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敏杰：新常态下的中国潜在增长率——政策共识与理论分歧

国家/地区	新加坡	香港 地区	台湾 地区	韩国	泰国	马耳他	阿曼	印度 尼西亚	博茨 瓦纳	马来 西亚	中国
起始时间	1961	1962	1962	1963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1	1977
结束时间	1997	1988	1994	2002	1995	1992	1992	1996	2000	1997	（2009）
持续年数	37	27	33	40	31	27	26	29	32	27	33
平均值	8.635	8.626	9.030	7.998	7.894	7.522	15.162	7.017	11.466	7.604	9.785
标准差	3.769	4.812	3.063	3.762	2.634	4.671	19.944	2.082	7.180	3.059	2.775
变异系数	0.436	0.558	0.339	0.470	0.334	0.621	1.315	0.297	0.626	0.402	0.278

三、理论界分歧：周期性下滑与趋势性减速

相对于政策界共识而言，经济理论界对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分歧，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弥合的迹象。一类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只是由于全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原因所导致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速是可以延续的。这类观点认为政府应当采用刺激性宏观调控政策，使经济增速回复到2008年以前8%以上增速的旧“常态”。与此相对的另一类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是由自身发展阶段造成的，是长期性（趋势性）减速而非周期性下滑。这种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导致许多重要的宏观经济参数（尤其是潜在产出）和调控工具都发生了实质变化。这就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发生调整，适应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如果使用旧的宏观参数进行调控，必然会出现灾难性后果。

（一）“周期性下滑” 论的观点、逻辑与政策

（1）“国际环境论”

作为“周期性下滑”的首席代表，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认为各国赶超期的增长速度是由其与世界领先经济体的距离所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或1977年的韩国。这四个国家或地区在此之后都维持了二十年8%-9%之间的增长，中国也有希望做到这一点，8%的增速至少可以“再持续20年”。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下滑来自外因，因为其他经济体周期性下滑更严重。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巴西和亚洲高收入的经济体例如韩国，都经历了比中国严重的增速下滑。“我们无法用内因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因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和一些高收入国家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类似或幅度更大的下滑。”[i]由于国内基本面没有大变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依然是靠投资，投资可以集中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16] 2014年9月林毅夫正式将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7-7.5%，但是强调下调的原因并非“结构性”的。林毅夫认为“经济增速下调主要是国际大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中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从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的后发优势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8%的增长的潜力。^[17]

2. 动力转换论。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2014）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8%的支持者。“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的20%，种种历史数据表明，仍然有接近8%的增长潜力。即便延续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也能够保持在8%的水平。”李稻葵认为来自于增长动力换挡和反腐败的收缩作用，导致中国当前增速低于潜在产出。“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新旧增长点的交替时期。新增长点在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升级，传统的增长动力，包括出口以及房地产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乏力，因此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增长动力的断档期。李稻葵认为“对经济下滑不宜“袖手旁观”，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来防止增速过度下滑。抑制增速下行的三大政策方向是：（1）加快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2）出台预防性措施，化解局部地区因地方政府举债过高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放缓所带来的债务违约和地方财政重组风险。（3）促投资，保民生。经过这些努力，中国经济在2016年以后有可能恢复到接近8%的较高增长的局面。^[18]

3.“调控紧缩论”。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2014年提到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8.4%，导致最近几年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紧缩性调控措施。^[19]张军明确反对关于新常态的提法，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充分的证据能证明这种“新常态”的存在和持续性。过去35年来技术进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欧美国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能够达到10%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的保证是对当前宏观经济瓶颈的体制改革。中国当前遇到的问题，与过去35年来遇到的问题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每一次的挑战和问题的爆发，最后都可能带来政策和制度的巨大变革，并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两年经济增长持续低于8%，主要是因为宏观调控原因所致。国家对信贷执行了过于谨慎的政策，银行不敢投放信贷，固定资产投资下滑严重，正常年份是25%左右，今年至今只有16-17%。从潜在增长水平来看，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应该可以不低于8-8.5%。中国要改变金融的结构和配置方式，解决金融错配的问题。而解决金融和财政的体制性问题后，未来10-15年里这些改革红利会逐步释放。改革不是潜在增长率的源泉，而是潜在增长率向现实释放的源泉。从政策上看，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来揭开债务死结，增速将很容易的恢复到8%以上。^[20]

（二）“趋势性减速”的观点、逻辑与政策

（1）“减速节点论”

