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推进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从理论基石、知识内核、学科架构、方法创新与制度保障五个维度，阐释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的学理内涵、建构逻辑与实施路径，旨在形成立足中国、解释中国、服务中国的财经理论体系。
一、时代命题与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通过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如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财政金融政策等，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是《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所蕴含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虚拟资本与生息资本理论、自由时间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十五五”时期，面对平台经济、零工经济、数据要素等新形态，必须回归劳动价值论内核，辨析数据要素的政治经济学属性，破解“技术悖论”与资本增殖逻辑，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向善、数据惠民提供理论依据。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与核心内容。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观、共同富裕理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等原创性理论，为自主知识体系确立了价值导向、核心范畴与分析框架（李政，2025）。习近平经济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又立足中国实践讲“新话”，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立场、观点、方法的全方位支撑。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需立足基本国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财经问题，提炼具有中国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另一方面，深化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民本、均平、义利兼顾等智慧，赋予自主知识体系鲜明的中国文化底色（裴长洪，2024）。“两个结合”从方法论层面解决了自主知识体系“魂脉”与“根脉”的统一问题，确保理论建构不偏航、不走样。
二、知识内核与学科架构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形成逻辑自洽、解释力强的核心范畴与知识模块。以人民为中心是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原点，将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纳入宏观政策目标，超越“以物为本”的增长逻辑，彰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属性。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劳动价值论与分配理论提出重大挑战，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点。该理论围绕数据价值创造、数据产权属性、数据收益分配、数据鸿沟治理展开，明确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可共享性等特征，探索市场评价贡献、贡献决定报酬的分配机制，防范数据垄断加剧贫富分化，为数字时代共同富裕提供学理支撑。
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时，应充分注意到中国特色和学科特色的重要性。立足于自身研究领域，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体，以财经领域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形成了“基础理论-应用研究-交叉创新”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架构。基础理论层夯实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用研究层聚焦民生经济、数据要素、宏观治理体系；交叉创新层重点推进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融合，突破单一学科局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学科体系。
三、方法创新与制度保障
提升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的质量，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方法，同时运用计量模型、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数字仿真等现代工具，实现思想引领与技术支撑并重。避免“重工具、轻思想”的误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驾驭财经分析技术工具，提升理论的科学化水平，增强对复杂财经现象的解释力。在问题导向上，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扎根中国大地，以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大财经问题为导向，深入基层调研，提炼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逄锦聚,2025）。通过获取第一手数据与案例，确保理论“接地气、有底气”，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闭环。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自主不等于封闭，借鉴不等于照搬。对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机制、宏观调控、风险管理等合理成分，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资本逻辑、个人主义等缺陷，坚决批判摒弃。在开放中保持主体性，在借鉴中实现原创性，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知识体系。为此，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需建立长效机制。在人才保障上，要构建跨学科创新团队，激励团队协作与集体攻关，打造政治过硬、理论扎实、视野开阔的人才队伍。在平台保障上，可以创办跨学科工作坊，构建内外协同的学术网络，打造高端学术与智库平台，畅通成果转化渠道，提升决策影响力与国际传播力。在机制支撑上，应以国家需求引领研究方向，健全智库成果激励、应急研究响应、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形成全链条知识生产生态。
展望“十五五”及更长时期，马克思主义财经研究应持续推进经典理论的当代转化、中国实践理论的升华、交叉学科的方法创新，不断丰富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与外延。通过重大工程实施、人才队伍建设、国际交流拓展，让自主知识体系既扎根中国大地，又走向世界舞台，为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席鹏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原创性和时代性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不断突出原创性和时代性特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国财政学研究不仅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这两大特征的客观基础和发展土壤，更存在迫切的现实需求。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财政学研究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始终围绕着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展开，本质上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不断增强以及政府作用不断优化的伟大变革。财政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最直接、最核心的纽带，其制度变革自然成为经济社会改革的核心环节和突破口，由此形成了大量的财政制度变革探索与实践成就。
为适应不同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财政体制经历了从“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再到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转变。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推动区域均衡和社会公平提供了基础制度保障。传统财政分权理论难以适配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的内在逻辑。为此，财政学研究者进一步修正了传统理论中关于“用脚投票”的基本假设，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解释为中国增长奇迹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此外，在税收制度建设以及预算管理体制等各方面也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试点推广改革，如费改税、营改增、增值税留抵退税、隐性债务管理、零基预算等。一系列财税制度变革为中国财政学以及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更为中国财政学理论原创性和时代性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基础。
二、中国财政学研究需紧扣原创性特征
