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厉以宁在论坛上表示，最近几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常看到“投资怪圈”，主要是内生机制不完备，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就是靠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当然有用了，但它毕竟是为辅的，市场机制是为主的，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这跟内在机制有关系。
厉以宁举例称，再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现象–“社会阶层凝固化”。以农民工为例，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说不定将来孙子还是，这就是职业世袭化，这种情况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吗？所以必须改变，改革内在机制，改革使得社会流动渠道畅通，无论是水平流动还是垂直流动，都要畅通起来。
他认为，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而且距离还不小，因为这是“阶段性成果”，如果不继续改革，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改，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现在还是时候，我们不能把“阶段性成果”当做我们的“目标模式”。
对于城镇化问题，厉以宁认为应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他支持，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应分三部分组成：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即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新社区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厉以宁称，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解决问题，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一句话叫做无农不稳，没有农业，社会不能稳定，因为要吃饭，要有粮食；第二句话，无工不富，不发展工业，没有财政收入；第三句话，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城乡流通渠道受损。
现在三句话仍然有效，但补充的三句话更重要：第一句话，无民不稳，没有民营，中国经济不稳定，没法儿解决。第二，无民不富，我们的富不是单纯的国富，要民富，民富怎么来？要靠民营经济发展。第三，无民不火，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要有大量的民营经济，在城市里很多物流业是民营经济办的。所以中国的前景应该这样说，我们充满着希望。
现场实录：
我要讲的题目“民富推动改革，改革促进民富”。
第一个问题，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他的身体要保持健康，一定要靠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的时候可以吃药、打针，但这毕竟是外生力量。我们的经济也是这样，经济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运行，主要是内生机制还不完善。
何以见得呢？我们举个例子，最近几年以来，经常看到“投资怪圈”，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发展经济，要求中央采取扩大投资、增加信贷的做法，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上去了，形势迫使中央政府又采取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实行一段以后地方就叫苦了，财政收入下降了，GDP下降了，再加上失业增多，又回到宽松政策，如此来回，周而复始，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情况。
原因何在呢？应该看清楚，主要是内生机制不完备，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就是靠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当然有用了，但它毕竟是为辅的，市场机制是为主的，我们知道，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比如刚才说的“投资怪圈”问题，这跟内在机制有关系，包括这些企业，国营企业，它都跟内在机制有关系。
再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现象，“社会阶层凝固化”，什么叫“社会阶层凝固化”呢？现在垂直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窄，越来越受堵塞，70年代进校，77届以后的一连好几届，当时的社会流动渠道是畅通的，并没有谁感到受到了社会流动的限制，不能发挥我的才能，到后来越来越变化了，到现在，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越来越窄，这个现象正常吗？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
农民工的例子也是的，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说不定将来孙子还是，这就是职业世袭化，这种情况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吗？所以必须改变，改革内在机制，改革使得社会流动渠道（畅通），无论是水平流动还是垂直流动，都要畅通起来。
最后，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而且距离还不小，因为这是“阶段性成果”，如果不继续改革，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改，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现在还是时候，我们不能把“阶段性成果”当做我们的“目标模式”。