同样采用购买力评价数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兴格林（Barry Eichengreen）提出了不同观点。Eichengreen等（21）^[21] 采用1957来年以来的数据对Hausmann等（2005）和Rodrik（2005）的数据进行反向研究，分析了全球快速增长经济体中出现结构性减速的时间点。该文对增长的定义是整个期间经济增速超过3.5%，持续时间超过7年，减速的标志是下一个时期的GDP增速平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发生减速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较离散，但是开始放缓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为经过购买力平价的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价的16540美元，中位数为15085美元。增长减速后，年均增速将下降2.1-5.6个百分点。早期的增速越快，币值低估越多，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过低，老龄人口抚养率的持续升高，都增加了经济减速的风险。按照宾州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s 6.3提供的数据，中国在2007年达到2005年国际元8511美元，到2015年左右到达减速节点。艾肯格林等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在2015年左右大幅度减速的可能性是70%。伴随着宾州世界表数据的更新和中国经济增长在2007年后发生的减速，Eichengreen等（2013）^[22]重估了之前的减速窗口，发现减速依然会发生在之前所述的购买力平价的2005年美元不变价1.5万美元，但是增加了1.1万美元作为减速的新窗口，并认为较高的中等教育份额和出口部门的高科技份额有助于缓解增长减速。

摩根士丹利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庆等（2011）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7000美元极有可能就是减速的拐点。根据Maddison的数据，他们发现过去100年间约4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 达到了7000美元，其中又有31个在达到上述收入水平后出现了增速减缓的情况。日本人均GDP 1967年达7152美元，韩国1988年人均GDP达到7621美元，台湾的人均GDP1986年为7477美元，都成为上述三个经济体的减速窗口，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上述拐点。[ii]按照日韩增长趋势，王庆等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GDP增长将在6.0%-8.0%之间，可能会从过去十年10%的平均增幅下降2（如韩国）至4（如日本）个百分点。由于国内东中西部区域发展“雁行模式”的存在，“前车之鉴”造就的后发优势和学习效应的存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降幅将会小于日本和韩国。在基准情形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维持平均8%的年增长率，比此前十年下降略超2个百分点。^[23]

（2）“结构性减速论”

“结构性减速论”比“减速节点论”具有更强的微观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等人的对增速下滑和新增长阶段的研究更加充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等（2011）^[24]采用“国民经济总量数据”、“把每一个省份当做一个单独经济体”和“通过大宗消费品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三种方法，认为中国增速下台阶的“时间窗口”处在2015年，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增长率从10%下降到7%左右。增长率下台阶之后，服务业比重上升，消费比重上升，城市化扩展速度下降，城市化率趋于稳定。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1990年国际元），已经走出了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直面高等收入之墙。刘世锦（2014）^[25]进一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不同于以往阶段的特征，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经济脆弱性有所增加。未来十年投资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趋势性下滑，将导致中国经济由过去的10%左右的年均增速的高速增长阶段转而进入6%-8%的中速增长阶段。

更多文献实证分析了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袁富华^[26]认为1970 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减速主要是由于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导致，而生产率的减速是由于产业结构服务化这种系统性因素造成的。因此从工业化到服务业主导的过程，自然会对应长期增长中的“结构性减速”。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归结为六大结构性因素：人口结构转型，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收入分配调整，城市化率提高，资本效率递减，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27]从而证实了前文所说结构调整是增长减速原因的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28]认为，中国经济自2009年起出现的经济减速由四大因素引起，分别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要素供给能力下降，创新能力滞后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强。宏观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在2011-2015、2016-2020、2021-2030年三个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5.4%-6.3%。蔡昉、陆旸^[29]基于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动数据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模拟的结果显示，“十二五”（2011-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中国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分别将降低到7.2%和6.1%。沈坤荣、滕永乐^[30]认为制度红利的消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因素是导致增长减速的原因。白重恩、张琼^[31]发现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双重下降。在分析1978-2012年以来生产率地区差距及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对2008年以来生产效率下降源泉进行分解后，发现“后发优势”不断减弱、对外依存度的大幅度下降、投资率攀升且向建筑安全业倾斜、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参与率的不断降低，均是2008年以来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因素。2008年以来的大规模投资，虽然降低了危机对于宏观经济增速的总体冲击，但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也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加，也没有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长期趋势。

（3）“发展机制转换论”

针对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增长减速的论断，早在“中等收入陷阱”之时就早已经被学术界所关注。“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所提出，指的是许多经济体都能迅速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到达富裕阶段。^[32]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的发展机制与实现起飞的机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一个国际可以遵循最初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从低收入经济体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是却难以再依靠这些战略和机制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世界银行（2012）发现在1960年的101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到2008年成为高收入国家。^[33]