我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庞大且幅员辽阔的大国，多重因素决定了中国财政制度极具本国国情和自身特色，财政制度必须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贸然使用其他国家的财税理论解释中国问题可能存在一定的偏颇甚至错误。以西方60%的债务警戒线为例，一般认为，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不应超过60%。然而，这一标准只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所形成的参考指标。从债务实践看，我国相当部分债务尤其是专项债形成了具有良好收益的国有资产，这些资产为债务资金的偿还提供了根本保障，为抵御债务风险提供了良好的缓冲。再如,诸多研究者往往以四本预算收入相加之和作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独特性可能意味着简单相加并不能反映真实水平。
我国很多财政问题是发展中大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独有的，唯有紧扣原创性特征，才能真正地讲好中国故事，不使理论误导现实，推动真实问题得到准确回应。
三、中国财政学研究应不断回应时代新命题
在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这一变革对财政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道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根本要求，这对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重塑，这为财政学研究带来了全新命题。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财税学科出现了大量与之相关的重大现实命题。一是财政汲取能力问题。数字经济、智能经济与以往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禀赋的生产组织模式截然不同。建立适应这一业态的税收汲取模式、确保必要的财政能力成为当前的重要挑战。二是财政收入分配问题。人工智能可能加速了社会财富向个别行业、个别地区甚至个别群体的集中，此时亟须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应变革。同时，中央财政是否应在这一技术发展中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宏观调控，以确保不同行业、地区以及群体间的协调发展，均需要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三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问题。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分工取决于信息获取能力。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承担地方公共服务时往往处于优先地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中央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存在进一步扩大的技术支撑，这不仅为财政科学管理提供了条件，也为解决地方可用财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财政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和揭示当前经济社会运转的一般规律，并形成具有前瞻性的产出成果，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地引领和指导现实财政制度变革。及时、有力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是财政学这一应用经济学科的根本使命。
马 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财政学是对财政实践一般规律的系统总结与理论升华。由于各国财政实践是其国家治理体系和制度的组成部分，不同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财政学，这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呈现为多元化和竞争性的学科体系。从历史来看，近现代欧美工业化国家率先取得科技和经济领先地位，主导了学术分科制度及其话语体系。19世纪末起，财政学话语权完全由英美主导，20世纪后美国更取得绝对主导地位。20世纪上半期，苏联建立了平行竞争的理论体系，但该体系随后宣告失败。中国学者自19世纪末期经由德、日接触西方财政学，后在美、苏学术影响下大量吸收引进，但始终坚持学术自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也为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在此过程中，财政发挥了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从计划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放权让利，再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创新，目前现代财税体制框架的建设任务已初步完成。然而，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实践来源之一的中国财税治理成功经验，其学理化、学术化和体系化任务尚未完成。构建新时代中国财政学的初衷，正是将这些基于国家现代化实践的财政理论创新以学理化方式呈现，构建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就学科特点而言，新时代中国财政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财政运行实际相结合，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借鉴西方有用的分析工具，对被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和一般规律进行理论提炼，这使其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和苏联的财政学。同时，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传统财政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例如，千百年来的“为民执政”理想在新时代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新理念，传统文化中的“恤孤”观念则在改革开放后逐步转化为现代民生财政。此外，新时代中国财政学坚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现有财政学知识体系，批判地接受中国历史遗产和外国传统，对西方理论坚持“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以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公平正义观取代西方正义理论，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更新西方以公共选择为核心的财政决策基础理论，从而对重大财政问题给出系统回应。中国财政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开放体系，需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汲取养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并面向时代新课题推进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财政学的重大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就财税领域工作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定位、职能和改革目标做出了全新论断。首先，在科学定位上，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提出了将财税体制建设面向国家治理的新思路，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财政与国家治理相提并论，是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其次，在职能重述上，提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一表述新增了“维护市场统一”职能，并将传统的再分配和经济稳定职能分别提升到“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再次，确立了“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的财政工作方向，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最后，将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1994年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框架，提升为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税体制。
新时代以来，“基础与支柱说”得到全面拓展。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超越了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传统认识。在财税治理目标上，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财税治理新理念，为建立和完善现代财税体制设定了终极目标。在公平正义观上，在“公平收入分配”基础上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在财政决策机制上，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理念与现代人民主权观念有机融合，从程序上保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财税理念落地。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提法扬弃了西方财政联邦主义，基于本土实践定义了央地新型激励约束机制，为单一制大国的央地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国际公共治理上，秉持胸怀天下的国际财政观，将“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用于处理国际经贸关系，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参与重建国际税收规则为范例，提供制度型国际公共产品。在财政运行上，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工作要求，确立了财政政策的底线思维，强调在安全中谋发展、在发展中固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潜在财政风险，确保财政可持续性。
