的“幸福”，是其他“幸福”的基础。失业是极大的痛苦和不幸，而解决就业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经济增长。因此，工业增长不仅是传统发展道路的基础，也是科学发展的基础。科学发展需要更发达的工业，当然也应该是更清洁的工业。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工业发展的自然和经济性质呢？工业的本质是更清洁、更节约的，还是浪费和污染成性的？从根本上说，工业生产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将其加工制造为符合人类需要的产品的过程。工业化是工业生产方式成为人类居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一个社会发展过程，迄今为止已经历200-300年的历史，人类在总体上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工业化需要大规模地开发使用地球物质，工业化的技术路线总是倾向于选择地球上储量丰富和比较容易开发的物质，这些物质由于成为工业生产过程的投入物，才成为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资源”。所以，地球物质是否成为“资源”取决于工业技术路线以及由其决定的资源路线。也就是说，是工业化的资源路线决定了地球物质可以区分为“资源”和“废物”。任何“废物”在一定的工业技术路线下都可以成为“资源”；任何“资源”在一定的工业技术路线下也可以成为“废物”。从本质上说，“资源”是工业创造的，工业先是创造了资源，然后才消耗资源。如果没有工业，就根本谈不上资源和资源的消耗，因为地球上的物质大多数并不天然就是“资源”，而工业的发展也必然会创造和消耗资源。
从工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工业化资源路线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人类工业化的初期，即欧、美、日本等国(地区)的工业高速增长时期，就发生过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但由于当时在整个地球上工业化国家为数较少，而且污染也有一个累积过程，所以，当时工业化对环境的污染尚未形成全球性影响。但是到了当代，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进入加速工业化时期；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累积效应使之成为全球性问题，甚至对整个大气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即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看法尽管并非没有争议，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类经济活动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等气体导致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由此可能产生一系列人类难以意料的后果。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摄制的纪录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提供的资料显示：在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而导致全球气候暖化中，美国负有30.3%的责任，欧洲负有27.7%的责任，俄罗斯负有13.7%的责任，中国以及东南亚、印度负有12.2%的责任(参见表1)。这表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资源路线，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方式，对世界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工业化资源路线的环境代价甚至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很大威胁，需要全人类高度重视，并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
如前所述，由于整个世界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资源路线决定了对全球环境的巨大压力，所以，即使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本国和本地区的环境保护而禁止污染严重的工业生产，或提高环境保护的标准门槛，这些生产活动也会转移到其他环境标准门槛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特别是传统工业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向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转移，可能导致环境污染从先进工业化国家向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转移。所以，工业化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或者说，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的更大压力，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
西方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指出：14%的中国废气是由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物品所造成的。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 Foundation)的研究报告说，每一件在中国生产出口到英国的物品，其废气排放量比在英国生产要多1/3。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变相地把废气排放量转嫁到中国。该机构政策总裁安德鲁·西姆斯表示：“每当政府官员谈及气候变化的时候，他们似乎把中国当作替罪羊……。”
对于世界工业化资源路线所导致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正受到全世界越来越高度的重视。大力促进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提高、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清洁能源的开发，以及资源循环利用和减排技术的创新，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意味着，当世界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必须对工业生产的技术路线和工业化的资源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这一变化的深刻性不仅表现为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将表现为制度安排、政策方向以及产业组织的全面变革。更深刻的是，要求人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也必须发生深刻的改变。例如，绿色环保主义、慢生活和“慢食”(slow food)运动、简约主义等，正在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潮流。人类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这个基本现实，使得悲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观念不可能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工业化和发展着的世界以强大的力量决定着社会意识的主流必然是：以发展的力量优化环境，在发展中实现环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人类的价值目标不是自然主义的原始环境，而是在高度发展水平上的环境质量。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这种工业化社会主流意识的集中表达。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国家开始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方向。奥巴马政府将把投资发展气候友好型能源(Climate-friendly energy)作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其中包括：政府10年投资15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下一代新燃料和燃料基础设施；建立清洁技术发展风险资本基金(Clean Technologies Deployment Venture Capital Fund)，支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鼓励和支持新能源交通运输设备的发展。奥巴马政府还将采取政策措施，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使美国成为清洁技术的领导者(Clean Technology Leaders)。通过制定联邦投资计划促进制造现代化，形成未来的高端需求技术(High—demand technologies of the future)，包括使现有的或者已关闭的制造设备现代化，以形成新的发达的清洁生产技术。
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2008年出版的《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写道：“燃料是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如今这一基础仍然十分稳固。美国确实面临着一些更大、更深刻、更广泛的挑战，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他者的崛起也意味着美国占据全球GDP份额将降低，但这一进程与英国在20世纪的衰落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英国当时在创新、能源和企业开拓方面的领先地位均已丧失殆尽。只要面对挑战采取积极应对和主动调整的态度，美国仍然将是一个举足轻重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并将继续引领下一轮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潮流。”
来源：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