四、全球新常态：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

很多版本的“周期性下滑”论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原因是国际经济不乐观。国际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是判断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增速的重要基准。

（一）经济学家预测

早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很多资深经济学家，包括国际三大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都认为本轮经济危机的深度足以与1929-1933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其足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产生趋势性影响，而非简单的短期波动。

李扬认为新常态事实上是一个全球现象。^[28]2007年之前全球经济的旧常态就是“大稳定”。2007年初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 “新常态”有五大特征，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iii]；（2）“去杠杆”过程中出现“两难“；^[iv]（3）贸易保护主义加剧；（4）各国政策周期不同步；（5）全球治理出现真空。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认为全球经济停滞可能成为新常态。尽管金融修复措施基本上从4年前就开始实施，但美国的复苏仅仅是伴随着人口增长和生产率的正常增长而发生，其他工业国家的复苏情况更不理想。在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明显无法持续的泡沫、信贷标准的放松以及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只够推动低速的经济增长。短期利率受到下限为零的严格制约，因此实际利率可能难以降到足够低，以刺激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在此情况下，工资和物价水平或是下降或是低于预期，可能促使消费者和投资者延迟支出，令经济表现恶化。这还会将收入和财富从高支出的债务人向低支出的债权人转移。

袁富华（2012）对12个经济体长期增长率的研究证实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人均GDP明显的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在1970年代之前始终处在上升区间，但是在1970年代之后，经济增速明显快速下降。我们注意到，“国际环境论”所说几个经济体随后的快速增长都是发生在1970年左右。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Robert Gordon是美国经济增长悲观论的在重要支持者。Gordon（2012，2013，2014）^[34]~[36]研究发现，1891-2007年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2%，在2007年后的25到40年间增长将会大幅度下降。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将是每年1.3%，人均产出年均增长0.9%。占收入分配底层99%的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0.4%，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仅0.2%。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减少人均工作小时，包括战后婴儿潮一代退休和青年与黄金年龄人口退出劳动力；二是教育这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随着美国的高中和大学毕业率逐步萎缩而停留在一个高水平后难以提升；三是不平等不断上升，导致收入分配底层的99%实际收入增长的低于全国平均数整整0.5个百分点；四是各级政府的债务对GDP的比率的长期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几十年中宏观税负的上升和转移性支出的下降。从长期增长动力来看，创新放缓在四十年之前已经发生，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在1972年之前的80年比1972年以后的40年中每年快0.8个百分点。

（二）公众预期

相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公众的悲观预期更加严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春天在39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你们国家的孩子们是否将比父母们生活得更好？”只有33%的美国人相信孩子们能过得更好，而62%的人表示孩子们的生活将不如父辈。欧洲人更悲观。只有28%的德国人、17%的英国人、14%的意大利人和9%的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子女会过得比前几代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2%的中国人、59%的印度人和65%的尼日利亚人相信未来将更加繁荣。欧洲的悲观和不安感源于对未来的福利和退休金的判断，希腊和葡萄牙等地已经削减了工资和退休金，其他地区也在步其后尘。英国《金融时报》的研究显示，1985年出生的英国人生活水平没有好于比他们早生10年的人，这是100年来的头一回。[v]

（三）中国与世界：“搭便车”还是“送红利”？

认为中国经济下滑主要是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从认为“当国际经济复苏后中国的经济增速回重新回到8%以上“的观点，可能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过于简单。世界是相互影响的，中国本身就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是过去三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本身就是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也是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基本写照。这个问题远比想象的更加复杂，可以肯定的是，远不止中国经济下滑是受到国际经济单方向影响这么简单。在过去的30年和未来的30年，是“世界影响中国”，还是“中国影响世界”？这个问题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尽管各国都在积极参与“辩论”。

在金融危机后，辩论的第一个版本是“全球失衡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衡是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爆发前，贸易顺差国家主要来自石油国家、德国、日本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贸易逆差则产生于美国和部分发达国家。本质上讲，国际贸易全球失衡，顺差和逆差双方都有责任，国际借贷是双方你情我愿的共同行为，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但在2009年9月匹兹堡的G20峰会上，奥巴马首先指责中国只储蓄不消费，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中国则指责美国过度鼓励消费、储蓄不足，对高科技产品出口设限等，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这个辩论的最新版本是“搭便车”与“送红利”之辩。奥巴马2014年8月8日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专访时被问到：“在伊拉克问题上，人们总是看着奥巴马的言行，而中国是目前伊拉克最大的能源投资者，总统是否想对中国说：到了你（指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而不只搭便车（free rider）的时候了？”奥巴马回答说：“中国确实在“搭便车”，他们搭了30年的便车了，且一直没有什么问题。”他有时甚至会调侃说，“我们能像中国一点吗？没有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