构建新时代中国财政学，核心目标是要围绕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税领域工作重要论述的学理化研究、学术化表达和体系化构建，聚焦财政“基础与支柱说”，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财政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对既往财政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构建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中国财政学。
汪德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推进应用经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首先应明确知识体系之间或思想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遵循第一性原理，知识体系在思想市场上是否占有优势，重要的评价标准是其能否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对中国应用经济学科而言，其评价标准就是能否深度解释中国发展奇迹，又能有效指导高质量发展。
现代经济学在资源配置、机制设计及宏观调控等方面积累的科学知识，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其中的很多视角和“知识”，能够用于剖析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矛盾，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工具。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应体现为一种强大的主体性整合能力。我们应坚持将全球视野与本土关怀相结合，在一个开放、包容的思想市场中，让各类知识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熔炉中通过竞争与融合，构建起一套应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按照这一标准，在推进中国应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面临两个路径选择。一是优先侧重于“自主知识”，还是优先致力于“自主体系”？所谓“自主知识”，是指针对具体经济问题形成的规律性认识；而“自主体系”则是指对特定领域形成的整体性、系统化的理论架构。笔者认为，基于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服务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当前阶段应用经济学科应当确立“从自主知识起步”的建设路径。从科学演进的历史逻辑来看，任何知识体系，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科学发现“聚沙成塔”累积而成。对于应用经济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诸多独特道路选择和制度变迁，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历程、地方政府竞争、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历程、生态文明建设历程等，都蕴含着诸多亟待解释和提炼的具体问题。只有优先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形成具有解释力、洞察力的自主知识点，才能为未来的体系化大厦奠定坚实的基石。从服务国家大局的现实逻辑来看，应用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经世济民”。当前，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任务艰巨繁重，提炼出能够直接指导实践、解释中国经验的“自主知识”显得极为重要。因而，构建应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知识先行”的务实路线，以具体问题的研究为突破口，在积累了丰富的自主知识后，再顺势探索其内在逻辑关联，最终实现从“点”的突破到“面”的体系化构建。
二是应侧重特色性规律认识还是一般性规律认识？所谓特色性规律认识，是指其能够很好地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发展道路，能够帮助我们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谓一般性规律认识，是指这些知识也能够有益于理解、指导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当能“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这些要求表明，构建应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应满足特色性规律认识的要求，进而要追求成为一般性规律认识。
必须明确，应用经济学领域的特色性规律认识与一般性规律认识，存在相互转化的空间。一般说来，一国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成就等，最终可归结为经济发展目标和人们的行为逻辑。经济制度等构成人们选择的激励约束制度框架，人们的选择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人们在激励约束制度框架下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这一底层逻辑在各国都是一致的。各国都希望实现经济繁荣的发展目标，但资源禀赋、制度环境与文化传统的不同，决定了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首先，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必须首先提炼出能够解释中国奇迹、解决中国问题的特色性规律。这是对“中国之问”与“人民之问”的直接回应，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所在。其次，从特色走向一般是知识升华的必由之路。按照回答“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的要求，我们的目标不应止步于特殊性。事实上，越是深入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机理，越是关注经济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就越能发现其中蕴含的普遍价值，越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另一种选择与参照。因而，应在扎实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的基础上，促进其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规律，最终才能实现从“解释中国”到“贡献世界”的跨越。
张 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时代变局下国际贸易学范式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当前国际贸易学的发展环境正逐渐从全球化黄金时期转向复杂多变的新发展阶段，传统理论框架与现实经贸实践之间的张力持续扩大，并使学科发展面临五重核心挑战。
一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构正在动摇传统理论根基。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贸易政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安全化趋势明显，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遵循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对现实的解释力与预测力显著下降，学科进入理论多元探索的“大争之世”，亟须立足国际贸易新实践与不同国家的制度特征、发展阶段、文化背景，构建本土化、差异化的理论体系，提升现实问题导向与实践适配性。
二是新科技革命催生贸易新形态，冲击传统要素与分工逻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的快速渗透，从要素基础、生产方式、产业链结构、贸易对象等维度全面改写国际贸易运行规律，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普遍缺乏对新型要素、新型生产组织模式以及新分工机理的有效刻画，无法对最新的国际贸易发展问题提供足够的解释与预判。未来国际贸易理论也有赖于从底层逻辑上构建一套适配于新技术特征的基础理论体系。
三是国际贸易问题跨领域拓展，推动规则体系向制度层面延伸。传统国际贸易研究主要聚焦货物贸易的关税、配额、市场准入等边境措施，问题边界清晰、经济属性单一。而当前，贸易问题深度嵌入政治、法律、历史、文化、社会等多重维度，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学在分析范式上必须突破纯经济分析的局限，具备容纳跨领域、系统化架构的可能。
四是安全目标超越效率目标，重构国际贸易核心价值取向。过去几十年，国际贸易以提升经济效率、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安全问题被置于次要位置。但在接续不断的外生冲击之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技术自主可控以及食品、能源安全等日渐成为各国贸易政策优先考量的因素。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的目标函数和价值判断，未来的国际贸易范式需要逐步迈向兼顾效率提升、安全保障、风险可控、公平共享的平衡与务实路径。
五是实证主义局限不断彰显，研究方法有待拓展。长期以来，国际贸易研究形成了以数理建模和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但本质上，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确定论”特征，不仅难以刻画经贸系统的普遍联系与动态演化，而且基于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本身也缺乏足够的前瞻性与预判力。尊重社会科学本身的特点，重拾案例比较、历史分析、跨学科推演等方法，并推动计量分析与理论分析、质性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兼容并蓄与协同应用，是国际贸易学在方法论范式上需要做出的重要突破。
二、国际贸易学研究范式转型的主要制约与突破路径
