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存在许多方面，我们认为，这些难点可以简单归纳到三个主要层面：
难点之一：顶层设计与基本价值的取向难
长期以来，尤其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顶层理念的扭曲——以GDP为导向，忽视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忽视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的发展。增长与发展的失衡，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日益趋紧，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江冰2010年10月30日出席国网能源研究院主办的论坛讲话。）2009年，我国生产粗钢5.68亿吨，水泥16.5亿吨，分别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3%和52%；一次能源消耗达31亿吨标准煤，是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7.5%。而同期我国的GDP只有34万亿元，约合4.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54万亿美元的比重仅8.7%，这种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发展的方式是难以为继的。
此外，我们过去经济失衡增长赖以依靠的“廉价”资源近年来价格不断飞涨，甚至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的各种议论，比如：“中国需求催发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同时，环境保护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我国在获得众多“中国制造”第一的时候，也获得了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世界第一。城市缺水、水质性缺水问题较为突出；土地资源开发强度过高，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灰霾天气增多、城市酸雨污染严重，环境质量状况令人堪忧。
总之，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认为可以用“失衡增长”加以概括。我们过去的发展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增长”，忽视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经济增长关注的是物质财富的总量增长与人均增长，而经济发展关注的范围与内涵更为广泛，不仅仅要看经济增长，而且关注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经济效率是否改进，社会分配如何变化，乃至文化的变迁。总之，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增长了，才有可能考虑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当然，也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了，经济没有发展的情况，这是我们必须防止在我国出现这种恶劣现象。
的确，中国的GDP位次在发生改变，所以很多人错误认为中国GDP上去了就是强国。众所周知，我们曾经占有全球三分之一强的GDP，但是还是被海外的列强洋枪洋炮打进来了。所以看到“中国模式”成功的时候，不应当过分陶醉。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长期努力，加强实践探索和工作落实，深化认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即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处在全球的价值链里最下层。如何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中国产业的附加值，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顶层战略问题。当然，中国经济GDP的总量对我们还是很重要，并不是说GDP不对，实际上非常重要，只有一个庞大的蛋糕，我们这个社会的机制才能稳定，但是不能唯GDP论。现在需要我们摒弃传统的GDP崇拜观，树立统筹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法制健全的发展观。
难点之二：调整利益格局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利益格局。无论是分税制之后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还是企业与国家，乃至居民收入与国家税收之间的利益格局日益形成。目前的问题是：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具有刚性，很难调整，而且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垄断行业和企业的收益较大，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
经济增长的收益没有被共同分享，导致收入分配失衡，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无论是我国国民总收入初次分配还是我国国民总收入再次分配，其结果大致相同，依然是企业、政府所得的比重上升，而居民所得的比重下降，而且三者分配的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我国劳动份额大大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水平，平均来看低15个百分点左右，甚至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平均来看相差20个百分点左右。（中国劳动份额似乎陷入了“低水平陷阱”。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车伟：“中国初次分配问题研究——对中国劳动份额波动的考察”，2009年11月专题报告。）
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比较低，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有不断拉大的态势。到了200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比较合理的区间，达到了0.42，显示收入差距比较大。2006年、2007年分别上升到0.4725和0.496，2008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0.50，2009年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为0.469，仍然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中国的基尼系数的计算，作者参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计算所得。）
很显然，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经济学上的极限，社会阶层之间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以来个税增长速度超过30%，而GDP增长10%左右，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民富才能真正国强。
难点之三：追求卓越的企业底层基础脆弱
从国际视野来看，追求卓越是各国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日本《日经商业》杂志曾经请东京大学中村青志对过去百年间（从1896年开始）的每十年排名在百大的企业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平均每家公司能够连续进入百大的次数是2．5次，因此推论杰出的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年。此外，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的有关统计数据：美国大约有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10—12年，只有2%的企业能存活50年。而即使是世界1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也不过30年；就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平均寿命仅在40—42年之间。再看看最近的状况：20年前最成功的欧洲企业是谁呢？是诺基亚，20年后欧洲最差的公司又是诺基亚；同样，20年前美国最差的公司是苹果，20年后苹果变成了全球最好的公司。短短20年的时间，苹果公司的股票不断上涨，市值已经突破4000亿美元。大量的事实告诉中国的企业想生存，想延长寿命就必须不断创新。要想中国的企业基业长青，必须立足研发，长期投入，持续创新，才能获得全球的话语权。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发展方式失衡，追求外延式增长，忽视了内涵式增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尽管2009年我国参与研发活动的人员达到318万人，已经是世界上研发人力资源投入最多的国家；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中2009年突破了5800亿元，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但是，研发投入强度不高、核心技术缺乏、高端人才匮乏等严重制约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比如，2009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7%，但与世界领先国家3%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出所占比重偏低，显示我国科技发展根基不够坚实，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新闻网：“我国研发投入居世界第四”，2010年12月1日）再比如，我国研发人员密度相对偏低，2009年广东省每万名从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仅43人，低于江苏的45人和上海的106人，不及韩国的一半和日本的三分之一。总之由于缺乏自主创新，整体而言，我国的产业层次较低，尽管我国有成百多个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竞争力不强，缺乏对产业的话语权。正如当年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所言：我们出口8亿件衬衣才能换一架空客380飞机。
进一步来分析，从国有企业来看，难以创造追求卓越的机制，缺乏对研发的投入热情，我们国有的大型企业每年的研发强度不到1%，根本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力量。而我国的民营企业状况呢，作为微观主体的最大的一个群体是生不快、长不大、活不长、死得快，如此一来，他们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吗？我个人以为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往往看到了“中国制造”第一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也制造了若干个全球库存第一，这种模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底层基础脆弱，发展动力远远不足。
综上所述，破解我国未来的科学发展战略转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经济的“二次腾飞”，必须跳出第一次腾飞所倚重的唯GDP路径，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探索新的模式。我们认为，必须从上述分析的三个层面梳理，突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以城镇化为载体，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必须遵循均衡发展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里强调的均衡发展是指：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内外需并重；优化经济结构，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加大研发投入，追求内涵式经济发展；以人为本，共享发展成果，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推进城镇化建设，协调城乡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强化绿色发展。只有在“均衡”上做足文章，在“全面发展”上加大力度，我国经济才能实现“二次腾飞”，增强发展的动力，提高发展的质量。
2011年05月26日00:02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荆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