怎么改呢？一开始改革，因为中国的转型是双重转型，既是发展的转型，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也是体制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结合在一起，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我们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必要的，因为无例可援，必须自己探索、自己创造。但现在水深了，水深了以后摸不着石头，你怎么办？或者是在河床里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回来了，你怎么办？这种情况一定要顶层设计，要统筹安排，要通盘考虑，要有战略家的眼光。
顶层设计有一个例子被认为是成功的，这就是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1979年开始推广农村承包制，但当时不包括集体的山林，有的地方把集体的山林也分了，“包山到户”，这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出问题？改革初期，农民对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信任的，共产党政策说变就变，你今天把山分给我，我赶快砍，不砍你收回那不白搭了吗？砍完你再收回都可以，所以中央紧急制止了某些地方“分山”的办法。但过了二十多年，这是一个迟到的改革，2003年在福建、江西试点，2008年6月8号中央国务院颁布决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三大突破，第一个突破，承包期70年不变，因为农民承包制30年不变，后来又改成“长久不变”，“长久”究竟有多长？农民不放心啊，我也不知道“长久”是多少，这次明确规定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啊，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造林基地。
第二个突破，林地可以抵押，林地的树可以抵押，农村承包制里没有这条规定，这就很好了，林区经济整个就好了。
还有第三个突破，当初专家们讨论，说林地情况特殊，还是承包到乡、承包到村、承包到农民合作社吧，全不管用的，中央一竿子插到底，林权承包到户，这样一来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
这是顶层设计，哪个试验点敢这么搞？别的地方都不承包到户，我这里承包到户，别的地方都不能抵押，我这里可以抵押，他们不敢搞，只有在顶层设计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来。所以说，我们下一步的改革要以健全内生机制为主，以顶层设计的方法为主。
第二个问题，土地确权，我最近从几个省刚回来，都讨论了土地确权的问题，最近几天从浙江刚回来，土地确权是非常重要的，它先丈量土地，然后把土地明确承包地的使用者是谁，给你发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者是谁，给你发使用权证，宅基地上的房子给你确定房子归谁，房产证，三权三证，这样一来，整个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到农村看一看，在浙江嘉兴、湖州、杭州的萧山看看，农民的积极性高极了，说“现在我有了财产了”，“我有权证在手了”。第一个好处是什么？这次是开农民座谈会谈到的，他们说，现在地是我的了，我有证了，谁都不能侵占我的地，不然就上法院告，你凭什么把我的地占走了，按你的价钱给？现在可以告了，确权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是有保障的。
第二条，土地流转就有根据了，土地要流转，中国农村要规模化经营，农民愿意出去打工，他的田谁种？通过转包，通过租赁，通过入库（音）等方式在农村开展起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大家都意想不到，根据在浙江的调查，土地多了，多了多少？根据几个县的考察，多了20%以上，少说多了20%，怎么会多了呢？是因为这几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是，当初承包时，因为每家都是小块地，都有田埂，田埂占地是不算在内的，因为高一点的田埂，太阳一照，这边是黑的，两边遮荫的地方都不算，经过这么多年土地重新规划以后，有些田埂就没了，所以说，土地丈量以后面积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当初在土地承包的时候，坏地两亩顶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你算算，那就和现在一样，坏地两亩算一亩，农民认为这才不吃亏，可是他没想过，通过30多年的耕种，坏地也慢慢变好了，经过农民的耕种，好地坏地差别不大，一律按一亩算一亩，大家都服。
还有第三个原因，当初土地是要交农业税的，报得越多，抽税就越重。
所以能瞒报就瞒报，能少报就少报，现在不同，农业税取消了，没有了税的问题，而且在土地入库的情况下，土地出租者一亩算一亩，干嘛要少报？不会多报，也不会少报，这样一来，在浙江省地区，（土地）20%的数是没问题的，假如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8亿亩耕地将来会变成21.6亿亩，多了3.6亿亩。所以这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农民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从这里我们在浙江的农民做了调查，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全国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居民收入平均是三点几比一，城市占三点几，浙江杭州、嘉兴、湖州这三个市的比例，城市和农民收入一点九比一，为什么农民收入增加那么多呢？主要原因是这样几个：
第一，农民自己经营土地，土地使用率提高了，他也可以增加收入，如果自己的土地出租出去规模经营，成为种植大户或改造企业，可以收取土地的租金。这是第一条。
第二，农民愿意在这里做工，有工资，愿意自己开店、开作坊，他有自己的营业收入。
第三，农民的房子，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了，扩大了房子，盖高了，我看到有四层楼的小院子，他自己哪里住得完这么多呢？他可以出租给城里人住，城里人交通方便，公路修得很好，他自己有小汽车或摩托车，在农村租房住，很方便，住的比在城里便宜，农民又有了第三种收入，房产收入。