在深刻转型过程中，国际贸易学处于传统范式尚未退场、新范式尚未确立的过渡阶段，面临思想、学科、评价三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思想理论的创新面临着内外部双重约束——从内部看，传统理论思维、知识结构、研究范式形成长期惯性，社会评价、学术认可、政策转化也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外部看，当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学术话语体系主导地位对自主性理论体系建设造成压力。另一方面，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日益要求相关研究深度融合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但当前不同学科存在知识壁垒、话语差异、方法隔阂，跨学科研究也缺乏有效对接机制，制约了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此外，目前国际贸易学科乃至经济学学科的研究也存在着评价体系滞后，传播范围狭窄，服务现实、启迪思想、指导实践功能不断弱化，沦为“小圈子”学术游戏的局限，极大地制约了国际贸易研究的思想性、时效性和实用性。
面对上述困境，未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学研究应立足中国新发展格局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践，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融合为路径、以应用为目标，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贸易知识体系。首先，应坚持理论自主创新，立足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制度型开放国家的独特实践，提炼针对性的理论范畴与逻辑框架，形成兼顾全球共性规律与中国本土特征的新范式。其次，应当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推动经济学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数据科学、环境科学等深度融合，统一话语体系、规范研究方法、完善评价标准，培养复合型研究人才，提升对复杂经贸问题的破解能力。再次，应当契合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强化理论分析与质性研究的引领作用，合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模拟实验等新技术，构建多元融合的方法论体系，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动态性与系统性。最后，应当聚焦核心议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字贸易规则、绿色贸易转型、制度型开放、“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依绍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我们面临着新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过去几十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借鉴、引入、参照西方理论范式、学术模型和评价体系，在学科起步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发展背景、市场环境、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人文历史特征存在不相适应之处。尤其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诸多新特征、新现象和新形态，原有西方理论面临解释乏力或无法解释等问题。为此，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使命和责任。
商贸流通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之一，其理论根基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将社会再生产过程划分为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流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一方面将消费者需求信息传递给生产部门，由其组织资源设计生产各类产品；另一方面将商品信息传递到消费端，通过流通终端销售给消费者，满足消费需求，从而推动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在技术进步推动下，传统流通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流通企业引领并激发居民消费成为新的发展方向，而实现商品、服务、资源和要素高效顺畅流通的载体是统一的市场体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研究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商贸流通学科重点拓展了两大新兴研究方向：一是新时代居民消费与新消费业态研究，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形成 “商贸流通+现代消费+统一大市场” 三位一体的特色研究体系。这三个方向扎根中国大国经济实践、紧扣国家顶层战略，将成为打造自主知识体系、破除西方理论依附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第一，以现代商贸流通为基础，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根基。商贸流通是国民经济循环的血脉和枢纽，是基础性且贴近实体经济的主干学科，也是我国市场化起步最早、本土特征最鲜明的领域之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社会背景下，商贸流通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应地，学界也呈现百花齐放局面，主要表现为：对流通业作用与地位的考察更加全面和量化，对产业运行安全、传统业态转型、新业态创新、农产品流通等方面提出新的观点。尤其在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流通公益性与流通公共产品成为新的关注点；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流通问题的研究兴趣不断上升，尤其是中国学者、华裔学者乃至在海外求学的研究生，对流通领域的“中国现象”“中国特色”研究做出诸多努力，推动中国流通新业态成为国际同行关注点之一。为此，在学科建设中，要坚持摒弃照搬范式，立足本土场景，重点围绕中国式现代流通体系构建、流通效率变革、供应链安全稳定、城乡双向流通畅通等核心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坚持从中国流通实践中总结流通规律、构建中国特色流通理论、形成独有的流通话语，筑牢学科自主知识建构的底层根基。
第二，以消费提质扩容研究为核心增量，打造自主知识体系的特色亮点。消费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我国人口规模庞大，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需求差异较大，尤其在数智化时代，一、二线城市与下沉市场之间消费需求不均衡。立足这一基本国情与市场特征，将消费提质扩容的研究作为核心增量，围绕消费场景创新、数字消费变革、多层次民生消费需求等领域，着力构建契合中国发展实际、具备本土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性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聚焦城乡、区域、群体的消费差异化特征，深入分析需求分层、供给适配、流通衔接中的现实问题，总结提炼适配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紧扣数字经济赋能消费主题，以线上线下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提升等为主题开展研究。努力将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消费结构迭代的本土逻辑、区域消费协同发展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形成学科亮点。
第三，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研究为牵引，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原创高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方案。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重点难点方向，从微观流通需要、消费需求到市场制度建构，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市场治理模式与运行规则，开展体系化、原创化研究，总结典型经验，将实践探索提炼为系统理论，丰富和完善市场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形成这一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高地。
刘 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服务经济与互联网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立足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服务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一论断要求中国服务经济理论在主体性、原创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中展开。服务经济既是观察当代中国经济结构性变迁的核心领域，也是检验中国经济学理论解释力的试金石：主导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叙事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规律、鲍莫尔成本病、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制造业服务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大解构”等理论大多建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在解释中国服务业实践时往往“水土不服”。建构中国服务经济理论的关键，在于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回应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时代问题中发现典型事实、凝练标识性概念和范畴。
一、坚持问题导向