中国则认为中国给世界贡献了巨大的红利，是现有国际体系的贡献者。中国是世界和平爱好者，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给世界带来巨大“红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达到30%。未来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5000亿美元，还有超过5亿人次出境旅游。美国民众利用中国借给美国的钱，享受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蒙古国大呼拉尔发表演讲时称“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38]

（四）如何看待国际环境的影响

如何看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近期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强调以下三点，第一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下降，尤其是相对于四小龙快速腾飞时期而言，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研究证实。Maddison（2005）^[39]证实了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几个阶段，1950-1973年间，全球经济增长率到达顶峰“黄金时代”：人均GDP年均增长2.92%，GDP年均增长4.90%。在此之前，人类发展速度的最高峰是1870-1913年，人均GDP和GDP年均增速为1.30%和2.11%。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随着新的信用机制引入和滞涨迅速扩张，全球经济增长步入“白银时代”，人均GDP增长率折半，从2.92%下降到1.41%%，GDP年均增速从4.90%下降到3.05%，下降到不足原来增速的2/3。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增速再度下滑，全球经济进入“青铜时代”，也就是全球经济危机前后的增长率。

我们注意到。国际环境论所说的几个经济体节点，即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1977年的韩国及其随后所取得的增长成绩，都是处在20世纪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长期来看，全球宏观经济增长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无法相比，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实际上，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就是在黄金和白银时代取得的，在全球经济增长进入“青铜时代”之时，中国不可能独自处在“黄金时代”。

第二，从经济周期来看，美国等国家的“无就业复苏”对于中下层收入者经济状况没有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对于中国产品的真实需求。2009年以来，随着数量宽松（QE）政策的大量采用，美国经济逐步步入复苏通道。但是复苏并没有持续，随后很快出现二次探底。这种以支撑资产价格为核心的政策，虽然有利于对冲由于资产价格快速下跌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损失，但是其却将大量的资金注入到金融部门，导致无就业复苏和低收入群体收入难以受益，而这些人恰恰是中国制造产品的真实需求者。所以，即使美国经济出现一定的复苏，但是资金沉淀在资本和金融部门，也难以保证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

第三，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不是谁简单受谁影响的问题。中国在受世界影响的同时，也在深刻的影响世界。在全球经济环境中，中国本身就是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本身就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和写照。本文认为，“国际环境论”对于全球经济形势判断过于乐观，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在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缺失，可能长期告别高速增长的时代，用中国会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而恢复8%以上的增速来判断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增长形势，很难靠得住。

（三）“周期性下滑”与“趋势性减速”：谁的预测更可靠？

关于“周期性下滑”与“趋势性减速”两种不同观点的可信性，我们很难直接判定，毕竟每一种分析都有其理论和数据基础。本部分对前述两种观点在分类的基础上加以总结。

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认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只是“周期性下滑”的论点主要来自高校。高校的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以现有知识的传授为主，追求理论化、实证分析要严密、对数据要求高，其分析往往理论基础较为扎实，不妨将其称为“象牙塔”观点。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来自于基本面、属于趋势性下滑的观点主要来自比高校更加接近政府的官办科研机构，属于“政研室”观点。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调研和形势政策分析，决策以经验分析为主，不追求理论的完美性，而是以解决特定问题，研究特定政策为目标。本文的判断是，与“周期性下滑“相比，“趋势性减速”与政府走的更近，对中国政府的决策特征和资源配置方式了解的也更加直接、更加深刻。所以二者分歧的核心是，在一个未知其深度的变化环境中，谁更了解当下的中国？春江水暖，谁才是更加先知的“鸭”？

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在两种观点的分析中，“周期性下滑”的理念性质更强，理论也更明确，但是相对而言实证和数据分析欠缺，大多处在以理论为基础来“猜”的程度，至少在“国际环境论”和“动力转换论”中还没有看到严谨的数据分析。毕竟各国经济增速尤其与本国历史的比较，也有本国与全球增速的比较。赞同“趋势性减速”的各种观点，数据分析较扎实，尤其是“减速节点论”和“结构性减速论”都具有较为详细的计量分析和统计测算，其却缺陷是缺乏体制机制研究，也几乎看不到太强的理论痕迹。