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收入提高，城乡差别就缩小了，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对农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想什么呢？盘活啊，土地确权了，这样一来，农民信用社、村镇银行可以开展活动，农村金融活跃起来了，可以抵押，抵押跟质押是不一样的，质押是当铺，我把手镯、大衣放在你这里，换了钱以后来赎，现在的抵押不一样，房子照住、土地照耕，到时候我再还，如果有问题就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所以土地确权以后我们在农村中调查，农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现在我总算有抵押品了”，过去他没有的，过去他的宅基地不能抵押、土地不能抵押，自己住的房子也不能抵押的，所以在农村有这个情况，房子都不能抵押，你想他能有收入吗？我们去调查，他们说出租难，我们说出租有什么难？他们说出租难啊，因为我们没有产权证，如果外乡人来了住着不走了，我赶也赶不走你，那怎么办？现在跟你打官司我有证了；还有，他不交房租怎么办？跟他打官司也不行，因为没证。
农村中有两个老鼠的故事，什么是“两个老鼠”？第一个老鼠，城里找到了好工作，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不出租，也不转让，一把锁给锁上，变成了老鼠窝，这就出了第一个老鼠；到了城里，两手空空，打工，老婆孩子得安置啊，租什么房子？居民楼的地下室，有的地下室比较大，用纸板隔了很多间，这样就兴起了一个名词，“鼠族”，变成老鼠了，过地下生活，这些情况都表明了，在农村中，大变化正在开始。
第三个问题，中国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中国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就是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向来如此。政府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在于发现这种积极性、调动这种积极性，使它逐步规范化，我们可以这么看：从农村承包制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全国农民多积极呀，这是什么积极性呢？吃饱肚子，不能整天挨饿，承包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是当时的积极性。80年代前期坐长途汽车，坐火车，就会看到一些农民打扮的人穿着西装，有的还打领带，拎着大包小包挤火车，这是什么人呢？是乡镇企业的推销人员，乡镇企业的产品政府是不管的，不纳入计划，要自己去跑市场，所以带了样品、带了订单在全国走，很快，几年之后的中国在计划体制边上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不就被打破了吗？
还有经济特区，当初的经济特区建立以后，因为它和内地是不一样的，内地是计划分配物资，那里是市场调节，那里只能有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开始在那里成长起来了，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这三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这就是民间积极性的表现，今后同样是，民间积极性正在蕴藏着大动作。
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解决问题，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一句话叫做无农不稳，没有农业，社会不能稳定，因为要吃饭，要有粮食；第二句话，无工不富，不发展工业，没有财政收入；第三句话，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城乡流通渠道受损啊。
现在三句话仍然有效，但补充的三句话更重要：第一句话，无民不稳，没有民营，中国经济不稳定，没法儿解决；第二，无民不富，我们的富不是单纯的国富，要民富，民富怎么来？要靠民营经济发展，我们在浙江考察，浙江人富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家里都是开小作坊、开工厂、做买卖的，靠民营经济起来而富的；第三，无民不火，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要有大量的民营经济，在城市里很多物流业是民营经济办的。所以中国的前景应该这样说，我们充满着希望。
第四个问题，城镇化，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过程，它的城市化也就进展到了一定程度，但这个例子给他们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城市拥挤，贫民窟、棚户区到处见，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第二个，城里人不高兴了，生活质量下降了，城里的有钱人往乡下搬，乡下的穷人往城里搬，这就叫反城市化。最后还有一个，高度的城市化率，西欧国家在80%以上，美国就更高了，达到了90%多，我们就在西欧看，农村人口大量存在，同样会造成城市灾难，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80%，有12亿人进城，没有空间了，所以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分三部分组成：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第一部分，老城区，老城区是历史上形成的，后来搬迁，工业建厂，又污染了，建立了棚户区，中国不叫“贫民窟”，叫“棚户区”，这个要改造，怎么改呢？工厂一律迁到新城区去，棚户区拆迁，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
第二部分，新城区，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工业近园区，另外还有的叫开发区、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这些都是新城区，工业化、新兴产业主要是在这些地方，老城区的工厂也要往这儿搬。
第三部分，新社区，新社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它已经经过了改造和拆除，主要缺几个东西，一是公共服务不到位，二是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这样做，成为了社会主义新社区，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城镇化要向这三个方向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那时候就不要叫“农民新社区”，因为城乡居民一体化了，权利平等了，如果做到这样，这将是中国城镇化的方向。
——来源：网易财经2012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