理论创新能否取得突破，首先取决于能否准确把握真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其服务业实践呈现出与西方典型路径明显不同的图景，构成了中国服务经济理论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问题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既源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本身提出的现实课题，也有赖于发展所创造的思想条件与实践条件，唯有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理论才能得到证实或证伪。一方面，西方服务经济理论虽勾勒了现代产业结构变迁的总趋势，却带有鲜明的“地方性知识”色彩。它们或将服务业视为劳动生产率停滞的部门，或把服务化等同于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或将价值链高端化归结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功能分工(Gereffi等，2005)。另一方面，中国服务业既未出现过早去工业化（Rodrik,2016），也难以用单一的鲍莫尔成本病叙事加以解释。把西方理论当作普遍真理照搬，必然产生系统性错配。唯有立足中国服务经济的真实经验，对西方理论谱系既不盲目移植，又不简单否定，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展开自主建构，才能形成具有解释力的中国服务经济理论。
二、发现典型事实
理论创新能否体现问题导向，关键在于能否发现并阐释典型事实。“十四五”期间服务业总规模接连突破60万亿元、70万亿元、80万亿元，实现历史性的“三连跳”，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57.7%。这一规模与速度的双重跃升本身，就构成对古典工业化模型与发达国家服务化路径的双重挑战，是中国服务经济的根本性典型事实。与之相伴，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事实有待系统阐释：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稳定在25%左右、服务业份额持续上升，形成了区别于制造业空心化的“制造业稳定的服务化”路径；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服务的不可存储性、不可贸易性与生产消费同时性，从根本上动摇了服务业作为“停滞部门”的理论前提（江小涓，2023）；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叠加服务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的开放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就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与就业占比普遍达到“双七十”的一般经验而言，中国虽有差距，但其升级路径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前提下推动服务业扩大供给与内部结构高端化。海量消费数据与大规模生产端数据所构成的“双重数据富矿”，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独特支撑。与之呼应，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连续多年实现顺差，网文、网剧、网游等数字服务出海渐成规模，中国正由全球价值链的被动嵌入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变。2026年全国服务业大会的召开及《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的出台，更将上述实践提升为系统的政策框架。发现并阐释这些典型事实，既要从实践发展史上讲清其历史必然性，也要从国际比较中概括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凝练概念和范畴
构建学术体系不能停留在发现和描述典型事实上，还需深入凝练，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所必需的概念和范畴。要在批判性运用西方既有术语的同时，注重从中国服务经济的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中提炼标识性范畴，如“两业融合”“中国服务品牌”“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数智化”“服务型制造”“服务零售”等。这些范畴既具有鲜明的中国主体性，又具有可供国际比较的普适价值。例如，“两业融合”超越了西方服务化理论“产品+服务”的单向逻辑，揭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贯通、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的中国机制；“中国服务品牌”则整合了质量、品牌、标准与话语权等多重维度，超越了以国别出口为口径的传统统计框架。这实质上是一场服务经济领域的术语革命：对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注意借鉴，对其中带有特定制度属性的内容则不照抄照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核心范畴、理论体系、方法论、学科建制与学术话语权五个维度的自主建构，培育服务经济学中国学派，使中国服务经济理论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同时，逐步成为从民族走向世界、贡献人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中国理论。
李 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关键一环。立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波澜壮阔的城市发展实践，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城市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服务国家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当前我国城镇化的阶段特点出发，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系统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等关键性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构建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
城市是文明三要素之一，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核心标志（夏鼐，1985）。我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最连续的城市文明史，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然而，现代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首先在西方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初古典区位理论奠定空间分析基础，到20世纪中期吸纳土地竞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构建核心分析框架，再到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城市形成机制，其理论发展为空间经济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孙久文、原倩，2015）。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西方城市经济学理论根植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发展阶段与文化土壤，其“理性经济人”“政府守夜人”“完全竞争市场”等核心假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发展逻辑存在本质差异。直接套用西方城市经济学理论，不仅难以有效解释我国土地公有制下的城市开发模式、政府主导的新城新区建设、城中村改造等独特路径，还会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制约学科独立话语体系的形成，难以形成具备解释力、引领力和实践指导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彻底跳出“用西方理论和假说裁剪中国问题”的惯性思维。例如，西方城市化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初期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规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理论框架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基于“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构建的经典模型，在其指导下很容易出现“过度城市化”与“城市病”困局，并且该理论过度强调经济收益差异和就业机会对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系统性地忽视了制度供给、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多维因素对城市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再以在国内城市经济学界被广泛引用的“诺瑟姆曲线”为例，我们有必要对其学术渊源和理论价值进行更为审慎的认识。事实上，诺瑟姆在其著作《城市地理》中对该S形曲线的介绍仅一页篇幅，既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推导和逻辑论证，也没有提供系统的实证分析和数据支撑。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诺瑟姆曲线”并非经过严谨学术检验的成熟理论，也不是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通用术语，整体来看更偏向一种经验性的描述或假说。
构建中国特色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在于打造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系统总结提炼我国城市发展的独特经验和理论创新，推动本土理论成果走向世界学术前沿，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历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奇迹。中国有330多个地级行政区、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积累了海量且独一无二的城市发展实践样本。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城乡融合发展思维，超越了西方理论中片面强调经济个体的局限。另一方面，基于城市和区域比较优势，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自东向西、从高收入后工业化经济到低收入农业经济形态的连续谱。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城市政府是有为政府，新的政策工具和发展模式在中国城市中不断涌现，都亟须系统的理论加以总结阐释。我们应当牢牢把握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城市更新行动、超大城市治理、住房制度改革、土地开发模式等重大现实议题，系统梳理和提炼符合中国制度特征和发展阶段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与分析逻辑，使学科框架真正适配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运行规律。
构建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同步推进研究范式、方法论与学术话语的系统性革新。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对现有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的守正创新。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真问题作为研究出发点，摒弃“重模型、轻现实”“重引进、轻原创”“重发表、轻应用”的不良倾向，推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深度融合，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中国特色研究范式。当前不少研究陷入“唯模型论”误区，过度追求数学形式的精致化，却忽视了对中国城市发展本质规律的探索，这种倾向必须在根源上得到纠正。另一方面，必须深刻把握城市经济学的交叉融合特征，加快推动经济学、地理学、公共管理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的深度融合与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超越西方城市经济学的单一学科范式。要坚持从基层一线获取第一手资料，以扎实的调查研究支撑城市经济研究的科学性，从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中提炼真问题、总结新经验，为破解复杂城市治理难题提供学理支撑，加快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宋 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旅游与休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旅游学作为兼具科学性、实践性与文化性的交叉型应用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关系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以及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理论表达与国际传播，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构建背景
知识体系是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对各类经验、事实与规律进行抽象后形成的结构化知识，其核心在于知识间逻辑关系的建立、理论框架的形成以及现实解释能力的提升。自主知识体系强调知识生产主体基于自身实践经验、文化传统与现实问题，形成具有独立解释能力、理论创新能力与持续生产能力的知识结构，是知识体系走向独立与成熟的标志。
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其核心特征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旅游；将旅游发展融入国家战略；根据发展阶段调整旅游产业定位；将渐进式改革与有管理的开放相结合；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重视区域间均衡、互补和协同；实现国内国际旅游双循环；等等。中国旅游发展所形成的实践经验，是西方旅游学无法完全、准确解释的。
一方面，中国旅游发展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价值导向和内在逻辑。例如，强调“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发展乡村旅游以促进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发展红色旅游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旅游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旅游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等。另一方面，即便是中西方旅游发展中存在类似现象或概念，其内涵、机制和效果等也明显不同。例如，尽管西方国家有“为了所有人的旅游”（tourism for all）和“福利旅游”（welfare tourism）的提法，但主要针对残障人士或少数弱势群体，并不具有全民普遍性。在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旅游更具主体性、整体性和根本性。又如，在西方语境中，“民族旅游”（ethnic tourism）概念一定程度上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带有文化猎奇色彩；而在中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具有更加深远的文化内涵、战略意义和社会价值。
与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相比，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理论依附、概念移植与方法套用等问题。不少研究停留于对国外理论的本土化验证，缺乏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理论的能力；部分研究注重经验描述而缺乏机制分析，导致解释力不足；一些研究简单复制政策话语，缺乏深层学理分析和理论体系凝练。因此，亟须从价值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系统建构，实现从“在中国研究旅游”到“中国旅游学”的跨越。
二、构建路径
推进中国旅游学建设，形成可解释中国现实、体现中国价值并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知识体系，需关注如下五个问题。
一是基于中国实践提出研究命题。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源于自主问题意识。中国旅游发展的逻辑与西方存在明显差异：西方现代旅游主要建立在工业化社会和消费主义文化基础之上，而中国旅游发展则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具有自身鲜明特征。为此，需基于中国发展实践与独特制度环境提出研究命题，并采用规范方法将实践问题提炼为理论命题。
二是基于中国经验提炼标识性概念。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自主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与成熟度，其中标识性概念尤为重要。理想的标识性概念应满足对象边界清晰、反映本质属性、词汇选择恰当、谓述关系明确等要求。近年来，中国旅游形成了文旅融合、主客共享、普惠旅游等概念，但仍处于经验描述层面。未来，亟须将其升华为具有稳定边界与理论解释力的学术概念，并将分散概念聚合为系统化的知识架构，形成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
三是基于中国情境探索方法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决定了知识体系的可靠性。西方旅游学通常采用的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消费行为模型与计量分析等固然有其通用性，但中国旅游发展兼具情境性和高度“嵌入性”特征，即旅游深度嵌入国家制度、地方治理、伦理关系、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之中。因此，中国旅游学要形成“情境主义”方法论与“田野导向”研究传统，并积极采纳数字技术与数据科学方法。
四是建立旅游学自主理论框架。理论是知识体系的核心。长期以来，中国旅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现象描述、轻理论建构”的问题，大量研究停留于经验总结与对策建议层面，理论提炼相对不足。推进旅游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关键在于从中国旅游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明确边界条件、可操作、可检验的中层理论模型，建立一套具有内在关联、逻辑自洽且可检验、可对话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五是构建持续的知识生产机制。要保持知识生产的可持续性，就需要有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和制度支持体系。中国旅游学要建立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应持之以恒推进学科建设、教材体系建设和完善学术评价机制，加强人才培养。
汪红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回答“中国之问”。所谓“中国之问”，集中表现为：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什么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在超大规模人口、区域差异显著、发展阶段复杂并存的条件下，持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些问题难以由以资本主义经济体为主要经验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既不是市场自发扩张的简单结果，也不是传统计划体制的延续，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机制。
从理论形态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原创性经济理论，构成了回答“中国之问”的重要范畴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揭示了结构性矛盾突出背景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政策逻辑；高质量发展，标志着中国经济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构了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增强内生动力和战略主动的运行逻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向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要求；新质生产力，则从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的高度，概括了新时代生产力跃迁的基本方向。这些理论不是外生移植的概念，而是中国经济实践内生生成的知识成果。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还要回答“世界之问”。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治理赤字、气候风险、技术垄断与地缘政治冲突相互交织，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发展差异、制度多样性和全球治理失衡方面面临明显局限。“世界之问”的实质是，人类现代化是否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走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全球治理能否超越零和博弈而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基本特征，为世界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和知识资源。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封闭的民族化叙事，而是面向世界的理论创造。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在开放发展、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领域的理论扩展。其核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单向输出或地缘扩张，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探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与发展能力建设的国际公共品供给机制。这为全球南方国家摆脱单一现代化模式依赖、提升发展自主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答“人民之问”。经济学不应被简化为效率最大化或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技术学科，而应回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社会关系的整体分析之中。中国经济学的人民性，集中体现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同富裕理论正是在这一逻辑中展开：它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实现效率与公平动态统一的制度安排。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就业优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均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
回答“时代之问”，则要求中国经济学具备持续创新能力。时代之问表现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重塑生产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绿色转型如何改变增长模式，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过程、市场结构和分配关系。中国经济学不能停留在对既有经验的静态总结上，而应将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绿色发展、金融安全、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形成能够解释结构转型、制度变迁和技术革命互动关系的理论体系。
智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沿。与数字经济相比，智能经济不仅表现为数据要素的广泛应用，更体现为算法、大模型、智能制造和人机协同对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知识生产机制的深度重构。传统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线性分析和一般均衡框架，对平台垄断、算法治理、数据产权、智能劳动替代和人机协同生产关系等问题解释不足。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快速迭代的数字基础设施，有条件在数据产权政治经济学、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平台治理、智能金融监管和智能制造组织理论等领域形成原创性成果。智能经济学不仅是新兴交叉方向，也是中国经济学实现范式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最终指向“中国学派”的建构。中国经济学实现范式创新，并不是对既有经济学知识的简单替代，而是在世界经济学知识谱系中形成具有主体性、解释力和开放性的中国贡献。其理论来源在中国实践，其价值立场在人民中心，其方法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文明根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时代前沿在新质生产力和智能经济。同时，应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在计量方法、行为研究和发展理论方面的有效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避免以外来范式裁剪中国实践。
李雪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经智库》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期间进一步将这一命题深化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这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部署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创新、学科体系重构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形成了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新格局。
然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经济学研究“过度模型化”的倾向也引起学界的深切忧虑。陆蓉和邓鸣茂（2017）较早系统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内在机理。2020年，《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等期刊相继发布破除“唯定量倾向”的声明。2025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多篇系统反思文章，陆铭（2026）的讨论更是引发学界热议。“过度模型化”的本质是模糊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方法替代了思想，工具凌驾于问题之上。
早在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者便开始对数学的适用边界保持清醒认识。马歇尔、凯恩斯、哈耶克都告诫学界，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简化为数学函数关系。科斯更是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称为“黑板经济学”。进入21世纪，西方学界的批判更加系统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学界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提出质疑，Romer（2015）提出“数学滥用”的概念。与之相对应，国内学者的批判具有更加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西方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模型在经济学内部的适用性问题，而中国学者更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在模仿西方范式过程中出现的“重技术、轻思想”“重形式、轻内容”“重国外、轻国内”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这种结构性失衡不仅会导致中国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陷入“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更会使得中国学者错失基于本土经验提出原创性理论的宝贵机遇。正如林毅夫（2022）所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屡屡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理论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差异。
批判“过度模型化”的最终目的不是否定数学工具的价值，而是要改变思想和工具本末倒置的倾向，让经济学研究从“模型驱动”转向“问题驱动”，从“技术导向”转向“思想导向”，从“国际化接轨”转向“本土化创新”（李志军、尚增健，2020）。面对经济学研究中“过度模型化”的积弊，作为学术成果传播与学术评价的核心枢纽，学术期刊肩负着不可替代的纠偏与引领职责。这一定位要求期刊不能仅仅被动地“筛选稿件”，而应当主动成为学术范式的塑造者和学术方向的引领者。
首先，应通过选题策划推动学术研究回归“问题导向”。学术期刊自身必须明确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工具性”的定位，厘清数学模型使用的合理边界。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学科，问题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数学方法只是经济学进行逻辑推演、数据挖掘与处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经济理论本身（蒙莱汉姆·罗森，2006）。经济学往往是先形成对某类经济现象较全面的认识并有初步结论后才进行模型化（陈孝兵，2007），其目的在于提高逻辑的严密性与精确性，强化理论的可重复性。这意味着在模型化之前，一个可用语言表述的理论框架已经大致形成，模型并非完全必要。但无论是否使用模型，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解决现实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为模型而模型”倾向，恰恰颠倒了这一逻辑顺序。学术期刊应立足“真问题”发现者的功能定位，通过选题策划，引导学者研究“真问题”，推动经济学研究从“模型驱动”转向“问题驱动”。
其次，应倡导多元化的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有机融合。陆铭（2026）特别呼吁充分发挥调查研究、案例研究的优势。调查研究、案例研究、历史研究等质性方法虽然难以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表达，但却能够深入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文化传统和行为逻辑，而这些恰恰是数学模型最容易忽略的维度。学术期刊应为质性研究方法开辟更多的空间，通过界定不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要求，推动学者根据研究实际需求，实现研究范式的有机融合。
最后，应推动学术评价自主体系的同步构建。正如劳森所指出的，当前经济学界存在一种固化的“路径锁定”：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严谨或科学的研究本质上必须是数学化的；经济学界似乎完全由经济建模者构成，他们出于防御心态排斥其他研究范式。这一状况在中国经济学界同样存在。近年来，不少经济学期刊已提出质性研究的倡议，但其实施效果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努力。这就要求：一方面，在全社会切实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奖项”的顽瘴痼疾，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与学科内在规律的学术评价标准，真正发挥好评价体系“指挥棒”的正向引导作用，鼓励作者投身“真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鼓励期刊敢于打破既有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推动中国学者“敢于提出标识性概念，敢于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敢于在国际学界展开平等对话”，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学术期刊必须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意识，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打破“模型至上”的路径依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多元范式的融合发展，引导经济学研究真正扎根中国土壤，回应时代呼唤，支持中国学者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征程中，走出一条既立足本土又面向世界、既方法严谨又思想丰盈的学术新路。
闫冰倩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 Review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赋予经济理论界的重大使命。在这一进程中，英文学术期刊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它既是对外展示中国经济学原创性研究成果的窗口，也是推动中国学术话语走向世界的媒介。多年以来，英文学术期刊在服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也积累了有益经验，同时也要看到，距离真正形成与国际学术话语的实质性对话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一、英文学术期刊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三重功能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英文学术期刊至少承担着三重功能：学术议程的设置与引领功能、原创成果的筛选与国际发布功能、知识生产主体的凝聚与培养功能。这三重功能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期刊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支撑体系。
学术议程的设置与引领功能，是指英文期刊通过选题策划和专栏组织，引导学界将研究资源配置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而非简单追随国际学界的流行议题。原创成果的筛选与国际发布功能，则是通过严格的同行评议，把那些真正基于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具有原创性贡献的研究成果筛选出来，并以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呈现给世界。知识生产主体的凝聚与培养功能，在于英文刊通过编委会建设、审稿人网络和作者群体培育，将分散的研究力量凝聚起来，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学术共同体。
二、英文学术期刊的探索与不足
近年来，中国英文学术期刊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服务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一是组建国际化编委团队。不少英文期刊引进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外学者担任编委或执行编委，提升了期刊的国际声誉和选题质量。二是与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的合作。通过加入国际出版平台，实施开放获取（Open Access）出版，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即时传播和免费获取。三是数据库收录的突破。一批英文经济学期刊陆续被国际主流数据库收录，国际能见度和引用水平稳步提升。四是专题化办刊的实践。围绕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命题，组织刊发了一系列专题文章，推动了对中国原创性概念的理论化和学理化阐释。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英文学术期刊在服务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仍存在不足。在议程设置上，部分英文刊的选题方向仍在一定程度上跟随国际学界的既有议题，对中国本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主动引领还不够有力。在方法论上，量化研究占据主导地位，那些对制度特征、历史脉络进行深入思辨的质性研究，在英文平台上的发表空间相对有限。在传播效果上，虽然文章的国际下载量和引用率在提高，但能否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学术对话、影响国际学界的议题走向，仍需长期努力。
三、英文学术期刊进一步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国际传播的重点方向
面向未来，英文学术期刊需要守正创新，以更高标准服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
第一，增强议程设置能力，主动引领学术方向。英文学术期刊应当更加自觉地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转化为具有国际学术对话价值的议题。要敢于提出标识性概念，善于发现那些基于中国经验又能与既有理论形成有效对话的研究选题。专题策划应成为英文期刊的核心能力，通过主动组稿、定向约稿，将分散的研究力量汇聚到关键议题上，推动形成学术合力。
第二，扩大学术话语的包容性，推动方法论多元化。方法服务于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不能用单一的方法论框定知识生产的方式。英文学术期刊在保持量化研究优势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吸纳高质量的理论分析、制度分析、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类稿件，鼓励运用多元方法，从不同维度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更完整地呈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图景，也有利于在国际学界展现中国学术的多元气象。
第三，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提升实质性对话能力。数据库收录和国际平台出版是重要基础，但不能止步于此。英文学术期刊还需要在促进实质性学术对话上下功夫。例如，鼓励刊发中外学者围绕同一议题的商榷与回应类文章，让不同学术传统和理论视角形成真正碰撞；在国际学术会议等场合主动推介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借助新媒体平台，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学术成果转化为便于国际传播的内容形态。
第四，夯实人才基础，建设高水平学术共同体。英文刊的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要靠高水平的编委队伍、审稿人群体和作者群体。要更加注重吸纳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中青年学者进入编委会，发挥他们在学科前沿和国际交流中的独特优势。通过开辟青年学者支持通道、组织学术工作坊等方式，发现和培养一批能够用国际通行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的青年人才，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蓄积力量。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推动其走向世界，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事业。英文学术期刊应当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守正创新、善作善成，努力成为国际学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不可或缺的学术窗口，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繁荣发展和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